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底行不行? | 饭统戴老板

2020-09-22

作者:周雪玲

编辑:李墨天/张纬杰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1962年10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在西山口的战斗中,一位名叫庞国兴的解放军战士因追击过快,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寻找主力部队途中,庞国兴遇到了八班副班长周文轩和六班战士王世军、冉福林,四人索性临时组成战斗小组,继续作战。
沿着公路追踪,四人小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进中的中国士兵。接着,七人对一处印军炮兵阵地发起突击,没想到印军丢下装备直接逃跑。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三人继续沿公路追击,又突击了约500米远的第二处炮兵阵地,印军炸毁四门大炮后,再度逃跑。
随后,王世军推举庞国兴担任三人战斗小组组长,三人继续在森林中游击,又与163团部队一起,攻占了另一处炮兵阵地。
两天多的时间里,庞国兴三人穿插印军纵深十五里,进行五次战斗,攻克两处印军炮兵阵地,击溃印军一个炮兵营,缴获各类装备若干。在后来的作战报告中,庞国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对印作战结束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受到多位领导人接见。遗憾的是,1965年9月,年轻的庞国兴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庞国兴留下的这句“非但不投降”,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后几十年,中国网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调。
从1965年打得人家差点迁都开始,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个制度弊病缠身、宗教遗毒难除的魔幻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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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是如何广受年轻人“心疼”的? | 饭统戴老板

2020-09-20

作者:戴老板/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媒体研究部

上海八月热浪袭人,我在长宁区番禺路381弄一家很小资的咖啡馆里,等待一个叫王骁的人。

 

约定时间是下午2点,但他因为编辑部开会而姗姗来迟,期间不断用微信道歉,并配上大哭的表情。临近三点钟,周围人换了好几茬,在我焦躁地几乎要逃走的时候,王骁终于出现在门口。他没有像拍视频时那样一身西装,而是套了一件干净整洁的Polo衫,跟镜头前一样潇洒。

我们两个大男人便挤在一群情侣之间攀谈起来。王骁是观察者网(下称“观网”)的资深编辑,也是观网的视频节目《骁话一下》的主持人。他的节目以国际时政为主,从粮食危机到美国大选,从香港困局到南非经济,覆盖广泛。1992年出生的他已成为B站用户最熟悉的面孔之一。

如何做出爆款视频自然是我们必聊的话题。王骁告诉我他从2018年开始做视频,现在团队已经有三四个人,每周大概能出两期。如果每期低于200万播放量,团队内部是需要开反思会的。作为一个B站最高播放量只有7万的人,我努力掩饰着嘴角的抽搐,差点儿把咖啡泼到他腿上。

不光是王骁,观察者网有一系列的视频专栏,比如董佳宁的《懂点儿啥》、席亚洲的《亚洲特快》、施洋的《施佬胡诌》……等等,加上兄弟单位「观视频工作室」,观察者网建立了一个国内最大的视频矩阵。在今年6月份,仅观察者网一个官方账号的B站播放量,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3.7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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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C流派的前浪、后浪和破浪 | 饭统戴老板

2020-09-13

作者:戴老板/徐梦玲
编辑: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投资组

1983年,国家科委派了两位年轻的干部去斯坦福大学交流,一位叫张晓彬,另一位叫陈伟力。

这两位年轻干部的背景都不寻常,前者是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后者的父亲位列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美国,张晓彬研究风险投资,而陈伟力攻读经济学,1984年回国后,张晓彬等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的批示。

一年后,一家叫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的公司在北京西城区虎坊桥13号成立,国家科委出资2700万元,张晓彬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创的高管们大都背景深厚,因此从成立开始就获得了政策的格外照顾,每年能从人民银行和火炬计划里拿到10亿元以上的贷款。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顶级企业创立的高峰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中创被寄予厚望。到了1989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18亿元。表面上看顺风顺水,但当时中创面临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端大都是银行贷款,投资端没有退出渠道,只能靠分红来回本。

为了解决退出问题,张晓彬跟当时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姓好友一起,在1988年9月8日发起了一场会议,讨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第二年,以这次会议参与者为班底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联办”。

联办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跟筹划者的背景密不可分,比如张晓彬们去中央汇报时,领导就笑着打招呼[1]:“是你们几个啊!”

