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公司,请逃离一线城市 | 饭统戴老板

2020-10-20
高楼林立的“深圳天际线”深圳湾
作者:周哲浩/余佩颖/陈畅/李健华
编辑:董指导/陈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上海的天际线,要看黄浦江;北京的天际线,要看东三环;深圳的天际线,则要看深圳湾。绕着深圳湾一圈,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一号。
深圳湾一号是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总共只有8栋楼,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以外,其余的6栋楼都是公寓住宅。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平米,这让它力压上海的汤臣一品,成为国内豪宅领域的“样板房”。
紧挨着深圳湾一号的西北侧,便是深圳这些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腾讯、阿里巴巴、华润、中海油、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总部”坐落于此,摩天大楼栉次鳞比。而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新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12万、15万甚至20万/平米高房价的核心。

“深圳湾一号”样板间

能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显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2016年,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建设“研发总部大楼”。
除了拿地成本,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总造价达到30亿,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米。
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7万,在单程1小时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5万。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买5万/平米的两房,最少也需要400万。而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最低标准,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回家,背两三百万的贷款,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基本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毕竟新闻联播都不能准时收看,就更别提生二胎了。
这家公司并非个例,而是很多一线城市社畜的现状。在上海上班,房子买在太仓、昆山甚至苏州的比比皆是,一趟通勤下来,公交车、地铁、高铁和共享单车一个都没拉下。毕竟老板只要抛点儿股票,就能在周边买套房走路上班,普通员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了。

决定一座城市房价的,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数,比如上海张江尽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但张江房价的定价权却掌握在能够套现股票的企业高管手里,而不是格子间里加班的普通员工。把研发中心搬到房价物价相对低廉的二线城市,似乎是一个可行也必然的决定。
早在2012年,马化腾就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出于员工的生活压力,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要知道,当年深圳商品房均价还“只有”2万/平米。
两年后,腾讯在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接着便诞生了“天天”系列产品,以及长期霸榜的《王者荣耀》。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的最新研发中心也没有放在张江,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房价连1万都不到。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科技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
华为的一位高管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拿地不难,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何谈奋斗?
“一线城市人才多”是科技公司扎堆去一线时,最常见的一个理由,但当华为和腾讯都往二线城市搬的时候,出手豪迈的科技公司的老板们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你们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高科技,非得在房价10万/平米的地方硬撑?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开工的两个月前,豪掷30亿盖楼的那家深圳公司,将总部大楼以25个亿的价格卖掉,用来补充自己愈发紧张的现金流。
在中国产业升级,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科技公司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长期走高的当下,对寒门员工们的一种负责。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还有他们选择“为谁发声”的决心。
隐身的二线城市
工程师和程序员买不起房,并非中国特色;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迹可循。
2019年,纽约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数是169万美元,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数4500美金,要想在纽约买到一套房,需要美国房奴不吃不喝还贷整整31年。硅谷也好不到哪去,“59%的科技工作者都认为硅谷房价太高”,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热门话题。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美国人民拿出了实际行动:《SeattleTimes》报道,休斯顿每年有大约10万人流出,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纽约则是20万。
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也曾受困高房价高成本,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有着南方硅谷之称的亚特兰大的房价,大约只有纽约的三分之一。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房价中位数也只有纽约的41%,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
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企业总部数都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60%的企业总部分布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
美国财富500强地域分布
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欧洲,高科技公司也呈点状分布。英国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总部只有两条主干道的温莎;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德比。大众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扎根时,这座城市人口才刚刚突破十万,只有一个私人和企业用途的支线机场。
近两年成为网红的光刻机霸主阿斯麦(ASML),诞生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与其在半导体领域舍我其谁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阿斯麦总部门口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
相比之下,能有这种意识的国内高科技公司,大概也只有华为。早在90年代,华为就将总部搬到了远离深圳市区的龙岗坂田,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松山湖。
在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不过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然而除了华为,扎堆一线始终是国内科技行业的主旋律。离开了北上广深,基本意味着与互联网、高收入以及大平台绝缘。2020年8月,《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大陆地区共计117家企业入选,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数量独霸半壁江山,北上深三地更是占据了中国榜单数量的三分之二。
但另一方面,在北上广深安居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脱发、996和35岁下岗完美诠释了一线城市内卷精英的独特文化。强如柯洁,也需要打赢一次三星杯,才能在北京二环勉强买一个卫生间。
逃离北上广也成为2016年的年度热词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青年精英,被一台名为理想的抽水机推动着流向超一线,然后在榨干最后的精力之后,又被送还老家。
与欧美不同,作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溢出的二线城市,却长时间隐身在中国科技版图之中。在《财富》的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之中,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西安与武汉,上榜的企业总数也仅有三个。
当年小米为了说服员工从北京搬去武汉,一度推出了三万元的搬迁补贴。按小米目前在武汉2000多人的规模,假设有一半员工来自北京,就是3000万元的补贴——四舍五入一下就是一个亿啊同志们。
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对年轻人来说,一旦选择回到二线,也就意味着容易同时面对职位与薪水双降的困境。

