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飞剑客
（上一次看不懂汉字还是读麦克卢汉的时候）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是反代孕的。
在代孕这件事上，郑某和张某都不是好东西，同意代孕的都是在通过经济优势去剥削他人，都是在作恶。只不过从目前来看，郑某还多个弃养。然而郑某的错误基本已经盖棺定论，党媒都已经发话，这位明星很难翻身，这个时候，把选题重心放在郑某上面，只是在重复话语，既无法推动公共议题纵深讨论，也容易加剧人们对父职的忽略，加固“母亲才是抚养孩子的决定性人物”的这一成见。
郑某这种人渣，她的事自有法律定论，她的星途实际上已经凉了大半，如果通过郑某这种剥削阶级无脑操作和爽言爽语引出代孕这个议题，引出空前引起社会热度，是好事情。
所以本文的重点还是在代孕上，关于代孕，前几年有些观点甚嚣尘上，有关代孕的信息进入大家的视野，例如前段时间的陈凯歌导演的短片《宝贝儿》，阴谋论点来说，很像某些人有意为之反复试探。
有人认为代孕是自愿，是两厢情愿，为什么要强制干涉？的确，加班都尚且是“自愿”的。
一个哲学问题，当你自己“自愿”成为奴隶的时候，真正“自愿”的成分又有多少呢？
即使是自愿的，在一个充斥不自由的结构内，人不是自由的，很难说一个人会拥有处置自己的自由、自主。在代孕这个事上，很显然，女性并不是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力去成为代孕妈妈，而是现实逼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时候女性不免沦为生育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
自愿的背后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无限的剥削，即使打着自愿的名号，我们也必须反对。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即使代孕是自愿的这种观点如此荒谬，它从来不是一个自不自愿的问题，它是不是自愿的又能怎样？996不是自愿的，是剥削，但仍然有人前仆后继。
老实说，不管是拿自愿加班来反驳代孕自愿，还是拿趋之若鹜来证明其合理性，这里面有是一种泛化逻辑，确实，代孕出卖身体和自由，和过劳996和挖煤有着相似性，即都是拿命换钱，都触及了经济利益与人潜在的生命风险的交换。
然而，虽然咱打工人本质上都是出卖身体和自由，但交易越与身体直接相关就越不应该被允许，极端例子是买命，然后买卖器官、代孕、性交易什么的，因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事实上，劳动和创造才有利于人类整体的进步，而不是代孕这样的出卖身体。这种价值观对于人类发展也没有任何好处。
这也提醒我们去思考，雇佣关系中怎样才算“无尊严地”出卖身体，怎样判定哪种劳动更损害身心健康，需不需要硬性标准？毕竟，也没有评估富士康流水线对工人的身心损耗到底比代孕差多少。
另外一个被资本不断拿出来试探公众底线的讨论是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会激烈反对，信息多了没准就脱敏了，在这里，必须要承认，我们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我国存在着数量不容忽视的不孕夫妇、LGBT、丧偶人群，尤其是前两者，在现代社会的关照下似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是代孕产业的诉求发端，无论你合不合法化，都存在着市场，都存在着需求和供给，底层逻辑就是，市场大爷的意志你能违背吗？
如果你对我们平时口口念叨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一脸迷糊，现在倒是有一个绝佳的案例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呢？这便是，就是说服自己把一切暴利且不可控的事情合法化。对于资本来说，有市场就该被允许；对于政府来说，管起来总是要成本的，还没有税收，索性资本和政府手牵手，例如，毒品管不了，合法吧！枪支管不了，合法吧！代孕管不了，合法吧！就如同齐泽克在《生于末世》里讲的，任何灾难都会常态化，进而灾难就不再是灾难了。照着新自由主义的这套滑坡逻辑下去，如果人类因为资本主义出现危机，要毁灭了，行吧，累了，赶紧的。
结论：新自由主义会毁灭人类。
如果我国开放合法代孕，毫无疑问代孕一定是商业的，就等于是把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包括不孕不育的趋势，中上层一些女性不想自己生孩子的问题，接手过来，重新批量甩给下层，鉴于我国贫富差距，农村女性一年打工累死累活才四五万收入，所以总是会有人做的，一旦商业化以后，会有许多的底层年轻女性沦为中产阶级以上的移动子宫，人肉孵化器，全自动怀胎机，穷人被商业资本的大潮裹挟着“自愿”成为代孕妈妈，以出卖生育权为代价换取生存权。
诚然，正如同中国不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榜样国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不会发生，所以笔者就不做过多耸人听闻的描述，具体可参考印度和乌克兰、俄罗斯。即使是这样，由于我国不孕不育人群庞大，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代孕对很多家庭来说是救命稻草般的方式，商业代孕不被支持，国内还有一种说法叫志愿代孕，也算是默认了代孕作为灰色产业链而存在。
在相当多的代孕的地下产业的报道里，我们也能看到，代孕妈妈，无一例外都是中西部农村出身，有学历的话可作为高价卖点，我们在讨论代孕合法化的问题时，底线必须摆出来，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必须被正视。如果批评代孕，还必须指出，代孕挣的钱是抱薪救火，无益于穷人真正改善自身，即前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穷人为什么一直穷”的观点。如果是先天性的穷，那就应该让通过政府分配改善，也就是我们的扶贫工作。
郑某肯定不是什么孤例，代孕的那么多，她只是刚好爆出来而已，正是因为贫富差距摆在这，地区与地区有，国与国之间有，郑某的问题恰好说明了，当掌握政治、文化或经济领域优势的人，即我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不排除大龄失独家庭的需求），他们可能通过地下方式转移到中西部落后地区，我们是否要对“地下代孕”隐患视而不见？即使国内的漏洞和途径被堵住了，他们也会通过国外代孕合法的差异，把一件在国内违法的事，转移到国外，上半年看到一条新闻说，大约50名代孕婴儿因为疫情困在乌克兰，来自中国的家长无法入境，只能通过视频看看孩子……如果我们批评代孕，怎么去推动相关部门预防这种跨国代孕？
除了贫富差距，阶级性的根源问题，导致了许多年轻女孩“自愿”出租子宫出卖身体，代孕会牵扯到很多其它问题，比如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前现代婚姻的本质就是某种程度的代孕，旧社会有典妻的说法，甚至包括今天被诟病为卖女儿的彩礼，也可以理解为某种代孕的实现方式，也因此，我们的沿着反代孕的逻辑顺延下去，也需要反彩礼，反对其背后的性别不平等，包括强化了对女性的身体控制和巩固传统的性别分工。
严打代孕也只能解决代孕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的是给予人们对代孕的诱惑说不的底气，这需要依托人造孕育器官的公共产品化，同时如果人人生活有保障，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的很好，有谁愿意去代孕卖卵受罪呢？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