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饭统戴老板

2020年3月13日，台湾地区股市大跳水

作者：陈若焱

编辑：储松竹

出品：远川资管报道部

2018年中美关系恶化引发A股巨震，主动权益类基金凄凄惨惨，此前已经连续血亏两年的任泽松，在公募行业混不下去了。

2018年6月25日，任泽松一口气卸任了包括中邮新兴产业在内8只基金的基金经理职务，对外给出的理由是“个人原因”，但真实原因业内心领神会。2015年股灾后，A股风格切换，一直青睐中小市值成长股投资的任泽松一败涂地，乐视网、尔康制药、宣亚国际等地雷股踩了个遍，旗下基金连年亏损，深陷信任危机。

这时候选择辞职，主动退出公募行业，或许是最体面的做法，也是对所有持有人的一个交代。不过，与连年亏损的投资者相比，频繁踩雷的任泽松被迫转战私募，但尚能全身而退，这代价并不算什么。

曾几何时，任泽松也是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出生于1984年的他，在担任基金经理的首个年度（2013年），即以80.38%的收益率斩获公募冠军。在此后的牛市中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管理的中邮新兴产业净值节节攀升，即使是2015年股灾爆发，依然获得106.41%的高收益。他甚至被媒体冠以“基金一哥”的称号，而这之前属于王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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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未来科技大会，陈明永发表演讲

作者：黄主任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1992年，陈明永从浙江大学毕业，去了四川成都一家电子管厂，干了十天，陈明永觉得没意思：“感觉跟书里写的索尼和本田不一样[4]。”

解放思想南下广东后，陈明永很快成为段永平的左膀右臂。1999年，段永平将步步高一分为三，改组成教育电子、视听电子和通讯科技三家毫无从属关系的独立公司，陈明永接过视听电子公司的帅位，即OPPO的前身，主打VCD\DVD和MP3。

段永平后来在博客里回忆，当年小霸王的广告语他也琢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包你三天会打字”到“为了将来打基础”，要保证简单、概括、记得住，只不过大多数人只记住了最后一句“小霸王其乐无穷”。

陈明永显然深谙其法，不然不会有日后的连小孩子都能脱口而出的“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当年OPPO做MP3，X9MP3一度被称为“国产MP3的里程碑之作”，但比MP3更出名的，无疑是当年那首广告曲。

在陈明永眼里，步步高是一家以诚信、本分为文化基因的公司，利他、多赢和长期主义一直是一种追求。“2008年，OPPO第一次做手机，第一批练兵机已经达到上市销售的水平，但我们按住不发，继续打磨提升半年多时间，创造了当时推出产品最慢的纪录。”

段永平对“本分”有过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其中“有借有还”就是“本分”，“再借不难”其实是“功利”。不再想着“再借不难”的时候，就真的“本分”了。

2004年，陈明永把“本分”确立为OPPO的核心价值观，他觉得初期的本分，指的是“该做什么”、“你该做的、有没有做”；之后的本分，指的是“被外界影响了”、“被利益驱动”。在公司内部，他经常问员工：别人朝你扔石头的时候，你要不要扔回去？

4年后，OPPO入局手机市场，在这个技术迭代极快的行业，十多年下来，不但没掉队，还一度登顶，显然不是一句“师承步步高”足以完全概括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OPPO在内部进行了一次明确而缓和的人事调整，营销老将刘列回归任全球营销总裁，中国区由刘波领衔。至此，中国市场的关键环节，全都换成了侵润OPPO文化日久的老将们手中。

这背后的，是国内手机市场肉眼可见的饱和，做蛋糕变成了抢蛋糕，我增长的就是你下滑的。加上疫情和5G换机潮，市场格局一时风云突变。陈明永在公开信里说：公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整个行业的趋势也没有变。

OPPO INNO DAY上，陈明永为OPPO的本分文化又赋予了新的内核：致善式创新——以科技为手段，实现每一个人对美、对想象力、对人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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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合作20年图片展，2019年

作者：龚方毅/李健华/陈畅

编辑：周雪玲/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1905 年7月8日，一艘长 200 米、吃水2.7万吨的“满洲号”巨轮缓缓驶出旧金山港。船上载着的是美国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外交代表团，同行的乘客包括了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和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三千多人齐聚港口，只为一睹“爱丽丝公主”的芳容。

按计划，“满洲号”将向西跨越太平洋，前往日本、夏威夷、中国、菲律宾与韩国。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眼里，使团此行的目的，是把西方的高等文明传播给东方。

罗斯福执政期间，世界商业、经济和权力中心逐渐由伦敦转向纽约，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工业的拥抱，使得罗斯福一度把日本人称作“远东的美国人”。

