文 | 刘梦龙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一切新的变化却总难免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就比如刚刚上位的美国总统拜登,随着拜登的“众正盈朝”与“拨乱反正”,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心绪澎湃起来。马上,舆论上就掀起各种妖风,而曾被特朗普逼到无话可说的低调俱乐部,也重新开张了。
低调俱乐部是个历史名词。抗战初期,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顾祝同、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组织了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小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些人面对当时国民党不断溃败的局面,主张抗战必败,反对抗日的主张,寻求对日妥协,于是自称低调。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不少追随汪精卫日后沦为大汉奸,因此这个称号也变得臭名昭著。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涉及很广,包括了军政学思各界,但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虽然都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被日本人吓破胆了,不过还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权力的边缘人,如周佛海,梅世平等人,这些人与其说是忧国,不如说是担忧自己的位置,主要目的是试图主导妥协求和,拱汪精卫上位,借外力进入权力核心。
还有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顾祝同,朱绍良,这就带有找后路的成分了。当然,两种人之外,还有像高宗武这样的海归精英,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身负重名,自觉能治国安天下,其实文武两不通,国难当头,既喜欢自作聪明分一杯羹,又没有自知之明。如胡适虽然在后来放弃了对日本妥协的幻想,为抗战出了一些力,但其前期的不少言论主张仍然造成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