小米武汉总部

二线城市的隐身,有着过去资源向大城市抱团聚集的历史原因,但随着二线城市产业和生活条件都迎来拐点,高科技产业落户二线,人才在二线城市安居也不再是个伪命题。合肥“风投治市”的蹿红,中西部网红城市频出,绝非偶然。
对企业来说,要想让员工安心奋斗,还是得有个二线革命根据地。
四座大山
高房价毫无疑问是推动华为和腾讯搬迁的重要因素,但倘若房价低就能建立起产业优势,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高地应该在鹤岗。
人们拥挤高房价城市的背后,还是对房价背后优质配套资源的心动,代表性的就是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四座大山。而过去十几年二线城市的发展,算得上是一部移山史。
如果以高楼数量来衡量一座城市建设的基本面貌的话,GDP仅排在全国第50位的广西省会南宁可是非常骄傲。这里超过150米高的大楼,有51座,位列全球第23名,把只有41座高楼的北京踩在脚下。
而交通便利方面,最初是京沪高铁“一枝独秀”,而如今南京、武汉、郑州、合肥等二线省会城市都成功卡位“八纵八横”战略的交通节点。地级市桂林更是有9个高铁站,通往一百多个城市。
2010年后,二线城市又掀起了地铁建设高潮,成都仅今年就将新增216公里的地铁里程,届时将一举超越广州,位列全国第三。
高铁、地铁、高速等等交通设施建设,在省会和周边地级市之间形成了“1小时城市圈”、各省会之间又形成了“3小时生活圈”,一步步缩小着和一线城市的交通体验。
而在5G等通信设施的发展上,成都、杭州等城市更是与北上广深同步进行,刷视频、看直播、玩游戏的高效体验,将不分一二线地界。
名震全国的“医疗天团”里,除了“北协和”在北京,“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则分位于长沙、济南和成都。而复旦大学公布的中国医院百强榜中,西安、武汉、杭州、重庆、南京等二线省会,都在全国顶尖医疗资源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二线城市更少的人口,反而让资源更加平均。
在教育环节,除了杭州相对拉胯,南京、武汉、西安、成都这些二线省会的高校资源并不落后,211高校数量几乎和上海持平。
要知道在华为发展初期,大量的工程师不是来自清华,也不是交大,而是位于武汉的华中科大。华为17名高管中,来自华中科大的占据4席,位列第一,搞得华科一度以华为“娘家”自居。南京的东南大学则是华为20多年的合作伙伴,华为也是东南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单位。
除了高等教育,二线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其实也不弱。重庆的巴蜀小学、南京的琅琊路小学、郑州的省实验、长沙的实验小学等等也都位列全国最佳小学前十五。在高中组,重庆的巴蜀中学和长沙的师范附中算是全国驰名,成都更是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十,搞得黄冈和衡水很没面子。
所以,成都不仅仅鸳鸯楼、重庆不仅有解放碑、长沙不仅有茶颜悦色,这些二线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断完善的生活环境。要知道,LV国内最大的旗舰店,是在成都的IFS。
2017年,还没演真还传的老罗把位于北京、深圳等地方的行政、研发、设计等总部管理部门一块迁入了成都,他本人还在成都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搬到成都后,罗老师谈了两点感受:一是同样是保利的房子,成都比北京那个好得多,北京15万,成都才2万[1];二是和成都太古里相比,北京的太古里“土多了”。
归根结底,二线城市之于科技公司,其实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房价低廉、生活便捷、基础设施完善,就等大老板们拎包入住了。
集群与需求
对科技企业而言,员工在二线城市买得起房、养得起家、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通常而言,科技研发有两大“引流器”: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
产业集群是研发的试验田——格力15个研发中心全在珠海,丝毫不影响董大姐追逐“核心科技”。而合肥引入京东方,就是“产业-研发”循环驱动的经典。合肥依托美菱、荣事达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导,吸引了美的、格力,成为家电之都。而后又依靠彩电集群,引入了面板产业。

