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饭统戴老板
Top Money | 博时基金:资管大时代下的新征程 | 饭统戴老板
作者:陈若焱
编辑:陈慧隽/戴老板
系列:Top Money-No.4
出品:远川研究所公募研究组
Top Money | 远川研究所专题 2020年是资管行业爆发的一年,也是资管机构和基金经理频繁“出圈”的一年,“买什么基金”终于跟“买什么楼盘”一样,成了普通人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这在中国资本市场漫长的历史上,应该也是第一次。 因此,远川研究所资管线的各个研究组今年将持续推出“Top Money”系列文章,为大家解读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公募和私募基金,并围绕历史、投研、风格、人才等角度,来展示顶级的机构,究竟是怎样做投资的。
博时基金总部位于深圳,是中国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管理规模位列行业的前十。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博时的发展历程远非一帆风顺,在过去的几年里,更是经历了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
2002年10月,博时旗下的第一只开放式股票基金——“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成立,这是国内基金业第一个把“价值”刻在基金名称里的开放式基金,也是一只从面世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基金。
在“博时价值增长”推出的2002年,正是A股历史上士气最为低落、人心最为涣散的熊市年份之一,股市并没能映射出9%的国内GDP增速,上证指数全年跌幅高达17.51%,市场上一片哀鸿遍野。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面对市场低谷博时选择逆势而动,大手笔买入汽车、钢铁等“五朵金花”,这是中国公募基金第一次通过长期的、系统的基本面研究,挖掘优质公司并集中火力大举抄底。
对公司质地的扎实研究,对价值投资的知行合一,最终让博时一战成名。
2003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持续起飞,汽车、钢铁、地产等重资产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五朵金花”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的经典,“博时价值增长”也就此成为2003年的公募基金冠军。
但对于年轻的博时乃至中国公募基金业来说,在探寻投资真谛的路上注定要经历层层淬炼。
2011年,上证综指全年下跌21.68%,在这个超级熊市之中,公募基金年度冠军再次花落博时。由夏春管理的博时价值增长混合基金净值全年下跌7.94%,成为年度抗跌冠军。但此后,博时就经历了一次阵痛。
顶级交易 | 谁靠茅台赚了100亿? | 饭统戴老板
2021-01-26
顶级交易 | 远川研究所专题 这是大钱奔涌的时代,也是水涨船高的时代,在全球范围的二级市场上,无数疯狂的财富故事正在接连上演。远川研究所今年将推出“顶级交易”系列文章,为大家复盘全球股市里获得“超级回报”的交易,展现它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故事。 本系列的第一篇我们献给了茅台——这个备受争议、极具中国特色的超级牛股,其上市20多年以来股价涨幅超过了400倍,如果计入分红,回报则更为丰厚。谁喝到了最醇厚的茅台?谁赚到了最惊人的回报?这是本篇文章将要展示的东西。
2020年11月21日,众星捧月的贵州茅台突然被小股东给告了。
一位微博ID为“茅台900真不算高”的股东,对茅台向仁怀捐赠2.6亿元修污水厂、向习水县捐赠5.46亿元修路的做法颇为不满,微博直接开怼“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并联合小股东一齐拿起法律武器保护权益,赢得了“苦大股东已久”的中小股东们的掌声。
作为A股名副其实的股王,无数利益攸关方围绕着2.6万亿的茅台市值在或明或暗地博弈着,每次博弈都能引起传播和热议。随着事情的愈演愈烈,著名的茅台投资者但斌也在12月发文,称“好公司的股权是稀缺资源,王冠上明珠一般的企业更如此,应该珍惜!”
在投资圈里提到茅台,首先会想起但斌。但事实上身上有茅台标签的并不只有他,冯柳、林园、段永平、李录、陈戈、张晖、董宝珍、张坤、刘彦春、王宗合...……这些投资圈耳熟能详的投资人都跟茅台有过交集。茅台背后,是一个群星荟萃的投资江湖。
那么,谁是茅台400倍之路上的最大赢家呢?