但这种背景对识别潜力企业的帮助不大。要知道在连股市都没有的年代,做投资是一种特权,中创的执掌者们虽然在美国见了不少世面,但并没有受过专业严格的商业训练,也没在动辄清零的投资江湖摸爬滚打过,属于是标准的“摸着石头下海”,所以当时闹了不少笑话。

当年四通需要融资,中创团队进驻调研,索要各种数据和资料,输入计算机咔咔咔做了一通分析,最后却给出了个“如果有风险,与他们无关;如果有利益,他们得大头”的方案。四通当时的老大当面讽刺道[2]:“这哪里是什么风险投资公司,你们应该叫保险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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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人董明珠 | 饭统戴老板

2020-09-03

作者:姚书恒

编辑:李墨天/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消费组

1990年,36岁董明珠离开老家南京,南下珠海,加入了一家名叫“海利”的空调厂做销售。
刚入职没几天,董明珠就被派到安徽,等待她的是上任销售员留下来的烂账:一个经销商拖了42万货款。要知道当时海利在安徽一年也才卖100多万,42万是个天文数字。董明珠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上门追债,老油条经销商看来的是个女的,就随口搪塞:卖完一定会结账。
但董明珠是何许人也,要知道20年后野蛮人在A股四处举牌,万科名声再响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被动防守,但野蛮人跑到格力门口撒野后不久,险资大鳄就变成了“土豪、妖精、害人精”,保监会项主席从侯亮平变成了高育良,还搭上了一位“不懂法律”的忏悔中年。
当年的董大姐还谈不上身经百战,但已经养成了猛人快语的性格,每天来店里一边看着经销商卖空调,一边大吼大骂:要么退货要么还钱,不然你走到哪我跟到哪。这一跟就跟了40多天,连老赖都怕了,终于答应退货,第二天董明珠叫了辆卡车把空调全拉了回来。
吃过这波亏,董明珠卖空调的方式都跟别人不同了。一般厂家卖空调找经销商,是先给货,商家卖完再给钱厂家。董明珠要把它反过来:商家先付钱,厂家再发货。海利本来销量就不好,现在还要让商家先款后货,难度可想而知。董明珠跑遍安徽,没有一家愿意接受。
于是董明珠改变策略,绕开现有经销商体系,去找那些没卖过海利空调的店铺。在淮南的一个电器商店里,一位女经理被忽悠上了贼船,交了20万的货款。
这是董明珠的第一笔生意,不过她没有拿到钱就走人,而是每天起早贪黑地去店里帮着售货员叫卖空调,售货员没见过这种拼命架势,20万的空调很快就卖光,然后接着进货。这一年她在淮南卖了240万的空调,超过海利之前一年安徽全省的业绩。董明珠一战成名。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海利更名为格力,董明珠越发重视经销商的力量,“先款后货”成为王牌策略,而经销商和渠道的力量帮格力穿过了激烈竞争的山和大海,让格力登上了空调行业的王座,也帮董明珠穿过了职场的人山人海,让她最终成为这家千亿公司的掌舵者。
2018年年底,和雷军的赌约快要出结果的时候,董明珠在演讲里痛批“轻资产经济”,并表示:年轻人不能都去搞抖音。
但到了2020年,事情有些微妙的变化。先是4月14日格力公布财报,受价格战和疫情影响业绩惨烈;然后过了10天,之前说绝不直播的董明珠在抖音直播首秀,并在618这天卖货102亿;2天后,经销商组成的股东京海担保,突然宣布减持价值20个亿的格力股票。
这一连串的事情,孤立起来看会一头雾水,连起来看却大有深意。这里先把结论讲出来,套用教员的句子结构就是一句话:用直播反渠道,也是一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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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超车:显示技术的第三次革命 | 饭统戴老板

2020-09-03

作者:安迪

日前,中信证券发布公告称,中信证券受聘担任深圳市柔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宇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这让外界猜测已久的柔宇科技上市计划有了明确的指向。

公告显示,中信证券与柔宇科技在8月4日签署了辅导协议,于当天向深圳证监局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材料并已获受理。