使团出访的十年前，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挫败垂死的清政府，将台湾岛收入囊中。在日本人眼里，这场胜利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高级的体现，也印证了“精神上脱亚入欧”的正确性。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里，日本军人大多孔武有力、皮肤白皙，中国人和朝鲜人则身材矮小、样貌猥琐[1]。

西方画师笔下的日本人与朝鲜人

十年之后，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招待塔夫脱一行时，更是毫不掩饰对统治亚洲的渴望。“我们的远东政策会把现代文明带到东方的亚洲……日本很快就会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成果寄予朝鲜和中国。如果有必须要，可以采用武力方式解决。”

这次访问的成果是调停了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罗斯福总统也因此举赢得了一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美国在暗地里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帮助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利益。《纽约时报》在当年的报道中称，“在伦敦和华盛顿的要求下，日本军队将扩张到朝鲜和中国，从而给亚洲带去文明”。

此举无疑为日本在亚洲扩张开了绿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东亚三国“一衣带水”的历史化为泡影。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东亚关系长久的笼罩着一层阴霾。即便中日、中韩先后邦交正常化，但复杂的地缘政治依旧撕扯着各方，昔日的友好与和平充斥着不信任的杂音。

1998年，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对英国的均势策略赞赏有加，一个破碎的欧洲大陆才能确保英吉利海峡对岸永不受到威胁；而美国的确言行一致地接过了“欧洲搅屎棍”的衣钵，从过去到此后，亚洲这片土地的风雨波折从未停止，东亚关系乃至整个亚洲，都在合力与张力并存的撕扯中进退失据。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尘埃落定，正如一位与会人士上个月在前景未明的情况下所说：“我们已经拉锯了十年，再也没有精力承担下一个十年。”

这片土地用鲜血和生命书写过屈辱的历史，用漫长的岁月舔舐着战火的创伤，用勤劳与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的亚洲已然暌违了百年。这一次，亚洲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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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柏林》剧照，字幕已匿

作者：余佩颖/周哲浩/李健华

编辑：陈畅/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中国名声大噪，多半是因为《邓小平时代》。不过他最早在圈内声名鹊起，其实是凭借对日本的研究。

1979年，傅高义把他对日本战后经济繁荣的思考汇集为《日本第一》一书，不仅在日本引发大规模讨论，更是大大冲击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NBC电视台专门搞了一个76分钟的专题节目，标题酸味十足：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如果日本都行，为啥我们不行？）

日本经济自朝鲜战争后迎来高速发展，一边是日本的家电、汽车远销欧美，普通人工资每年有10%~15%的增长，另外一边是日本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谓货真价实的“共同富裕”。当时日本人有超过九成自认中产，“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应运而生。

但历史告诉我们：洋人的夸赞信不得，尤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傅高义的书出版后，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远走越远。1989年12月，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后调头直下，随后泡沫崩溃房价腰斩，经济进入失去二十年。对此傅老师早有准备，在2000年出版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里面专门论证了自己当年的判断没问题，版税又赚到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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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金茂大厦破土动工

作者：陈畅/李健华

编辑：余佩颖/周哲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1990年初，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启程回京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回答说：“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1]。”总设计师当即回答道：“好，我来讲！”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2]。”

 

总设计师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再作出正式决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一周后，邓小平再度谈起上海：“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那年春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亲自率队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报告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从而把浦东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但要知道，1990年以前，浦东100多万15岁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中小学里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同时达标的仅有7所；卫生机构有50多个，没有一所三甲医院——对上海人来说，浦东就是乡下。

 

事实上，“浦东”在90年代之前还只是黄浦江东岸的一个泛指概念，占上海整体的比重仅为8%。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浦东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概念。

 

李鹏后来回忆道，“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就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3]。”后来朱镕基对“新区”这个概念做了个诠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4]。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着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1994年的春节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视察。春节前，他在寒风细雨中视察了浦东，回北京时他嘱托送行的上海官员，“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1993年到访上海，称浦东开发计划不过表面文章，将其比喻为俄罗斯的“波特金村庄”（泛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在他看来，浦东开发带着太多不熟悉的色彩。

 

但弗里德曼错了。在接下来的30年里，浦东、上海和中国一起走向了繁荣，它的磅礴和恢弘，将给世界带来了持续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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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

作者：董指导/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出品：远川研究所互联网组

科学界最著名的两大期刊，一个是1869年创刊的《Nature》（自然），一个是1880年创刊的《Science》（科学），能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基本上就等于叩开了国际顶级学术圈的大门。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时间，是1881年。

 