草莽:三大“草根”,逆势抄底
最早“有据可查地”向公众阐述茅台价值的,是三个草根出身的人。
零售之都的昨天和明天 | 饭统戴老板
危险的分工:从苹果陷阱,到特斯拉幻影 | 饭统戴老板
作者:刘芮/陈帅
编辑:董指导/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申万宏源电子首席分析师骆思远
刷屏整个2020年的特斯拉,在2021年初因为Model Y继续在中国媒体上刷屏。但在热闹中人们似乎忘记一个事实:特斯拉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核心研发团队。
这家曾被中国制造业工人和消费者拉出泥潭的公司,仍然把几乎所有的研发力量都布局在美国加州。比如连线杂志就曾报道过特斯拉在加州的“神秘二楼”——特斯拉以电池、传动、动力电子等先进制造技术全部孕育于此,催生了特斯拉最多每周50次的工艺改进[3]。
而在中国,特斯拉不仅没有独立研发团队,其网站上面向中国大陆招聘的1831个职位中,大多数都属于生产、交付、销售、客户支持等岗位,制造技术的研发岗位极少,软件和人工智能的更是几乎没有。换句话说,特斯拉的核心秘密,仍然在千里之外的加州。
以Model Y为例,这辆刷屏车之所以能顺利国产化,上海临港超级工厂里的工人不分昼夜的三班倒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还是特斯拉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
比如在去年12月,一家外媒就通过航拍捕捉到了临港工厂里一台长19.5米、高5.3米、篮球场大的巨型机器。这是特斯拉与意大利工业机械巨头意德拉(IDRA)联合研发的铝铸工艺压铸机。这台压铸机几个月前才刚刚抵达上海,在调试完成后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运行[1]。
这台机器名为GigaPress,重量高达410吨,相当于5架航天飞机之和。它可以将传统车架中的需要加工再组装70个零件,焊接1000至1500次的复杂生产过程,变成一次简单压铸加工,让焊接两小时变成压铸两分钟,同时也为Model Y省下了20%的成本[2]。
为了让这台压铸机能够有用武之地,特斯拉甚至还挖来了苹果合金专家查尔斯·柯伊曼研发相应的铝合金材料。苹果合金团队的成名作是MAC电脑的一体化铝合金机身,在同等密度下,材料强度比标准铝合金高60%。这意味着,即使别的厂商买到特斯拉的压铸机,也没有好材料来加工。
压铸机和铝合金只是特斯拉在制造技术方面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宣称要实现100%国产化的特斯拉,制造设备、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高精度传感器、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依旧由美国研发中心牢牢把握,给到中国的,依旧是组装厂、配件厂以及售后中心。
上一个产品在中国疯卖大卖,但在中国却几乎没有核心研发团队的企业是谁?没错,是苹果。
苹果每年销售的2亿部手机中90%以上都在中国生产,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最新的产品规划,设计图纸,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苹果总部中完成。苹果的心法一直都清晰地印在它家产品的背后: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加州设计,中国组装)。
而这种“中国只有供应链,没有创新研发的”产业分工,也就造成了一个关于中美制造业的特殊现象:论产业链体量、就业人数、,美国的企业在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产品终端,苹果的净利润相当于A股最大的12家苹果概念股利润之和的20倍。
远在大洋彼岸,库克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够让十几万中国的流水线工人连夜爬起,为苹果的万亿市值增砖添瓦。而每当他们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好一部最新的iPhone,库比蒂诺小镇苹果总部里库克的电脑上,不断跳跃着的数据就会被再一次刷新。
这背后既是一场渗透产业链的权力游戏,更是一场事关国家竞争力的危险分工。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制造能力到底是如何控制大洋彼岸的每一环节的?