如果柔宇科技顺利发行上市,将是中国二级市场迎来的又一家在全球行业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有分析人士就此指出,得到对投资标的挑剔的一级资本力量的认可,不仅证明柔宇科技在全球柔性技术舞台上正式成为“关键先生”,更为重要的是,在中美科技战正酣的当下,柔宇科技再次诠释了自主研发“大国重器”对于国家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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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这门生意 | 饭统戴老板

2020-08-24

作者:姚书恒 

支持:远川研究所消费组

2018年6月,58同城的姚劲波拉上一批地产中介大佬,搞了个“全行业真房源誓约仪式”,出席的有我爱我家、有中原、有21世纪不动产,唯独没有链家。

那一年4月,左晖带着链家的精锐部队,搞了个交易平台“贝壳找房”,要让各自占着根据地的中介放下自己的小算盘,到贝壳上合作卖房。那时候,几乎每个习惯占山为王的中介,碰到贝壳来谈合作,都会问一句:“你是不是另有企图?”

在一片质疑和提防的气氛下,成都富房成了最早跟贝壳合作的线下中介之一。富房是中介行业里典型的“地头蛇”,开店18年下来,100多家门店几乎全在成都,其中规模最小的是一家夫妻店,10平米不到的店面,两夫妻平时嗑嗑瓜子喝喝茶,每个月做一两单生意,谈不上富裕,不至于饿死。

但跟贝壳合作后,夫妻店画风大变。在贝壳的后台,从房源、交易到经纪人和门店的业绩,所有数据全部透明。原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导致的业绩落后,所有人都看得见,心理压力陡增。贝壳还发动了“招聘、培训、聊天”三板斧,帮这两夫妻做招聘、做管理培训、深入谈心。

结果不到一年,老板娘把隔壁的铺面都买下来了,10平米的小作坊变成了80平,夫妻店变成了有20个员工的门店,每天营业时间也不嗑瓜子喝茶了,而是戴着领带、穿着工装、用电脑查资料给客户推荐房子,店里没有的房源,还能在贝壳上跟其他店合作成交。

中介对“贝壳抢生意”的忧虑,就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逐步变成了杞人忧天。8月13日贝壳上市当晚,左晖在不长的致辞环节里说了21个“感谢“。上市一周后,贝壳的市值已经超过百度。

 

贝壳在纽交所挂牌

如果只看交易额,让中介一起合作卖房的贝壳,在中国公司里仅次于阿里巴巴。当初贝壳横空出世,左晖一夜之间成了行业公敌,媒体推波助澜,给出了“中介市场被分成了链家系和非链家系“的结论,搞得他自己有点委屈,“原来是一个好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坏蛋了。要么是你当初错了,要么是你现在错了。”

左晖说,这二十年下来,自己在做的是“难而正确的事”。这件事,大概就是改变卖房中介这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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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沙,到铜墙:《八佰》背后的现实意义 | 饭统戴老板

2020-08-22

作者:鲁舒天
编辑:戴老板/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文化传媒组
2013年,电影《八佰》的主创随机采访了四百位17到39岁的路人,问他们同一组问题——你是否了解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和谢晋元?
结果是这样的:路人对于教科书上提过的淞沪抗战印象模糊,对于四行仓库保卫战和民族英雄谢团长,多达90%的受访者表示一点都不知道。《八佰》出品人兼导演夫人梁静回忆,在这个采样后,她那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丈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抑,说一定要拍部电影出来。
此前,人们知道管虎多是因为两件事:一是发掘了黄渤;二是拍了《老炮儿》,结果还被人以为导演也是冯小刚。
《老炮儿》里那位胡同口大爷,是管虎的父亲管宗祥,1942年入伍的老八路,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管虎长到40多岁,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少年时代看的那些抗战电影跟现实差距有多大——“从前线抬下来的战友,都是眉心中弹”——真实的抗战真惨烈、真实的鬼子真难打。
为了弥补人到中年才接触这段“国家记忆”的惭愧,2008年,管虎拍了不一样的抗战电影《斗牛》,还原了侵略者的凶狠与强悍:你能看到搜索小组交替行进时的相互补位;看到夜间听到异响立刻进行灯火管制的机警;还能看到率队大尉以下官兵脸上的淤青,伤痕暴露了这批鬼子是不久前一场肉搏战的胜者。
《斗牛》中有这样的镜头:八路军地方武装向仅有几名残兵的日军据点发起冲锋,因武器劣势而伤亡惨重。镜头没有完整演绎战斗过程,只留下了清理战场的特写:中国军人迅速抬走战友的尸体,捡起枪支与军刀,凌厉地消失在画面中,你甚至来不及看清他们视死如归的任何一张脸。
真实抗战中,每当一个日本军人被击毙,就意味着五名、十名甚至二十名中国军人永远地倒下[4],那些殊死拼杀在离炮火最近处的血肉之躯,短暂的生命大多只被浓缩于某个冰冷的数字,仿佛连留名都是一种奢侈。
激烈生前事,寂寞身后名,比战争更残酷的是历史与人心的残酷。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加之“抗日神剧”的影响,很多人并不了解那场卫国战争的惨烈。不知道当初的情形有多危急、对手有多凶残,也就不知道这个民族之所以存续至今,依靠的信念有多坚决、脊梁有多挺拔、骨头有多硬!
 