京东方不仅将产线带到了合肥,也将研发落户了这里。毕竟每天和家电企业打交道,才能更敏感判断行业的趋势。而合肥面板产业集群,又促进400公里的南昌发展起了VR显示产业,世界VR大会更是永久落户南昌。紧接着,阿里、华为和微软,相继在南昌组织起了研发队伍。

而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前往二线城市、利用产业集群,确实更有必要。之前大家的聚焦点都是C端消费者,现在的流行词汇是“产业互联网”,服务对象是B端企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直播改造义乌小商品的销售模式。

产业集群恰恰是二线城市的优势所在,温州是皮鞋、打火机产业集群;平湖是毛衫产业群、海盐是光机电产业群、汕头是皮具集群。国内市场11%的文具都出自宁海县;南通家纺产业线上线下市场交易额超过2200亿元,占全国半壁江山。

诞生了“挖掘机指数”的长沙,在工程机械领域汇集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4家工程机械50强企业。产业互联网要到二线城市去,其实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大趋势。

引领科研的第二个要素便是需求。新技术发展初期,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线城市,比如Web时代,会上网、要上网、以及能负担起费用的,基本都在一线城市;而随后兴起的互联网生活方式,也都需要从一线开始慢慢试错、发展,随后向全国普及。

如今,互联网公司天天谈论的都是怎么深入田间地头,二线城市甚至成为业务的加速场。
2017年,美团推出打车新业务,首站便是南京。而滴滴进军外卖业务时,三大城市也是无锡、南京、泰州。而共享电单车业务,则更是一线城市罕见,二线城市喜闻乐见、战火连连。而郑州餐饮业的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稳居全国第四。既然主战场就在二三线城市,需要快速响应的研发,也要靠近前线。
除了牵引研发的产业和需求之外,二线城市的研发支撑也在改善。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云计算支撑的数据中心,就形成了北内蒙古、南贵州的双核心网络。而苹果、阿里都公司的数据业务,都相继选择了贵州。
产业集群优势、需求市场壮大、数据中心扩散、5G网络建设等等要素,都在抹平一二线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科技公司奔赴二线,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设施,也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趋势。对员工来说,在二线城市工作,买房养家是小事,能少掉几根头发善莫大焉。
产业升级
工程师和程序员想去二线发展,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线落户,二线城市同样也迫切需要高新产业。
九十年代财税改革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大潮,“卖地”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2010到2017年,土地出让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80%左右;2018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5万亿,占到了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66%。
单纯依靠“地价涨---房价涨---GDP涨---地价涨”的内循环,在过去十几年非常好用,但是走到现在已经快走不通了。
一方面,房贷占居民收入比已经高达63%左右,高房价抑制消费早已老生常谈;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对经济促进效应是“倒U型”的,而目前已经逐渐趋于“临界值”——即挤出效应超越拉动效应,加之调控政策的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寻找新收入模式的关键时刻。
近期蹿红的合肥显然是这个班级里的尖子生,无论是顶着压力拿下的京东方,还是存储芯片领域杀出的黑马合肥长鑫,抑或是今年刚用70亿引进的蔚来,都是“风投治市“威名最朴素的诠释。
作为一个在2000年仍排在全国82位的城市,合肥依靠着一次次“产业豪赌”不断挖掘着发展的第二曲线,实现了经济逆袭,自然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然而,这套模式学起来并不容易
早在2005年,江西新余就从仅有的18亿财政中拿出2亿补贴引入赛维光伏,但随着光伏热退潮,赛维兵败如山倒。7年后,当年到期的5亿债务还得动用省财政基金用于偿还,危机爆发时直接造成新余市财政收入下降13.5个百分点。
2016年,江苏淮安引入投资额450亿的芯片公司“德科码“,但花光了政府出资来买设备、挖人后,项目居然就烂尾了[2]。2017年,武汉市投资了百亿元的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三年后便停滞了,土木都没有完工。而投资了40亿元的南阳政府,只换来了一个“喝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车。

烂尾的武汉宏芯

合肥模式的成功,既有“产业配套+长三角城市群区位+高校研发”的科学打法,但也不可避免有“风险”投资的概率成分。二三线城市拿着纳税人的钱参与博弈中,能力和运气都非常令人担忧。相比之下,承接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公司总部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买卖
研发中心带来的不仅是GDP,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2017年,教育培新机构“尚德”入驻武汉光谷,打头阵的只有一个10人组成的人力资源团队,但如今尚德在武汉买下了3栋大楼,在岗人数超过4500人;而在线教育公司“猿辅导”入驻不足两年,员工已超过5800人。