追风筝的车:新能源搭台,国产化唱戏 | 饭统戴老板
作者:罗松松
纪录片:《谁杀死了电动车?》
信仰、教义和狂欢:蔚来卖的是车吗? | 饭统戴老板
作者:罗松松
编辑:黄主任/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去年11月22日,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在蔚来社区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在哈尔滨一家高档酒店的宴会厅里,一位东北大哥正站在舞台上唱歌,后边大屏幕上播着一部精心制作的MV,歌词里写道:斌哥啊,想你了,蔚来让你弄得挺好的;斌哥啊,开心吧,美股已经快到700亿了;斌哥啊,别走了,冰城相聚一次不容易啊。
坐在第一排的斌哥被感动得不行,拿着半杯白酒就走上了台,当着在场的一百多人的面二话没说,一饮而尽。
斌哥就是李斌,蔚来汽车创始人,2019年最惨的人,2020年最春风得意的人。去年年初,命悬一线的蔚来拿到了合肥政府70亿的救命钱,之后随着销量节节攀升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股价在12个月之内翻了20倍,速度之快,恐怕连SpaceX的火箭都撵不上。
很多人好奇,蔚来怎么就能死里逃生?李斌凭什么能逆天改命?为什么用户拥戴李斌像粉丝追星一样,每到一处都有人接风洗尘?蔚来是在搞营销还是搞传销?知乎上甚至有好事之徒提出了两个相当尖锐的问题:“蔚来是邪教吗?为什么粉丝这么疯狂”,“为什么蔚来的车主都好像被洗脑了?”
邪教当然不是,但用户对蔚来的忠诚度丝毫不亚于任何宗教。
去年12月,《汽车商业评论》杂志发布“年度汽车”的评选名单,并且开放公众投票,蔚来EC6当时虽然才交付了不到4000辆,但是却以1.3万票高居第二,远高于同一个战壕里的小鹏P7、理想ONE,甚至超过长城H6,五菱宏光MINIEV和国产Model 3等月销上万的爆款车型。
这纯属粉丝“用爱发电”,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EC6不过是ES6的轿跑版,称不上是一款全新车型,但这压根没有影响成千上万名用户冲进来为它“打榜”,评论区更是一边倒地吹捧蔚来,场面蔚为壮观,像极了饭圈。
其中一位网友写道:“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XX第一,蔚来第二。”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搞“群众路线”最成功的要数小米。雷军不止一次说过,所谓的用户思维没什么神秘的,本质上就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巧的是,雷布斯恰恰是蔚来的早期投资人之一,而且李斌在蔚来创立初期多次向雷军请教过粉丝运营之道。
群众路线究竟有何魔力?按理说,它只是一条政治纲领,和商业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但政治和商业从来都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世界,最精明的政客和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拥有相似的品质,他们都深谙人性,都有极强的个人魅力,都擅长调动大众的情绪。
小米爆米花盛典
在现实的商业世界,群众路线被转译成了用户思维,并且被一些公司发扬光大。当年的小米正是凭借这套方法论迅速崛起。而现在,成立只有6年多的蔚来也成为很多大型车企争相学习的对象,有些公司不仅点名要蔚来的员工,有的甚至在像素级抄袭蔚来的APP。
蔚来最大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传统的4P(产品、价格、推广和渠道)理论已经无法完全套用在蔚来身上,无论是互联网基因、中国版特斯拉、车界海底捞、小米衣钵的继承者,还是饭圈经济,都只是对它的片面解读甚至是误读,简单的“用户思维”四个字似乎也无法解释。
在争议和噪音背后,这家市值已经1000亿美金的公司到底是在卖什么?这是本篇文章试图解答的问题。
涌动2020 | 社区卖菜的隐喻和终局 | 饭统戴老板
涌动2020 | 远川研究所专题 如果一切顺利,东京奥运会和迪拜世博会应该为“20年代”勾勒一个美好的开端,但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但又注定会被铭记的2020年。在喧闹和嘈杂的表象下,有许多涌动的暗流正在被慢慢地催化,它们或许会在未来十年里,持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会用一系列的文章来复盘出现在2020年的那些暗流,去阐述它们未来会如何深刻地影响这个社会的运转规则,以及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个体。这个专题是远川研究所的年终作品,在春节前,我们大概会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奉献给读者。