这就是为什么淞沪最激烈的战场在蕴藻浜、大场和“血肉磨坊”罗店,管虎却选择了尾声阶段的四行仓库,一是因为“壮士”一词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二是因为四百孤军“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的义举,曾给国难岁月里的普通人带去过巨大的勇气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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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这十年 | 饭统戴老板

2020-08-20

作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2011年8月16日,北京798艺术中心,台下是800多名观众,台上是雷军和“一款顶级智能手机”。还有一排“小米限量版工程机“的预售队伍,排了100多米[3]。发布会现场放了一段短片,里面有猎豹移动的傅盛和欢聚时代的李学凌,都是雷军的熟人,他们在片子里高喊,”我们要小米!“

2007年,雷军以数码产品发烧友的身份,第一时间购买了一台iPhone,手机上的那行小字让他印象深刻,“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他觉得,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组装上。

这是他第一次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也开始思考中国制造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雷军是1969年生人,他的青春时光一半是红色的余晖,一半是改革的滩头。他接受的教育,是不怕苦不怕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他走向的社会,是官员下海、市长摆摊,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中关村的峥嵘岁月,雷军的话像是复盘自己的前半生,“我在金山想的是人定胜天,我们相信聪明加勤奋天下无敌,相信明天更美好。40岁的时候,不惑了,看清楚了自己的能力和时势。战略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做早了死在半路上,做晚了你追不上。“

和雷军年纪相仿的成功人士,多少有一点人生只剩下钱的傲娇,但更多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成色。雷军的前四十年,家境尚可,也没什么背景。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大学时写书创业,名震武汉电子一条街。在金山兢兢业业,从程序员做到一把手。这是一个备受中国家长推崇的典范形象,也是历史进程和个人努力融合的范本。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米身上也带着雷军前四十年人生的影子,从2011年的“一款顶级智能手机”,到小米MIX,再到十周年的纪念款,都能看到一种对产品的执着。而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有过屌丝品牌、有过性价比、有过黑科技、有过极客范,又像是一种理工男特有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小米十周年的演讲上,雷军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没有吊打,没有秒杀,没有让友商有本事就拿货来卖。他用代表性的仙桃口音,罕见的承认小米的芯片研发“走了一些弯路”。讲起苹果和华为时,他说“我承认我不如他们,大家同意吗?至少我今天不如他们。”

这应该是雷军的心里话。

雷军在小米十周年主题演讲

就像他为金山生涯总结的那样,“金山成功有我的功劳,金山不那么好,也有我的责任。”小米这十年,说它离世界第一还有距离,这是事实;说小米为中国手机行业做出过不少贡献,也是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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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要少看《三十而已》 | 饭统戴老板