“互联网+教育”产业不仅有望让武汉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高地,更会通过科技外溢带来无限可能。引入科技企业、留住未来人才的思路,也并不是新鲜事儿。地方政府也都动过心思,但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兴趣,毕竟要考虑到异地管理、经营的难度、压力。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改变着科技公司的想法。
飞书、钉钉、企业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大幅改善着远程管理的效率。甚至有网友担忧,当老板发现不需要豪华工位、不需要高额差旅费也能完成业绩时,福利下降该咋办。海外科技巨头也在适应新趋势,推特、微软都宣布部分员工可以无限期居家办公。
用二三线城市的低成本,完成一线城市的管理、经营效果,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就两个字:真香。
今年前三季度,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如何守住地方财政的“钱袋子”,便成为急需作答的大题。如果在以前,承接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只是一个备选项,但在土地财政、风投模式、疫情冲击的多方要素影响下,“承接高科技产业转移”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
尾声
2016年9月,俗称“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成启用。这个项目于1994年提出,2001年正式立项,直到2011年才开工建设,总投资额高达6.67亿元。启用整整2018年,《科技日报》刊发了一篇新闻,标题很有意思:“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6]。
文章中称,科研人员“需三班倒轮流值班”、“会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而且“手机不能带”、“无线网络也不能随意使用”。在这样的条件下,“表现优秀者可入编”,工资加驻地补贴每年“可以达到”十万元左右。对于缺少人手的情况,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的回复是:搞科研不能急功近利。
前段时间,华为挖角某半导体公司又上了热搜,互联网上的评论大多没怎么提狼性文化的事,画风反倒是“但凡给足了钱,也不怕华为挖人“。差不多同一时期,华为还搞了个大新闻,标题简单粗暴:华为招聘博士年薪200万。
华为内部刊物记录了很多奋斗故事:在孟买恐袭时坚守岗位、在阿尔及利亚地震时开拓市场、在埃博拉肆虐时签订大单。华为能够在通信领域建立覆盖全球的影响力,自然有铁腕管理和奋斗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丰厚的战利品。
在基础科研方面,国内决策的特点往往是重视设施建设、设备采购的投资,轻视大量基层人员的待遇、工资和福利支出。
能在深山老林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多都有宇宙级的情怀、热忱与牺牲。此前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体离职,更是把长期以来科研机构人才流失严重的窘境暴露无遗。
而在应用层面,中国公司重模式创新算是被说烂的梗,不少公司痴迷于华为“狼性文化”,却往往在战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最终适得其反。
不久前,任正非三天密集走访四所高校,谈来谈去,不外乎是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性。正如他此前的感叹: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对于华为来说,给博士开200万的年薪,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
更重要的是,在通信行业披荆斩棘数十年的华为显然深知,在高科技领域的攻坚中,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车的弯道。
当下,科技行业自主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的产业升级,靠的不是装潢豪华的研发大楼,不是蒸蒸日上的公司股价,更不是空洞飘渺的口号,而是红头文件和顶层规划背后,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
归根结底,程序员是人,工程师是人,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想买房、也要养家,也有自己的欲望、诉求和烦恼。让研发中心和科技公司迁往二线城市,终究只是高房价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要实现突破,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把基层研发人员当作无欲无求的圣人。
在“产业升级“这个大命题之下,所有身在一线的研发人员和科研工作者,都是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政策导向,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财富》中文网,2020.
[2]. 欧洲小镇为何不输大城市,新华每日电讯,2016.
[3]. 房地产研究系列之四:土地财政,源于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倾向,民生证券,2019.
[4]. 解析江西“新余模式”:一座城市的“豪赌”,中国青年报,2008.
[5]. 德科码危机续:淮安德淮半导体未形成晶圆产能,员工降薪,科创板日报,2019.
[6]. “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科技日报,2018
[7]. 在线教育 “吸金”热潮来袭光谷欲成独角兽第二总部聚集地,证券时报,2020.
[8]. 罗永浩在成都买了房子,成都房价会受锤子影响?,腾讯新闻,2017.
[9]. 京东方以创新领跑新型显示产业,安徽新闻网,2019.
[10]. VR助力南昌乃至江西经济变道超车,江南都市报,2019.
注:文章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第一财经月刊,原文标题为《技术公司该不该“逃离北上广”?》,作者戴老板/陈畅。