2020年12月初,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语出惊人:“社区团购再干一两年,500平以上的超市基本没戏了。”
这句话让超市老板们听得胆战心惊。作为2020年最大的风口,社区团购的确对零售业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引发巨头纷纷“抄作业”的模式源于一家叫做“兴盛优选”的公司,简单说就是:发展小区周边的杂货店老板作为“团长”,通过微信群向居民卖货,次日到店里自提。
今年8月,拼多多静悄悄地成立“多多买菜”,把第一个战场选在了武汉。作为业界有名的“氪金玩家”,拼多多一入场就拿着2-3倍工资几乎挖空了兴盛优选在武汉的一个中心仓。黄铮在拼多多成立5周年的内部讲话里,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强调买菜业务的重要性。
除了拼多多,有线下地推能力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把社区团购列为最高优先级项目,甚至由创始人亲自带队,一盒鸡蛋0.99元的扶贫价也格外应景,以至于惊动人民日报亲自下场,相当直接地批评巨头抢夺菜贩子生意,警告他们“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
在保就业尤其重要的今天,“抢别人生意”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过翻开零售行业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每次创新,都意味着一整批人的就业被消灭。
以美国为例,最原始的零售业态是夫妻老婆店(mom-and-pop store),然后随着铁路设施的完善,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等新物种诞生,消灭了大批卖杂货的夫妻老婆店;到了战后,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汽车普及率提升,开在郊区的超级市场横空出世,又消灭了一整批百货公司。
零售创新的代表沃尔玛和Costco,便是踩着对手尸骸崛起的。比如曾经拥有2486家店的行业老大凯马特(Kmart)于2002年申请破产,导致超过10万人失业;而喜欢开在市中心的高档零售公司梅西百货(Macy's)近些年持续关店,在疫情中更是苦苦挣扎,徘徊于破产边缘。
即使在中国,零售行业也在改开后40多年里经历多次迭代,每一次创新背后都是激烈的产业链重构。比如昔日国美和苏宁凭借“连锁卖场”的模式降维打击百货公司的家电部门,但电子商务出现后,其又被京东等公司降维打击。在一些岗位被创造出来的同时,更多的岗位在被消灭。
中国的社会环境过去对创新是鼓励的,即使某些创新并非技术范畴,而只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人们也愿意给予宽容。但在经历几年的贸易摩擦和今年的疫情冲击后,社会大众在2020年突然重拾了对创新的审视,尤其是那些专注提升“效率”,却无法兼顾“公平”的创新。
因此,围绕社区团购的争议,会给“优先效率,还是优先公平”这个问题赋予新的答案吗?这是在2020年涌动的暗流之下,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小红书上的95后,正成为生活观的传道者 | 饭统戴老板
1978年12月,中美两国代表正在北京饭店进行恢复邦交的秘密谈判,而在同一层的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粮公司也在跟可口可乐进行着商业谈判。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一天后,可口可乐在美国正式宣布,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当时要在中国卖可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口可乐曾经给北京送了一个汽水厂,然后在旁边建了一个浓缩汁厂,但如果要把浓缩汁运到隔壁的汽水厂,得提前半年申请,再找各个部门盖上48个章。
1979年底,第一批可口可乐摆上了北京饭店、友谊商场的柜台,但只卖给外宾。直到1982年初,可口可乐才获得批准,可以在北京各大商场销售。当时可口可乐搞促销活动,买一瓶就送一个气球或一双筷子。在那个人们还有饥饿记忆的时代,甜甜的可乐具有极大吸引力,卖可乐的柜台前时常人潮涌动。
四十年间,从时髦到普及,从外资到国产,中国人对衣食住行品质的要求跟这个国家的开放进程一起飞速成长。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0%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28.2%。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明显提高,吃饱穿暖不再是难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生活本身。