2020-08-13

作者:鲁舒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传媒组

电视剧《三十而已》最近大结局了,笔者本来没有观看的计划,但架不住天天被微博和抖音上各种片段刷屏,只好充了企鹅会员,一集不落的看了一遍。

平心而论,这部剧拍的还算可以,尽管没办法跟国外的同类剧如《欲望都市》《东京女子图鉴》相提并论,也很难看齐大陆十几年前的《粉红女郎》和《好想好想谈恋爱》,但在优质电视剧愈发匮乏的当下,《三十而已》还是要比《精英律师》强1000个《娘道》。

这几年国产电视剧在蹩脚编剧和流量小生的加持下,大都开始放飞自我,比如2019年奇幻大剧《封神演义》里杨戬爱上苏妲己,豆瓣喜提3.3分;被两大卫视安排在黄金档的《如果岁月可回头》鸡汤废话一箩筐,让靳东的油腻程度从92号提到95号;更别提剧版《爵迹》了……

我们的文艺事业这些年越来越像中国足球:心安理得的做最差。所以《三十而已》在一众矮子里面,绝对能算将军。不过笔者在花了两天三夜足足看完43集之后,还是要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包在提拉米苏里的老鼠药,要比搁在农药柜台上的百草枯更容易让人中招。

换句话说,《三十而已》这种剧你还是要少看。具体的原因有三个:

1. 配方: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2. 调料:鸡汤循环,情绪轰炸
3. 火候:搁置争议,兜售粉饰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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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波音值100个苹果? | 饭统戴老板

2020-08-11
作者:喻隽哲/张假假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制造组
智库:天风证券副所长、机械军工首席邹润芳
          天风证券军工联席首席李鲁靖
2020年7月美国疫情肆虐,航空制造业深陷泥潭,美国空军掌握采购大权的副部长威尔·罗珀(Will Roper)抛出一个建议:是否应该把部分航空制造公司“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
在美国,“Nationalization ”这个词跟另外一个N开头的单词一样,心里想一万遍没问题,嘴上喊出来一次就会被千夫所指。因此威尔·罗珀的这个提议也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他的提议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困境:某些飞机生产商的确快撑不下去了,比如波音。
疫情之前波音就连遭重创,2018年和2019年先后两家波音737max坠毁,这让波音遭遇了全球航空公司的质疑。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下游客户大幅度削减资本开支,让波音雪上加霜。公司二季度营收下滑25%,亏损24亿美元,还将至少裁员1万人。
深陷泥潭的波音,曾经在美国属于无人敢惹的公司。1954年美国政府嫌波音赚的太多,就组织了一场国会听证会。在现场,时任波音董事长比尔·艾伦毫不客气地教训起了议员们:“别一心想着我们赚太多钱,请你们问问自己,波音是否为国家尽到了责任?”
当然,给董事长撑腰的,是波音“我为委座流过血,我为党国立过功”的护国功勋。比如比尔·艾伦举例说,二战期间,光是对日作战波音就生产了4000架B-29轰炸机,把日本24%的房屋变成了废墟。正是这些勋章,让议员们都默不作声,波音顺利过关。
但到了63年之后,画风全变。2019年10月,两次大型空难再次把波音送到国会听证会面前。现场坐满了346位抱着遗像的遇难者亲人。议员们的质询逼近4个小时,美国政坛新星Ted Cruz面对波音CEO丹尼斯·米斯伯格直接发飙:“你是老大,责无旁贷!” 
跟比尔·艾伦当年的意气风发不同,丹尼斯只能抿嘴、低头,脸上写满了愧疚。随后,席卷全球的疫情让波音再遭重创,市值一度暴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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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的陷阱和宿命 | 饭统戴老板

2020-08-04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黄主任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美国梦范本:他患有一种叫做费尔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导致身高只有1米49,饱受校园霸凌。在这样的环境里,身残志坚的赖克一路读到了法学博士,拿到了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

高中时代,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史威纳(Michael Schwerner)的朋友,时常出面保护矮小的赖克。史威纳毕业后,投身6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被极端主义者谋杀。这件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赖克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促使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

1964年,赖克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常春藤高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经济学。虽然硬件条件有短板,但赖克个人魅力十足,恋爱学业两不误,比如在大二的时候,他就跨校谈了一个来自韦尔斯利学院的女朋友——希拉里·罗德姆

 