1881年，《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名字叫做《声学在中国》。论文对著名的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现代的科学矫正了这项古老的定律。对此《Nature》编辑部高度评论道：“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

 

这篇英文论文其实是翻译自一篇拗口的中文论文，叫做《考证律吕说》。论文的作者徐寿生于无锡一个地主之家，少时研究经史百家，但在童生考试不幸折戟。落榜后的徐寿深感“学八股救不了中国人”，索性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发展道路，他开始涉猎数学、物理、化学等书籍。

晚清科学家徐寿

 

时值晚清洋务运动高潮，徐寿在1867年来到曾国藩治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向后者呈送了四项建议，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翻译西书”。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挂牌开馆，徐寿主导推出了《化学鉴原》、《化学考质》、《法律医学》等译著，并创造了汉字命名的化学元素。

 

1874年，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联手创办格致书院（现为上海格致中学），座落在上海广西北路66号，是一所完全新型的近代学堂，主讲矿物、测绘、制造等课程，称得上是一个西学传播的中心。后来徐寿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英文版便是由傅兰雅操刀翻译。

 

在发表论文3年后，徐寿便因病逝世。其创办的翻译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坚持了45年后，以“翻译西书又造不出大炮”为由，被时任北洋政府一把手的段祺瑞下令关闭。从《Nature》发表徐寿论文的188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科学研究在大段的时间里都只有留白。

 

究其根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官僚机构、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财政的投入、金融的润滑、商业的造血和普罗大众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几位昙花一现的科学天才是弥足珍贵的，但难以撼动历史的车轮。

 

从五四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刻开始，“科学强国”成了几代中国人持续奋斗和努力的目标。而在一百年多年后的贸易战里，我们又觉得之前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有必要去复盘，在与历史赛跑的百年中，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或者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离科技强国到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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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2019年

作者：张假假

编辑：董指导/陈帅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支持：天风汽车团队邓学、娄周鑫

仔细研究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小天王”每家背后都站着一家互联网巨头：蔚来身后是腾讯、小鹏身后是阿里、理想身后是美团、威马身后是百度。这些互联网New money就像暴发户一样，出手阔绰。

比如蔚来汽车的李斌创业时，雷军爽快地说道[19]，“你扣动扳机时，直接找我就行。”而去找刘强东时就更痛快了，奶茶妹妹后来传神地还原了整个过程：“当时李斌花了15分钟说了蔚来汽车的构想，我老公用了10秒钟就说：YES。”

虽然新能源车企们拿钱不少，但2019年初，由于量产等问题，行业还是遭遇寒冬，大批公司现金流紧张，而成立最晚的理想汽车，融资也最晚，压力之下颇为被动。甚至一些投资圈大佬放下狠话，“新势力没有一家值得投资”。

但New money不信邪，转身就砸钱给了新势力。2019年8月开始，美团王兴陆续投资了10亿美金给理想汽车，将其推到了热乎乎的纳斯达克。而王兴的持股比例也达到了23%，成为了理想汽车最大股东。他还频繁在饭否上为理想宣传，被评为“2020年最佳车评员”。

汽车被称为工业之王，重资金、重技术、重人才，造车成功概率极低，过去100年全球鲜有成功的创业公司。然而，在塑料姐妹横行霸道的今天，为什么互联网大佬们看到造车兄弟落难，还真的就敢上？

其实，这并不是纯洁的友谊，而是纯粹的商业逻辑：这批New money们都是享受过“诺基亚时刻”红利的人。

2009年，诺基亚以39%的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享受着行业最高的利润和溢价，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黑莓。一年后，智能机伴随iPhone4的出现迎来爆发，“诺基亚时刻”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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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2018年在CES展会上的发布会

余承东脱稿怒喷美国运营商

作者：张真真

编辑：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昨天朋友圈被华为Mate 40彻底刷屏，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此前表示，麒麟系列芯片9月份以后将无法再生产，Mate40将成为搭载高端麒麟芯片的“绝版”机。

 

华为手机，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标杆，再到如今遭遇低谷险境，有太多可以复盘、分析的历史镜头。

 

这篇文章发表于2019年，回顾了华为手机立项、艰难开局、遭遇挫折、突出重围、造芯崛起的完整过程。

 

华为手机，本质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硬核直男隐忍崛起的故事。没有异禀天赋，没有坐拥资源，除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甚至透支自己来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别无他法。只要这股精气神儿还在，华为就不会倒下，我们也不会倒下。

 