精选留言
  • 房价太低,不利于激发年轻人的斗志,那样他们就不愿意加班,最后导致研发进度慢
    我直呼内行
  • 二线企业多了, 也就成了一线,房价也就高了,低房价高薪优产业几乎就是不可能三角,好好学习新加坡即可
  • 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要实现突破,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把基层研发人员当作无欲无求的圣人。
  • 其实北上广深的中国和北上广深以外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世界,不仅仅是教育、医疗、房价的天壤之别。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市场配置的效率的博弈方式在两个世界是大不相同的。不是每一个弯道都能超车,也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替代四大一线城市和香港。
  • 我高中同学是北大物理学博士,家里条件不好。毕业后在学校实验室混了几年,穷的谈不起女朋友,于是转行去卖软件了。 我觉得可惜,劝他说国内能卖软件的很多,但有你这个本事的人不多,这个劝说辞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实验室。可惜了
  • 哈哈,深圳专网通信,就知道是我们老东家,HND,门面特好看,工资特低,老板开会就说在深圳压力大不能怪公司,辛苦一年年终平均发2-3千,领导说现在不能在意工资,多发你2-3万,你在深圳也买不起房,理论感人。还好跑得早
  • 啥时候真正实现了教育,医疗的公平,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扎堆的问题了,
  • 后半段给科研人员的呼喊,真是喊进了我的心里。作为一家经常出差在外地的一线国有事业单位10年员工,经受不了抛家弃子、待遇微薄、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的出差搞项目之苦,终于在今年转岗行政,虽说收入比一线还低,但是最起码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白天抱抱孩子晚上陪媳妇。 至于收入问题,只好在奥派里寻求工作外的资产升职之道了
  • 最近公司搬迁后发现,长时间通勤很致命,现在到了公司就啥都不想干。
  • 来广州,一线配套,优秀学校资源,1.5线工资,2线房价,美食多,烟火气强
  • 吉利也是一家有远见的企业,将汽车集团整体迁入了宁波杭州湾新区,那儿房价只有一万多,远低于杭州滨江区的五六万
  • 🙃 🙃 不是每一种奶都叫特能输,不是每个ZF都是合肥天使投资团,菜是真滴菜!没吃过猪肉。猪跑也学废了!🤭
  • 不说大学,武汉高中,至少前六名的一本率都在90%以上,前十名基本都有80%。而且武汉(可能是因为)商业圈分散,市区各地房价差距比杭州这样的城市小多了。而且湖多江多,湖景江景房也多。
  • 太感动了,程序员是人,工程师也是人。社畜表示感同身受
  • “决定一座城市房价的,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数”只看到这一句话
  • 是呀,恒大万科碧桂园的主战场早就都在三线了