本科毕业后,赖克同学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在前往英国的船上,晕船的赖克被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折磨地生不如死,以为要死在船上了。这时候有个同赴牛津的年轻人敲开了他的舱门,给他带来了鸡汤和饼干,照顾了他一路,并在后来成为了赖克一生的朋友。

 

这个人就是他前女友未来的老公——比尔·克林顿,这对纸牌屋式的“贤伉俪”那会儿还不认识呢。

 

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提出“Putting People First(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并力邀赖克加入内阁班子担任劳工部长。在任期间,赖克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限制企业高管工资、加重富人税收、加强工会势力等政策,导致华尔街财团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划清界限。

离开白宫后,赖克也没按照惯例去500强公司担任年薪百万的董事,而是回到大学一边讲课一边写书。从《下一个美国边疆》到《大众舆论的力量》,从《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到《拯救资本主义》,赖克对美国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思考也越来越清晰。

在2013年,赖克和导演雅各布·科恩布鲁斯(Jacob Kornbluth)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集他观点大成的纪录片,名叫Inequality for All翻译过来叫“不平等时代”。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个话题,香港同胞显然更有体会,所以港版译名也更简单粗暴:去他妈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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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 饭统戴老板

2020-08-02

作者:龚方毅
编辑:楚团长/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互联网组

2014年9月,31岁的张一鸣跑到 Facebook 总部参加了一场研讨会,介绍他如何利用算法向用户推荐图文内容,作客的全是硅谷的攻城师和程序猿们。会议主题如今看来很有意思,叫“中美技术:比较与对话”

可惜那天张一鸣说的是中文,翻译也做不到信达雅。相比之下,不谙英语的雷军早有准备,派了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去,让小米成为会议焦点。

会后,张一鸣参观了特斯拉和 Airbnb 等硅谷公司,体验了新款 Model S,还顺路买了一台 iPhone。他发现不少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员工都在用小米手机,阿里巴巴在美股的 IPO 成了风靡硅谷的热点话题。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张一鸣喜不自胜,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旗帜鲜明的表示,“中国科技公司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1]”。

一个月后,扎克伯格现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为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新增委员。在演讲中,系着红领带的扎克伯格还飚了几句蹩脚中文。趁着一把手出访,时任 Facebook 发言人沙琳·奇安(Charlene Chian)也添了一把火:“我们一直对进军中国市场感兴趣,也一直在研究相关事宜。”

要知道,扎克伯格在后来第八次”读书年“,专门推荐了保尔森的《和中国打交道》。

清华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在过去 20 年的中美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创办人是朱镕基,委员名单里都是在北京和华盛顿都说得上话的人物,像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微软的鲍尔默、特斯拉的马斯克,还有刚刚出书的黑石董事长苏世民。委员们有时给央企领导上上课,有时也化身中美沟通合作的一座桥梁。

扎克伯格、马云、库克参加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

六年过去,当初和扎克伯格一起去清华的库克同志已经位列委员会主席,扎克伯格的领带换成了蓝色的,在白宫听证会上怒斥中国公司窃取美国机密,而且”证据确凿“。中国市场一直大门紧闭,中国的对手却已经杀到了西海岸[2]。

动荡时局下的太平洋两端,阳光也许依旧灿烂,但鲜花美酒不再常有。那场以“中美科技: 对比与对话”为主题的活动,也不知何时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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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与管家:深圳凭什么成功? | 饭统戴老板

2020-07-30

作者:张纬杰

编辑: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知乎上曾有一个百万浏览的热门问题:“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喜欢去深圳工作?”高赞回答主要涵盖了4个共同点:包容、创新、开放、机会多。有人把这四点统称为“深圳精神”,其实,深圳精神的本质就是管家意识,或者说服务意识——服务好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企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他们自然会茁壮成长。

无独有偶,去年7月,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在深圳开启了他称之为“学习未来”的旅程。这是时隔25年后,大岛理森第二次访问深圳。“挑战、创新、勇气”是他眼中今日深圳的关键词,他坦言,这次访华除了去北京外,特别选了西安和深圳。

去西安,是为了了解历史,来深圳,是为了感受未来。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深圳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研究所,科技资源几乎为零。如今,深圳不仅在4G和5G技术、基因测序、超材料、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石墨烯太赫兹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位于全球前列,更诞生了华为、大疆、腾讯这样的世界级公司。深圳在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居中国第一、智慧城市发展指数中国第一。