祝大家周末愉快~

尽管极力掩饰，但华为手机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它身上那种无法挥去的直男气息。

比如别人家的手机用“拍人更美”的广告词来吸引女性用户时，或者用王源和吴亦凡等来做代言人时，华为手机却在炫耀自己的50倍的变焦功能，让诸多曾经眺望女生宿舍的直男用户们欣喜不已，加上那些被着重强调的工业参数，一股浓郁的硬核直男风扑面而来。

华为手机如何崛起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硬核直男如何成长的故事。从昔日的无路可走，在巨大的差距面前徒然无力，到历尽千辛看到光亮，这是一个狂飙盲进年代里，一群硬核工程师们斧钺相加而无畏的故事，这是观察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崛起的一个切片，耀如星灯。

试着去了解它曾经的崎岖与暗淡，才可能理解它如今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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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黄尚基抗议三星使用化学药剂浸洗硅晶片

他的女儿在三星工厂工作四年，死于白血病

作者：陈帅

编辑：董指导/李墨天

智库：陈琛，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先进制造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

支持：远川研究科技组

诞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于其先进工业往往有着严密的保护，也会有意无意卡后进国家的脖子。

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扶持民族工业，结果不久后，国内就发生了政变，亲美派上台，随之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并大幅提高服务业占比。60年代初，外资控制了巴西90%的汽车制造业、70%的机床制造业[1]。

这种“强行去工业化”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导致原本经济基础好、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拉美地区，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再无力冲击高端产业。

但同一时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却开始迅速崛起，在电子产业中实现了赶英超美，而且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亏式发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东亚地区不但生产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生产领域占到了绝对优势。而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

同时，东亚地区还诞生了大批世界级消费电子品牌，从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后的三星电子、华硕、HTC、到如今的HVOM。东亚几国“成建制”地实现了突围。

互亏式发展：不同于中东国家建立欧佩克哄抬石油价格，欧洲国家携手保护飞机、汽车价格。东亚几国在面板、存储芯片、半导体代工等领域的对决异常激烈。这种互亏式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在DRAM 存储芯片体现的淋漓尽致：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1994年韩国在DRAM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20年内都没有扩大， 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1991-2016年 DRAM市场规模

（2）频繁爆发价格战。比如从1994年开始，日韩之间不到10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DRAM价格战，多次出现“生产一片亏损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资，导致没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选择死磕。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以单季度亏损6700亿韩元的代价向中国台湾的DRAM厂商发动价格战，当地厂商仓促之下被迫应战，最终导致7年近一万亿新台币的投资付诸东流。

总体收益不增长、竞争者内向求生，失败者不允许退出，这种局面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内卷：

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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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陈慧隽

编辑：储松竹

支持：远川研究所私募研究组

2018年10月，上海虹桥站飘着些细雨，一群年轻人背着沉重的背包，互相目送对方踏上了离沪的火车。

他们沿着三条铁路干线，一路向西深入到内陆省份。车厢上的铭牌显示火车终点是攀枝花、延安和惠州，但他们会在铁轨途经的小城市下车，待个几天后再搭火车赶往下一个地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跑遍了不同省份的15个城市，做的事情却是同样一件：调研拼多多。

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就会找一个当地的酒店住下，并马上开始访谈提前联系好的拼多多用户，半个小时一位。访谈对象大都由当地的市场调研公司负责组织张罗，有商贩，有工人，有主妇，这些用户对拼多多的喜爱、吐槽和建议，都会被仔细聆听，一字不差地敲进笔记本电脑里。

这群年轻人并非来自拼多多的友商，而是来自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私募基金景林资产（GreenwoodsAsset）。在一个多月前，成立仅三年的拼多多上市，首日市值即达300亿美元。景林在零售和电商领域耕耘已久，但对拼多多却感到一阵陌生——周围几乎没有人是它的深度用户。

更重要的是，尽管拼多多历史业绩增速惊人，但由于其备受争议的价格策略和不怎么透明的财报披露，拼多多始终像蒙了层面纱般神秘。而在上市前后，有关拼多多平台上商品低质、假货泛滥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有的投资人被争议吓退，有的投资人则认为拼多多毫无价值。

继续阅读“景林是怎么炼成的？ | 饭统戴老板”

高楼林立的“深圳天际线”深圳湾

作者：周哲浩/余佩颖/陈畅/李健华

编辑：董指导/陈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上海的天际线，要看黄浦江；北京的天际线，要看东三环；深圳的天际线，则要看深圳湾。绕着深圳湾一圈，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一号。

深圳湾一号是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总共只有8栋楼，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以外，其余的6栋楼都是公寓住宅。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平米，这让它力压上海的汤臣一品，成为国内豪宅领域的“样板房”。