2020年,甜甜的瓶装饮料越来越多,却都在一夜之间说自己是0糖0卡0脂。而且其中卖得最好的,还不是可口可乐这样早就推出过健怡可乐、零度可乐等无糖产品的老牌外国品牌,而是国产无糖饮料的新品牌元气森林。在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关于“无糖”的笔记超过100万篇,比2019年增加了145%,是年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无糖饮料的风行,是这一代中国人在温饱之外,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一个缩影。
几天前,罗振宇在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生活观。“过去我们总说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小红书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观,就是‘生活观’。”
过去,人们在表达对人生、世界和价值的态度时,形成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现在,人们产生了新的态度——“生活观”:在生存之上,要更好地生活。主动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不断地为生活赋予意义。
每一次记录、追随、尝试、分享都是主动探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这也是小红书这类生活方式社区生长、发展的原因。它们消除了物理空间的距离,让无数个拥有共同向往的人汇聚于此。“线上种草”-“线下拔草”是数字浪潮下追寻更好生活的一个最便捷、最触手可及的路径。
这一过程,不是模拟现实,而是增强现实。小红书的创始人瞿芳曾经提到,希望小红书里面的内容,足以触动用户,使得用户产生一个愿望,放下手机,回到真实生活。
而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不断造就新消费新品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商业世界潮水的方向。
起承转合:解码高瓴消费的千亿版图 | 饭统戴老板
作者:戴老板
编辑:储松竹/姚书恒
出品:远川研究所私募研究组
一位当代青年的消费日常,很可能已经绕不开高瓴。
每天醒来后,TA可能先刷会儿微信,再用滴滴打车上班,中午用美团叫外卖,下午吃一包良品铺子,晚上跟朋友去海底捞,吹两瓶雪花,喝几杯江小白,回家后用蓝月亮洗衣服,然后躺床上打开手机,用京东购购物,用贝壳看看房,用爱奇艺刷刷剧,最后在格力的暖风下睡去。
如果TA是一位紧跟潮流的Z世代,那生活中可能会跟高瓴有更多交集:比如TA可能排过喜茶的长队,用过怪兽的充电宝,玩过Burton的单板,淘过名创优品的小玩意儿……而如果她是位女生,则极可能用过完美日记的粉底液,买过MOODY的美瞳,逛过话梅的线下美妆店……
经过十几年的耕耘,高瓴已经打造出了一个拥有众多国民级消费品牌的Portfolio,横跨早期、VC/PE、二级、定增和并购。从客单价几十块的新式茶饮,到万亿GMV流水的电商平台,从数百万骑手的配送网络,到只有几家店的美妆品牌,高瓴在消费赛道上已经押注了近1000亿人民币。
但在消费领域的庞然存在和大开大阖,也仅是高瓴的一部分而已。在过去15年里,高瓴重点押注了消费、生物医药、互联网、企业服务等四个主要领域,而论规模它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在褪去了早期的神秘色彩后,近些年人们才得以窥见了高瓴特立独行的底色。
比如它不拘泥于阶段,不管公司多大都可能会投;它不计较价格,当年给京东拍出10亿美金估值现在已成经典桥段;它喜欢“中台赋能”,热衷于跟创业者一起改变企业的“生长空间和增长曲线”;在某些领域它甚至会直接躬身入局——同行们初期感到困惑,后来便是认同甚至模仿。
在“术”的层面逐渐清晰之后,人们也在试图理解高瓴的“道”,素材主要来自张磊的著作和演讲。在公开的上百万一手文字中,人们既可以找到“长期主义”和“价值投资”等基础概念,也能找到“守正用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等东方哲理,以及“Think big,Think long”这样的西式表达。
但问题在于,这些底层逻辑都太普适了,普适到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而相比之下高瓴又太成功了,成功到绝大多数人都要仰望。从浅显易懂,再到万人羡慕,这中间的推导和传递过程是什么?换句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些道理你懂,我懂,人人都懂,仅凭它们就能解释高瓴的成功吗?