  • 在合肥大学四年,毕业后来的北京,两年了,攒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回合肥买个房,从没想过留在北京,因为根本就不用想。反过来说,合肥真的太香了,我相信未来会更香。感谢作者。
  • 北上广深的房子很多不贵的,离市中心通勤距离1小时以内的五万以内的二手房大把,不要老盯着十几万的好房子
  • 就是,成都南京合肥长沙ta们不香么
  • 不当房奴,赚钱有咩用?
  • 说长沙的中学,不提长郡、雅礼,老板小心被小皮鞭哦
    手下留情
  • 海能达输掉摩托罗拉的官司,输掉美国市场,自然要卖地了
  • 可以到临港哈哈
  • 我大广州也是二线城市,欢迎各大互联网公司总部搬过来
  • 其实只有大企业才能去二三线城市,阿里在哪个偏僻的城市招人你看看觉得阿里平台不错 去了 不用管这个城市本生的活力和机遇。 但是一个小公司在二三线城市的确招不到好人,有想法有拼劲的年轻人都往一线城市跑。 所以二三线城市搞大规模的中小企业扶持价值不大。除非有相应的产业 人能在这里赚到钱,比如大连搞外包生意。其他城市还是想着引进大公司,哪怕是研发中心,分公司,也是极好的。
  • 苏州的的资源超过杭州,靠近上海,交通便利,却鲜有高科技企业把总部放在苏州。
  • 高科技企业在上海北京很难让人静下心来呀
  • 互联网行业太小了,聚集在一线才方便跳槽呀
  • 把周边城市房价也盘起来,最后目标是把科技公司做成草根炒房团
  • GDP排在全国第50位,超过150米高的大楼,有51座,位列全球第23名,把只有41座高楼的北京踩在脚下的广西省会南宁,能引进更多的科技公司,把写字楼租出去的同时,让这个少数民族边疆城市更加现代化。
  • 小城石家庄默默围绕着五十四所和十三所偷偷发展电子产业。。。
  • 海能达前员工笑死
  • 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建筑设计公司该不该逃呢
  • 其实二线城市环境比大公司当年在一线城市成立时不会差到那里去,甚至还更好!最重要的是企业是最灵活灵敏的,它们自己会适应情况找到最有性价比的方法。
  • 逃不逃离,整体来看就是个动态平衡,你走了,他补上,作为拥有顶尖资源的一线城市,高科技企业只是中间的一环。也就是说,价值是固有的资源所决定的。
  • 广州他不香吗,一线城市房价最低
  • 省会长沙医疗和教育秒杀大部分二线城市,二环边4000-5000一平的低房价也秒杀大部分二线城市哈哈
  • 一线城市的一名一线基层科研人员感谢本文作者发声!
  • 一线里面,广州最容易留下来,因为房价最便宜!
  • 研发放在成都武汉还有个好处就是生产也可以内迁到宜宾,孝感之类地级市
  • 到南京来吧,没啥高科技公司
  • 房价,高校,城市规模与环境,会是二线最有力的武器,西安成都武汉南京长沙天津都是理想的选择之地。
  • 办公成本那么高 真的是没必要的 科技公司更是
  • 南昌哭了,真的发展的不好
  • 看来保利地产适合长期持有
  • 确实中国各种资源在一线城市过于集中了,然而四个一线城市顶多容纳一亿多人,中国有14亿人,也难免知乎网友天天在哪儿到处乱叫内卷的(虽然不喜欢知乎到处乱用这个词)。芯片公司成立在二线是个好主意,不过投资基础教育是事实,投资企业难免出现像电动汽车领域那样的骗补情况
  • 这个在国际大公司已经是这样布局的,总部决策管理及营销在一线城市,研发传统上就在离一线城市一百公里左右的小城市或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和城市群及二线城市的功能是不同的,这是阶梯式生态布局。