紧挨着深圳湾一号的西北侧，便是深圳这些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腾讯、阿里巴巴、华润、中海油、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总部”坐落于此，摩天大楼栉次鳞比。而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新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12万、15万甚至20万/平米高房价的核心。

“深圳湾一号”样板间

能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显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2016年，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建设“研发总部大楼”。

除了拿地成本，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总造价达到30亿，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米。

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7万，在单程1小时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5万。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买5万/平米的两房，最少也需要400万。而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最低标准，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回家，背两三百万的贷款，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基本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毕竟新闻联播都不能准时收看，就更别提生二胎了。

这家公司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一线城市社畜的现状。在上海上班，房子买在太仓、昆山甚至苏州的比比皆是，一趟通勤下来，公交车、地铁、高铁和共享单车一个都没拉下。毕竟老板只要抛点儿股票，就能在周边买套房走路上班，普通员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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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松竹/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1986年10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举行。这是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性的大型运动会，社会各界异常重视。10月8日，比赛进行期间，《深圳特区报》刊登了一则祝贺广告。祝贺者署名为深圳天马公司及其总经理黄雅丽。第二天，《深圳特区报》又发了一则消息，标题叫《黄雅丽无罪释放》。

黄雅丽创办的天马化妆品公司，曾被宣传为广东省最大的个体企业，然而就在1985年，这位多次受到省里表彰的企业家被公安部门拘捕，理由是有重大诈骗嫌疑。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体户，1984年，黄雅丽自己筹集到了276万港元的资金，申请成立天马公司（个体），但其实她手里并没有这么多钱。紧接着，她又由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部负责人一手办理，在没有担保和财产抵押的情况下，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贷款1000万元港币和100万元人民币，并将其中120万港币购买了两幢别墅。

骚操作没有到此结束，买完别墅的黄雅丽在没有市工商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在营业执照上填上了“土畜产”项目，扩大了经营范围，并与市进出口贸易公司开发部合作，联营出口兔毛生意。1985年，海南岛倒卖进口汽车事件被揭露后，公安部门认为黄雅丽已构成诈骗罪，由市纪检会牵头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那年8月12日，黄雅丽被收容审查。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个人集资、信用贷款都属于“解放思想”的行为，政法部门尺度拿捏的难度极大。果不其然，公安部门向检察院提请逮捕黄雅丽的时候，检察院提出了不同意见：

用贷款买别墅，虽有违规但不至诈骗；经营兔毛亏损也不是诈骗，而是经济纠纷；再者天马公司的大部分贷款是用于投资办工厂、发展生产的，利息也都按时付了，没有非法侵吞贷款的行为。检察院认为，黄雅丽的行为并未构成犯罪。

最终，亚乒赛开幕的一个月前，9月3日由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黄雅丽的收容审查，释放回家。对其违反工商、金融法规的问题，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和黄雅丽类似的，还有当年轰动一时的“黎福林案”。作为市供销公司的负责人，黎福林在一笔生意中私自拿出了12.34万元，用来给员工发奖金。上级发现后，经“批评教育”，他带头动员干部、职工退清了“不合理所得的财物”。1983年8月，黎福林被逮捕。罗湖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结果黎福林不服判决，以事实有出入、判决对事实性质认定不准确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诉。罗湖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一个月后，宣布了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黎福林无罪。

我们很难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80年代开放热土上的各种光怪陆离，事实上，在特区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深圳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风向标意义，广东盯着看，上海盯着看，北京自然也盯着看。那些身处其间的人们，面对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

在1982年讨论赤湾开发的一次会议上，袁庚曾这样说：“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事难，香港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会垮。”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给他出主意：要多写内参往上捅。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深圳的很多改革与创新，都是在无数张面孔的注视下，一点一点推敲出来的。

90年代的深圳

深圳曾经有过很多身份，洪武年间的南头古城、新中国初期的宝安县城，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今天，深圳召开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总书记对深圳40年发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

回顾四十年间的起落浮沉，很难想象如今璀璨夺目的繁华都市在40年前还是一贫如洗的边陲渔村，而她的一举一动，也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对什么是深圳这个问题了解的越多，就越会由心底泛出疑问：为什么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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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互联网组

 

 

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掌门人站一排，张勇一定是最没有大佬派头的那个。

 

他执掌一家市值8000亿美元的公司，但极少展露锋芒。与他同时代的大佬或是喜欢张扬个性，或是热衷语出惊人，给足了好事者添油加醋的空间，但他却总是笑容可掬，谦逊温和，用逻辑和数据拔掉提问里的暗刺，而那些试图激怒他的努力，从来没成功过，将来似乎也不会成功。