那么,如此巨大的转变究竟是怎样实现的?答案首先是不局限于眼前利益的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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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手自兹去:中美的新页与旧页 | 饭统戴老板

2020-07-29

作者:戴老板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1989年6月30日深夜,一架通体漆黑的C-141军用运输机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Andrews空军基地秘密起飞。这架军用飞机的外部经过了涂装,抹去了一切军事标记,看上去就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货机。而宽敞的机舱中唯一的货物,是3名神色沉重的乘客。

 

飞行日志的目的地是冲绳,但在波涛汹涌的北太平洋上空完成了一次惊险的空中加油之后,它直奔这次行程的真正终点:北京[1]。

 

经过2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后,飞机从东海上空进入上海的空中走廊,并随即掉头北上。尽管已经提前得到通知,但仍有空防部门将电话打进了军委领导人的办公室[2],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最终在空管和军方的严密监视下,飞机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降落之后,走下舷梯的是华盛顿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另一个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他们迅速钻入一辆等候多时的黑色红旗轿车中,开始了这次紧张的秘密访华之旅。

 

两人抵达时,没有任何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在随后的20个小时内,他们密集拜见了诸多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总设计师到总理,再到外长和副外长,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此一无所知,驻华大使李洁明甚至不在中国境内,而是跑到韩国探望妻子去了。

 

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做的非常严格,甚至超过了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3]。当时两人的全部行程轨迹,包括会谈、宴请、交通一律高度保密,所乘坐的汽车、所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美国国旗,美方代表团抵达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拍摄的影像资料更是一律封存。

 

这两个资深外交官的神秘之旅,是受总统乔治·H·W·布什之托。老布什在1974年至1975年曾经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面在里根政府长期主导对华战略。在一片黑云压城的国际环境中,他意图通过派遣特使秘密访华,来将岌岌可危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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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荒纪事:拉闸限电后的十七年 | 饭统戴老板

2020-07-23

作者王凤哲/张假假

作者:王凤哲/张假假

支持:安信证券电新首席邓永康

2003年8月14日,电力技术的发源国美国搞了一个集体大停电,生活在纽约、克利夫兰、新泽西州、底特律等地的5000万人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地铁停摆,空调歇菜,航班大面积取消。夜幕降临,城市一片漆黑,市民们只得瘫坐在马路边,等待电力恢复。
不是美国陷入了黑暗,隔壁加拿大也受到了波及。这是北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停电事故,受影响地区超过北京+上海的总面积,且全部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心脏,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停电的原因倒是很简单——俄亥俄州的一家发电厂发生了短路事故。

卫星图中大停电产生的“黑洞”,2003年
大停电发生前的10年间,美国的电力需求量增长了30%,但电力传输能力只增长了15%。老化的线路,滞后的电网建设,都是大停电的深层诱因。稳定的电力供应背后折射的是国家的能源安全,这是支撑国家经济高速运转的基础设施。这条血管虽不起眼,却是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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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 饭统戴老板

2020-07-16

作者董指导​、刘芮

作者:董指导、刘芮
支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智库:安信证券计算机首席分析师 吕伟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基地”。这个“200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年12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738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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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女星的前浪、后浪和破浪 | 饭统戴老板

2020-07-14
2020-07-11

作者:鲁舒天

支持:远川研究所传媒组

2017年,芒果台《歌手》的第六期节目里,赵雷演唱了一首《三十岁的女人》,瞬间被舆论骂成了过街老鼠。

惹起众怒的是赵雷写的歌词。“她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日落后最美的已溜走”……这种歌词无论创作初衷和表达意图是如何,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无疑于是阎王桌上抓供果——自寻死路。

要知道在2011年,杨千嬅也出过一首《女人三十》,MV里跟她搭戏的是在《吐槽大会》上被称“年过半百”的陈乔恩,“我还想跟年华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虽然远没《三十岁的女人》的好听,但歌词的姿势水平却吊打赵雷。