一旦无法理解推导和传递过程,人们就免不了诉诸于怀疑和猜测。随着高瓴的super deal频繁地出现在媒体的头条之上,越来越多的人举着放大镜,试图寻找每笔交易中的那些博弈细节——是真的在创造价值吗?是真的在坚持长期吗?是真的在拿时间当朋友吗?
因此在创业15年之后,高瓴身上仍然围绕着一层迷雾。“无法定义”成了市场看待高瓴时的共识——这给足了诠释的余地,但也带来了臆想的空间,而恰好高瓴身上的诸多元素——规模的膨胀、业绩的震撼、对经营的深入、对研究的自信——为这种臆想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
如果把高瓴只当成一家传统投资公司,这些迷惑都可理解。但它身上的一切未知,恰巧都来自于它对“投资”这门生意的重新设计——高瓴在用自己的原则发掘企业的同时,也在用同样的原则审视自己,它在寻找护城河的同时,也在给自己打造护城河,它在改造企业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
本文将以高瓴在消费领域的千亿投资为主线,结合对消费团队成员的大量访谈,试图建立“答案”的全部推导过程。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大麻:美国大选里的最大赢家 | 饭统戴老板
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 | 饭统戴老板
作者:鲁舒天
编辑:黄主任/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传媒组
上海新经济:长跑选手的加速 | 饭统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过去几年,每每提起上海互联网,随之而来的大多数是批评、担忧的声音:没有巨头、不够创新、错过了阿里巴巴等;甚至有人祭出诛心论,认为上海失去互联网是因为崇尚打工文化和买办精神。但如今,这种论调已经站不住脚了。
从上海进博会,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阿里宣布三总部三中心落户上海,到在建的腾讯华东总部大厦;从“应届生落户评分”政策,到李佳琦、杨超越“落户”上海,上海拥抱互联网的姿态,越来越主动。上海也正被节节生长的互联网公司环绕。
以东方明珠为中心:浦东,有6亿人在用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新零售先锋“盒马”首发金桥店;浦西,有势头凶猛的电商新贵“拼多多”和“种草神器”小红书;南面,有AI独角兽商汤科技徐汇全球研发总部,直男喜爱的“途虎养车”;北面,有年轻人文化社区“小破站”哔哩哔哩、“新经济SaaS代表”微盟。
这一批批公司作为“上海在线新经济50强”,推动着上海数字化城市建设的大潮。而所谓新经济,不仅有互联网公司崛起演进,也有传统产业公司的互联网变革。比如上海交响乐团,率先在艺术界玩起了“触网”,不仅用直播平台为全国观众送来视听盛宴,还通过直播一边讲解音乐故事,一边把文创品带给大家。
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上海遭受了质疑;但在徐徐发展的新经济时代,上海正惊艳起舞。而上海的吸引力,从人口流动也可以看出。最近四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京津冀等5个城市群则持续流出。
上海不会失去互联网,而事实上,我国互联网初期的聚光灯也是照耀着上海。在随后的“野蛮生长时代”,上海并不出众,但这是一位长跑型选手。他高光、隐忍、积蓄、发力的故事,在岁月中不断演绎。
澳大利亚为什么总和中国过不去? | 饭统戴老板
澳大利亚华人欢度春节
作为一位中国通,陆克文大学时主修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在北京当过外交官。来中国前,陆克文接受凤凰卫视的阮次山采访,也不忘拍马屁说:“我太太和我特别喜欢北京,特别喜欢北京的气氛、北京的人民、北京的文化。”只不过马屁拍完,陆克文又来了一句:我还是百分之百的老外。
后来节目播出,身经百战的阮次山加了一段旁白:“他毕竟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很多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包括澳大利亚本身的利益或者价值观,所以我们也不能期待他所有的政策,都会跟着中国跑。”
12年过去了,中澳经济联系依然紧密,但澳大利亚政府却站在了反华前线。今年4月,澳大利亚迫不及待提出要对疫情源头做“独立调查”,7月又接连在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发难,11月又与日本达成一起对付中国的《互惠准入协定》。不久前,澳洲总理莫里森又因为一幅中国画师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发雷霆。
除了不遗余力地黑中国外,这几年澳大利亚还干了一系列损人不利己的迷惑行为:2018年8月,澳大利亚以安全为由禁用华为5G,导致其国内电信网络运营商成本急剧提高。2020年初,澳洲发起对华铝钢及A4纸的反倾销调查,引发中国报复,挑起双输的中澳贸易战……
摸着中国过河:越南改革开放简史 | 饭统戴老板