他拾级而上，但传奇色彩寡淡。他出生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看似带着精英阶层的按部就班，从外资事务所的审计一路做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跟他两个前任马云和陆兆禧相比——前者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了6年教师，后者职业起点是广州一家酒店的服务员——他身上好像缺乏起伏和波澜。

他口才极佳，但极少在业务以外的领域发表观点。他跟那些酒酣耳热的饭局绝缘，也远离各类谈笑风生的圈子，即使对外演讲，主题也大都围绕着商业和组织，干货虽多，话题却少。在微博上，他只有寥寥30万粉丝，还不如马斯克的零头，评论区已成为淘宝客服现场。

 

甚至他身上的标签也不太讨喜。他出身财务岗位，虽然加入阿里不久便冲到业务前线，并交出近乎满分的答卷，但他既不是技术天才，也不是产品大师，而这两者是互联网界最具备个人英雄色彩的标签。在他的外界形象中，“消费”和“生意”的味道太浓，“硅谷”和“极客”的范儿太淡，这不够酷。

继续阅读“对话逍遥子：阿里巴巴的“刚”、“柔”和“勇” | 饭统戴老板”

作者：张纬杰

编导与设计：马元西/耿荻

剪辑与动效：林贤哲/马翔宇/罗清清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从印度孟买向北走250公里，有一座叫做苏拉特的小城，你肯定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但你平时在珠宝首饰店看到的钻石中，有将近90%都来自这里。

钻石本质上就是金刚石，从挖出来到戴在你手上，还需要经过切割、打磨等一系列步骤；而这个苏拉特就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加工中心之一，每天下午都有成百上千口袋里揣着钻石的人在这里做买卖，除了半露天的钻石交易市场，有人就在街边摆地摊卖钻石，还有的甚至就站在路边卖。

如果有人在这边一边嚼着咖喱，一边跟你说，他每天都做着几百万美元的生意，他可能还真的不是在吹牛逼，但是今年3月底，这座全球钻石之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

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全国封城，以避免新冠疫情扩散。大量钻石工厂关门歇业，20多万钻石民工坐车回老家，原来每天都有几百万生意过手的苏拉特也迅速陷入了萧条。而苏拉特只是印度的缩影。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受疫情影响，印度第二季度GDP同比暴跌23.9%，就连美国也在下滑9.1%。

其实早在疫情爆发前，印度经济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继续阅读“印度工业：从 0 到 0.5 的四十年 | 饭统戴老板”

作者：鲁舒天

编辑：黄主任/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传媒组

编剧汪海林现在非常火，他的“出圈作”是2018年讲的一句话：我很怀念煤老板当投资人的日子。

这可不是段子，他进一步解释道：“他们特别好。我经历过各种投资人，房地产商到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最好的是煤老板，他们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干预我们的创作，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煤矿里面如果你瞎干预会出人命[3]。”

汪海林认为煤老板虽然很土，但普遍有一种安全生产的意识，他们特别尊重专业人士。但到了互联网资本当投资人的时候，开始外行领导内行，大数据、流量、大IP，一天一个idea。他后来愤懑地说：“按甲方要求，为了照顾流量偶像，我已经不写两行以上的台词了！”

汪海林是影视圈正面硬刚小鲜肉第一人

后来汪海林更是痛斥小鲜肉选角是“富婆找鸭”、讽刺购片主任“色情惯犯”以及揭露娱乐圈“娈童文化”。或许他想明白了：惹上流量明星横竖一死，干脆豁出去当个烈士，于是对玛丽苏、三角恋、霸道总裁爱上我、满朝文武爱上我、不明生物爱上我……的鲜肉剧直接开喷。

除了内容烂之外，演员不背台词，剧情直接注水，收视完全造假，国产剧各环节堕落之快，男足都追不上。所以就有人讲：行业出现重大危机，导演不说话，演员不说话，制片人不说话，只有几个编剧站了出来，着实令人敬佩。对此，汪海林的战友宋方金解释了原因[11]：

那些说了没用的，一般最敢说。

在国产剧品质泥沙俱下的大背景下，观众们只能在优爱腾独播剧里发现了好剧回潮的苗头，尤其是《隐秘的角落》（2020）《无证之罪》（2017）与《沉默的真相》（2020）组成的“严良宇宙”。这些擦边社会议题的电视剧被中产观众们追捧，热度甚至压过选秀综艺。

紫金陈的“严良宇宙”

当然，几部良心之作无法验证国产剧究竟是触底反弹，还是回光返照，毕竟同样的“闪光”之前也发生过：17年有《白夜追凶》，18年有《北京女子图鉴》，19年有《长安十二时辰》，它们就像散落在染缸里的珍珠，只能照亮一瞬，无法从根本处拨云见日。