  • 一个“请”字,诸多无奈
  • 散是满天星,星星之火可以带动全国的二线三线产业升级,则是极好的
  • 每天打车高铁地铁从无锡赶到上海上班 还好外企比较人性化,加班少,就是效益不太好,不知道能撑多久。。
  • 写的好!
  • 深度好文👍 👍 👍
  • 长沙欢迎你!
  • 扎实
  • 研发关键还得有一个需求驱动 不然不行 得有需求驱动才能良性发展
  • 没人吹青岛吗!1.5线的房价!2.5线的工资!除了H大厂,没别的了!
    当然也要吹一下风土人情,毕竟海滨城市,好客山东。
  • 北上广深的未来没有“科研中心”! 在国际上,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等离科研中心渐行渐远,为什么呢?中心太多,容不下科研。 在国内,把研发中心搬到房价物价相对低廉的二线城市,似乎是一个可行也必然的决定。近年来,京沪等中科院分院和其他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离职的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即是房价和生活成本过高。领导抱怨,“每天一睁眼,欠银行几百上千块,哪能安心科研?” 国家层面,己经认识到一线城市对科研的某些弊端和不利因素,正加快在合肥、西安、兰州、哈尔滨等城市布局重点科研项目和实验室。我国科技工作者曾创造了“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伟大精神,背后均是“耐得住寂寞”和“坐得住冷板凳”的坚守,多少科学家在戈壁大漠隐性埋名… 哪个科技强国的主要科技力量集中在国际大都市?科学家在哪里能安心搞科研? 科研院所分流二线,科技公司逃离一线。
  • 30亿10万平方米,合下来3万一平米,这楼左半部分卖给员工当房子不就解决了,哪层上班住哪层,兼顾居家办公与办公室办公
  • 成都是一个你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成都欢迎你!
  • 所有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因为有“人”这个前提,才有存在的必要。离开“人”去谈时代背景、地理空间、体制环境、城市文明等等,都没有意义。所有的国家、城市、公司之间差异,都是最后都是人的差异。
  • 纠正一下黄冈中学很久陨落,是湖南师大附中不是长沙师范附中。文章分析的很好,建议多注意信息的细节问题。
  • 来来来,幸福城市长沙欢迎你 同时澄清一下,师大附中已经被长郡、雅礼甩下多年了,长沙二环房价四、五千也是陈年旧事了—当然,即便房价涨了,对比其他省会城市也还是便宜得让人心动。
  • 医务工作者也是人,要想中国的医疗行业变好。不能其当作无欲无求的圣人。
  • 真的研究所工资涨的太慢了,工资又不高
  • 我们厦门瑟瑟发抖,一线房价三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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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S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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