2019年7月,中美贸易战鏖战正酣,美国商务部竟然百忙之中腾出手来,对越南出口至美国的部分钢产品征收高达456%的关税。一个月后,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大帽子更是扣在了越南头上。手段似曾相识,原因如出一辙——美国对越南的贸易赤字也要兜不住了。
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盈余暴涨45.5%,电子设备方面尤其夸张,对美国的调制解调器出口同比增长780%,铅酸蓄电池的增长608%,助听器的增长311%,洗衣机增长256%,就连塑料百叶窗也增长了216%。
在这背后是全球产业链迁出中国的故事。贸易战之后,外商在中国的不安感迅速上升,供应链咨询公司Blacksmith International适时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Alternatives To Manufacturing in China,等于一本“逃离中国指南”,给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越南。
相比中日韩三国时冷时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国和越南的产业链更多是互补。而大陆流行文化在越南更是备受热捧。几年前,越南翻拍《还珠格格》,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反向输出了不少知名度。《快乐大本营》、《爸爸去哪儿》等综艺一经播出就被翻译为越南语。
《延禧攻略》上映时,越南版甚至比国内还快9集,以至于中国观众还在热议反派角色的命运走向时,南边先传来喜讯:尔晴已在越南被赐死。
除了李白杜甫、明清小说,越南人也讲究十二生肖,只不过猫代替了兔子。越南本土的“高台教”推崇三教五道,其中“五道”意为儒道(孔子)、伊道(穆罕默德)、圣道(耶稣)、仙道(老子)和佛道(释迦牟尼)。皈依高台教等于同时信了五种宗教,性价比极高。
高台教三圣:孙中山、维克托·雨果、阮秉谦(越南哲学家)
而在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治理上,越南对中国可谓像素级的亦步亦趋,几乎处处都是中国的影子。而随着富士康、立讯、歌尔等公司相继落户,加之越南正式加入RCEP,在一个以零关税为最终目标的自由贸易区中,产业转移俨然成为笼罩在中国制造业头顶的最大焦虑。
一个选择了正确发展路线的国家,一套经得起多次考验的治理思路,一群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骨子里吃苦耐劳的人民,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的缩影?
程维蝶变 | 饭统戴老板
程维接受新闻联播采访
2020年是多舛的庚子年,也是滴滴成立的第八年。虽然举办了诙谐的活动“滴滴吐槽会”,但程维最后的讲话却不戏谑:滴滴八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产业链上下带动一千八百万个就业机会,30万女性网约车司机,为1.5万名退役军人提供工作。程维用数字诠释滴滴的价值。
其实滴滴可以讲的还有很多,比如疫情期间滴滴的付出。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滴滴就组建了一支专门的“医护保障车队”,一个月内累计完成了超过20万单医护人员运输保障任务。[1]数据背后是无数滴滴司机可歌可泣奉献故事,平台资源和人力的倾注成就了这样的佳话。
程维以前对这些事没这么在意,2016年互联网大会是乌镇论道的巅峰。那时候程维和张一鸣、王兴高谈阔论的还都是创新、增长、国际化。彼时程维关注的重心还放在打造中国人领导全球最大一站式出行平台。当下的程维关心专注去做的,是安全、社会责任,当然也有业务增长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用程维自己的话讲:“滴滴和前几年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安全意识更强的,我们是坚持体验第一的,我们的组织是淬炼过的,无数煎熬痛苦锤炼了我们,这是滴滴最宝贵的财富。”程维经历了社会对滴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显然完成了一场蜕变。
爱奇艺靠什么涨价? | 饭统戴老板
作者:远川科技组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走得了的川普,回不去的世界 | 饭统戴老板
生于1874年的英国人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是一位正宗的后浪青年,属于在知乎上不靠瞎编就能火的那种。
30岁时,诺曼就已经走遍了欧洲和美国。他在果园摘过葡萄,在农场当过牛仔,挖过水渠,垦过荒田,干过邮差,探过矿山,后来成为《每日邮报》驻巴黎记者,并给好几家媒体写专栏。38岁那年,诺曼撰写了《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受到疯狂的追捧。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浓缩为一段话:由于全球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变得相互依存,战争行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即使对于胜利国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通过战争掠夺的有限战利品和领土,远远无法抵消商贸信用的毁灭。换句话说:全球化抑制了战争,助长了和平。