从国家主导、制播分离、资本逐鹿、台网同步、再到长视频的烧钱大战和三足鼎立，我们的影视创作在艰难和夹缝中走过坎坷，主导权几番易手，其实早已脱离了专业人士的掌控——国产电视剧行业走过弯路，走过邪路，现在想走回头路，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什么才是国产剧真正的出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你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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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川/储松竹

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

今年三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7）报告发布。久坐探花的香港首度跌落至第六，“纽伦港”三大金融中心的格局被打破。从评分看伦敦、东京、上海、新加坡、香港这五城差之毫厘，超级城市争夺金融霸权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下半场。

疫情冲击下风起云涌的2020年，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债务货币化、资产泡沫化、增长停滞化、政治民粹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格局正越来越难以维系。

美元霸权风雨飘摇，财政债台高筑和石油美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欧元、日元则因经济高杠杆和人口老龄化而束手束脚；而由于财政体制失衡、金融体系还不发达等桎梏，人民币恐怕一时也难以成为替代性货币。

后2020年时代，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混沌时代。美国鼓励产业回流意味着当代罗马体系的战略收缩；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错失工业化窗口的可能；全球贸易网络的受阻甚至断裂更是带来一个分隔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竞争则格外激烈，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重大调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鉴古而知今，从过去几百年全球金融中心的变迁中，或许可以洞察到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改变背后的丝丝线索。

继续阅读“少年中国：上海的普惠金融时代 ​ | 饭统戴老板”

作者：周雪玲

编辑：李墨天/张纬杰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在西山口的战斗中，一位名叫庞国兴的解放军战士因追击过快，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寻找主力部队途中，庞国兴遇到了八班副班长周文轩和六班战士王世军、冉福林，四人索性临时组成战斗小组，继续作战。

沿着公路追踪，四人小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进中的中国士兵。接着，七人对一处印军炮兵阵地发起突击，没想到印军丢下装备直接逃跑。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三人继续沿公路追击，又突击了约500米远的第二处炮兵阵地，印军炸毁四门大炮后，再度逃跑。

随后，王世军推举庞国兴担任三人战斗小组组长，三人继续在森林中游击，又与163团部队一起，攻占了另一处炮兵阵地。

两天多的时间里，庞国兴三人穿插印军纵深十五里，进行五次战斗，攻克两处印军炮兵阵地，击溃印军一个炮兵营，缴获各类装备若干。在后来的作战报告中，庞国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对印作战结束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受到多位领导人接见。遗憾的是，1965年9月，年轻的庞国兴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庞国兴留下的这句“非但不投降”，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后几十年，中国网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调。

从1965年打得人家差点迁都开始，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个制度弊病缠身、宗教遗毒难除的魔幻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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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媒体研究部

上海八月热浪袭人，我在长宁区番禺路381弄一家很小资的咖啡馆里，等待一个叫王骁的人。

 

约定时间是下午2点，但他因为编辑部开会而姗姗来迟，期间不断用微信道歉，并配上大哭的表情。临近三点钟，周围人换了好几茬，在我焦躁地几乎要逃走的时候，王骁终于出现在门口。他没有像拍视频时那样一身西装，而是套了一件干净整洁的Polo衫，跟镜头前一样潇洒。

我们两个大男人便挤在一群情侣之间攀谈起来。王骁是观察者网（下称“观网”）的资深编辑，也是观网的视频节目《骁话一下》的主持人。他的节目以国际时政为主，从粮食危机到美国大选，从香港困局到南非经济，覆盖广泛。1992年出生的他已成为B站用户最熟悉的面孔之一。

如何做出爆款视频自然是我们必聊的话题。王骁告诉我他从2018年开始做视频，现在团队已经有三四个人，每周大概能出两期。如果每期低于200万播放量，团队内部是需要开反思会的。作为一个B站最高播放量只有7万的人，我努力掩饰着嘴角的抽搐，差点儿把咖啡泼到他腿上。

不光是王骁，观察者网有一系列的视频专栏，比如董佳宁的《懂点儿啥》、席亚洲的《亚洲特快》、施洋的《施佬胡诌》……等等，加上兄弟单位「观视频工作室」，观察者网建立了一个国内最大的视频矩阵。在今年6月份，仅观察者网一个官方账号的B站播放量，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3.7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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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老板/徐梦玲

编辑：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

1983年，国家科委派了两位年轻的干部去斯坦福大学交流，一位叫张晓彬，另一位叫陈伟力。

这两位年轻干部的背景都不寻常，前者是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后者的父亲位列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美国，张晓彬研究风险投资，而陈伟力攻读经济学，1984年回国后，张晓彬等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的批示。