上一首引发“全民批判”的直男癌歌曲,是韩寒的《乘风破浪歌》,歌词属于阎王后院放鞭炮的级别,比如“饭要做的很香甜,菜要做的很可口”、“你要守本分,不要乱插嘴,一声别吭你跟着我”、“你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地相处”……一发布便立马在微博上炸开了锅。

于是慢慢地,“30岁+的女性”这个话题逐渐在社交媒体上成了敏感地带,一不小心就会引发炸雷和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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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40年:一种高考,四次创新 | 饭统戴老板

2020-07-07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2003年6月7日,全国6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了高考。除了必备的文具和准考证,考生们还需要携带一张“健康证”,才能进入考场。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赋予了一层特殊意义。绝大多数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识到SARS的严重性,学生们的生活也从那时起改变:一些学校整个4月都在关闭状态,直到5月,教育部决定:高考照常从7月7日调整到6月7日进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开始。

种种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场独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数学“车祸”,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选择题,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钟都没有结果。据说很多学生还没等考试结束,就选择交卷放弃。

在中国,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大型演练,从学生、老师、学校,到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每个城市的每一个部门,都在48小时里严阵以待。

同样,高考的意义和影响也绝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十四个字能够概括。在国人眼里,它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是跨越阶层的通道、是出人头地的门环。时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托。

 

高三学生在疫情中备战高考

17年后,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国炎热的七月,无论发生多少故事,它都会和17年前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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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战争:霸权之柱背后的隐秘武器 | 饭统戴老板

2020-07-04

作者:奥特快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除了能装90架舰载机的核动力航母和印刷成本只有5~20美分/张的绿色钞票,美国控制全球的方式还有一种:粮食。
上溯到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粮食短缺是全球普遍现象。当时法国每人每天只能领取两块面包,英国直到1949年还在实行面包、马铃薯和糖果的配给,而整个欧洲更是有数百万人饱受饥饿折磨。此时,附带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便成为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手段。
在欧洲,美国把粮食以赊账的方式提供给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其倒向苏联。在南亚,巴基斯坦一遭旱灾美国立刻给予粮食援助,听起来充满人道主义的光辉,但主要目的是钳制苏联南下。而隔壁的印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它在当时反苏战略里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在苏联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颗米都没捞着,而通过以粮食援助这种手段,美国既稳定了其在东西半球的基本盘,也收获了一批抱大腿的小弟们[1]。
当然,随着战后经济复苏,自己能吃饱饭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的粮食武器也紧贴潮流,持续迭代更新。从冷战开始至今,粮食武器一共迭代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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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忍中崛起:郑州凭什么成为北方的黑马? | 饭统戴老板

2020-06-30

作者:陈畅

支持:远川研究宏观组

 

 

 

2005年11月16日晚上,清华大学主楼人头涌动,著名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这里做了一场名为“坚持梦想”的演讲。

施瓦辛格彼时的身份,早已不是扛着霰弹枪扫射的肌肉男星,而是西装革履的加州州长。门票自然是抢手货,据说清华最大系之一的电子系平均十三个人才能分到一张票[1],而且拿到票的学生也被提前“吹风”:不要问枪支、同性恋这些州长不喜欢的问题。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能够站在又红又专的清华讲坛前谈笑风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此等殊荣一直是属于克林顿、小布什、阿尔·戈尔这种顶级嘉宾,而施瓦辛格作为一名省部级干部能荣列其中,核心原因恐怕只有一条:他带来了一份500亿美元的大礼。

施瓦辛格担任州长时的政绩乏善可陈,尤其是先后否决同性恋婚姻法案和禁售暴力游戏,更是被崇尚自由的加州人民骂成过街老鼠。更要命的是,加州作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大本营,在互联网泡沫中损失惨重,政府赤字一度高达380亿美元,濒临破产边缘。

而那会儿中国刚加入WTO,对招商引资有种天然的荷尔蒙冲动。所以90年代就跟段永平勾肩搭背、代言过步步高的施瓦辛格敏锐的察觉到中国人民的需要,于是便谋划了一个投资额高达500亿美元的“加州工业城”计划,想安利给急欲拥抱世界的中国。

只不过,这个十倍于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项目,落地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也不在深圳,而是选在了中原大地的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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