观点新颖,文笔优美,《大幻觉》一时洛阳纸贵,售出了近200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语言。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一本光彩夺目的书,怀着对文明人未来的最光明的承诺”。英国防务委员会主席埃舍尔勋爵看过这本书后也认为:“战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可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910年。四年后,萨拉热窝的两颗子弹把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碾压至粉碎。
不过,一战并没有让诺曼•安吉尔声名扫地,毕竟这场战争既证伪了他的观点,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因为一战直接造成了3000万人的伤亡,并间接引发1918年大流感,各参战国都损失惨重(美国除外),所以安吉尔讲的“即使对胜利者,战争也是得不偿失”,并不算错。
因此,诺曼•安吉尔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宣扬他的理论,并步入政坛参选议员,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争取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到了1930年,《大幻觉》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尔继续受到全球读者的追捧。1934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五年之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再次让他的理论陷入被打脸的尴尬窘境,“全球化阻止战争”这种观点被彻底证伪。
诺曼•安吉尔于1967年去世,但他当年犯的错误,现在仍然有人在犯。典型人物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经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他的观点跟诺曼·安吉尔有一些类似,核心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到拥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能够支撑麦当劳遍地开花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两个“麦当劳国家”通常都会通过全球化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连接,一起吃炸鸡喝可乐,怎么会对打仗感兴趣?
交易的那些事儿 | 饭统戴老板
《大时代》剧照:身披红马甲的方进新和叶天
作者:沈晖
出品:远川资管报道部
1970-1973年,恒指翻了10倍。
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吸引了近50万香港人投入其中。此时,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都视股市如金矿,交易所抢新股的人拥挤到政府出动消防员疏散,赚了钱的暴发户“拿钞票点烟”,“用白兰地漱口”。
70年代股市的狂热和乱象给予了编剧韦家辉灵感,在《大时代》的片头安排了一场跌宕起伏的世纪对赌:
在早期香港华人交易所,恶霸陈万贤自以为掌控了北极星与英国官司的“内幕消息”,积累了北极星大笔筹码,高位抛空。股坛奇才方进新,不看官司新闻,只信盘口,大举买入。消息远不如股市反应快。当价格出来时,方进新就知道他已经赢了,最后陈万贤输的侵家荡产。
韦家辉塑造的这一经典场景,基本刻画了股票交易所最初的画面,嘈杂的电话、攒动的人潮、错落有致的交易柜,以及玩转消息面和技术面的红马甲。
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交易大堂难以重现昔日盛景,偌大的场地,人数寥寥,再也见不到港剧里红马甲们的对决。如今在高效的证券交易体系下,似乎也并不需要红马甲机械重复的报单。
美国量化对冲基金巨头TwoSigma联合创始人DavidSiegel曾认为很多人的从事的工作并没有超高的价值:“他们从事着很常规的工作,而在这些工作上,计算机能做的更好。这就像内燃机取代了马匹以及ATM取代了很多银行柜员一样。”
红马甲的消失,只是科技对金融改变的一个小小缩影。历史的年轮匆匆碾过,爷爷穿着红马甲在内场柜台报单,爸爸坐在电脑前用鼠标交易,我在手机上触摸屏幕下单。不经意间,交易从一件琐事变成了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