一年后，一家叫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的公司在北京西城区虎坊桥13号成立，国家科委出资2700万元，张晓彬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创的高管们大都背景深厚，因此从成立开始就获得了政策的格外照顾，每年能从人民银行和火炬计划里拿到10亿元以上的贷款。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顶级企业创立的高峰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中创被寄予厚望。到了1989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18亿元。表面上看顺风顺水，但当时中创面临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端大都是银行贷款，投资端没有退出渠道，只能靠分红来回本。

为了解决退出问题，张晓彬跟当时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姓好友一起，在1988年9月8日发起了一场会议，讨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第二年，以这次会议参与者为班底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联办”。

联办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跟筹划者的背景密不可分，比如张晓彬们去中央汇报时，领导就笑着打招呼[1]：“是你们几个啊！”

但这种背景对识别潜力企业的帮助不大。要知道在连股市都没有的年代，做投资是一种特权，中创的执掌者们虽然在美国见了不少世面，但并没有受过专业严格的商业训练，也没在动辄清零的投资江湖摸爬滚打过，属于是标准的“摸着石头下海”，所以当时闹了不少笑话。

当年四通需要融资，中创团队进驻调研，索要各种数据和资料，输入计算机咔咔咔做了一通分析，最后却给出了个“如果有风险，与他们无关；如果有利益，他们得大头”的方案。四通当时的老大当面讽刺道[2]：“这哪里是什么风险投资公司，你们应该叫保险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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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书恒

编辑：李墨天/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消费组

1990年，36岁董明珠离开老家南京，南下珠海，加入了一家名叫“海利”的空调厂做销售。

刚入职没几天，董明珠就被派到安徽，等待她的是上任销售员留下来的烂账：一个经销商拖了42万货款。要知道当时海利在安徽一年也才卖100多万，42万是个天文数字。董明珠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上门追债，老油条经销商看来的是个女的，就随口搪塞：卖完一定会结账。

但董明珠是何许人也，要知道20年后野蛮人在A股四处举牌，万科名声再响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被动防守，但野蛮人跑到格力门口撒野后不久，险资大鳄就变成了“土豪、妖精、害人精”，保监会项主席从侯亮平变成了高育良，还搭上了一位“不懂法律”的忏悔中年。

当年的董大姐还谈不上身经百战，但已经养成了猛人快语的性格，每天来店里一边看着经销商卖空调，一边大吼大骂：要么退货要么还钱，不然你走到哪我跟到哪。这一跟就跟了40多天，连老赖都怕了，终于答应退货，第二天董明珠叫了辆卡车把空调全拉了回来。

吃过这波亏，董明珠卖空调的方式都跟别人不同了。一般厂家卖空调找经销商，是先给货，商家卖完再给钱厂家。董明珠要把它反过来：商家先付钱，厂家再发货。海利本来销量就不好，现在还要让商家先款后货，难度可想而知。董明珠跑遍安徽，没有一家愿意接受。

于是董明珠改变策略，绕开现有经销商体系，去找那些没卖过海利空调的店铺。在淮南的一个电器商店里，一位女经理被忽悠上了贼船，交了20万的货款。

这是董明珠的第一笔生意，不过她没有拿到钱就走人，而是每天起早贪黑地去店里帮着售货员叫卖空调，售货员没见过这种拼命架势，20万的空调很快就卖光，然后接着进货。这一年她在淮南卖了240万的空调，超过海利之前一年安徽全省的业绩。董明珠一战成名。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海利更名为格力，董明珠越发重视经销商的力量，“先款后货”成为王牌策略，而经销商和渠道的力量帮格力穿过了激烈竞争的山和大海，让格力登上了空调行业的王座，也帮董明珠穿过了职场的人山人海，让她最终成为这家千亿公司的掌舵者。

2018年年底，和雷军的赌约快要出结果的时候，董明珠在演讲里痛批“轻资产经济”，并表示：年轻人不能都去搞抖音。

但到了2020年，事情有些微妙的变化。先是4月14日格力公布财报，受价格战和疫情影响业绩惨烈；然后过了10天，之前说绝不直播的董明珠在抖音直播首秀，并在618这天卖货102亿；2天后，经销商组成的股东京海担保，突然宣布减持价值20个亿的格力股票。

这一连串的事情，孤立起来看会一头雾水，连起来看却大有深意。这里先把结论讲出来，套用教员的句子结构就是一句话：用直播反渠道，也是一大发明。

继续阅读“狠人董明珠 | 饭统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