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政离不开撕逼和站队，但这并不可怕 | 新潮沉思录

今年以来因为国内国外的各种形势，中国网民的键盘政治参与度达到了近几年的一个高峰。前阵子我们的一篇文章《我们到底该不该键政？》分析了群众网民键政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国内外形势的极端化发展，网络键政的撕逼站队现象也愈发极端化，今天我们再聊聊键政网民群体中普遍容易出现的撕逼站队问题。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政治讨论的人相信都对这个现象深有感触。参与者寻找观点理念相同的人抱团到一起，并给不同意见群体扣上帽子，进行攻击。比如五毛，美分，小粉红，带路党等。严格说起来这类分歧产生原因往往没有到不同思想体系对抗争锋的高度，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现象。参与者往往情绪大过观点，主观大过事实。当然在这种争论撕逼的过程中也会让很多参与者水平逐渐提高，也是当代政治讨论普及化的一个过程。下面对这种现象稍作分析。

我们先以社会学的视角，从不涉及现实利益的单纯群体现象层面讨论。

首先，我们要理清楚，在政治话题中，政治哲学讨论（理念，方法），政治行为，公共政策，以及政治价值判断这几个概念的区别。而大部分广为诟病的所谓“政治讨论”实质上是往往是后两者的混杂，我们姑且界定一个域来界定它，叫做“公共政治”，而公共政治的特色，就是主观化，且没有理论门槛。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部分：成因，动机和行为。

公共政治的诞生一般会追溯到1908年后现代媒体业起步中，由于公共媒体在整个20年代后开始迅猛发展，媒体行业实质上成为了社会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的重配来自于对于传统权威的解构，加上普通法系中公众话语对于司法实践的影响，使得公众话语实质上参与到了政治运行之中。

而在80年代进步主义大潮中，社会运动伴随着诉诸公共话语体系的方式展开，公共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为消除权威而来，并试图以此妥协出一个共识，使得基于这种话语的共识，实质性的开始成为各种共同体划分界限和稳固共同体边界的方式。

而我国从80年代开始的政治话语更多的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在90年代至互联网社区兴起初期，对于公共政治是相对压抑的状态，从新千年初的web1.0时代，网络社区开始承担起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初期消除传统权威的作用，但是真正展开是在web2.0时代，网络社区和新媒体已经掌控了主要的信息流，并且拥有最低的话语输出成本和极大的影响力，这段时间同时也是整个主体文化的真空期，建国早期的毛主义处于被压制状态，改开后的实用主义坚持到了过渡时期的边界。所以，从比较的方法来看，此时我国的公共政治生态和美国70年代尤为相似，

包括：

1，诉诸公共话语体系。
2，以价值判断作为主要议事方式。
3，话语权争夺和话语秩序的整合成了主要的矛盾冲突。其中最简陋的行为就是，双方标签化对象，合理化自己，并且靠着声音大来取得旁观者或中间派的认同。

这是导致政治站队的社会关系成因。故而在这种机制下，缺乏学术语境的调和，“站什么队”或者“坚决不站队”，“热衷于谈政治”或者“认为不应该热衷于政治”都是在“站队”，均是这种议事体系的应用化体现。这种东西造成的“滑坡”就是大家一起制造多巴胺和消灭情绪。

其次，关于动机问题。包括两个具体层面：

1，行为意义上，无意义或者无经济收益的的价值冲突是怎么产生的。

2，价值冲突产生后的集群效应，集群效应带来自发的组织性。

行为意义上探讨价值冲突本身，有一个较为热门的理论叫做模因论（Meme），当然在主流社会心理学领域只是有所引述，还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模因是为文化的遗传因子，也经由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举例而言，某个观念（模因），经由模仿或是学习传播到不同人的大脑中。而经过复制的观念并不会与原来观念完全相同。

比如，我们解释新一代普遍对于“家长威权”产生反感与日俱增，使得父母不再能够按照原有的家长身份和孩子做有效沟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父辈的家长观念承袭自宗族互助体系中的大家长意识，而在个体化表达为主要价值诉求所反馈的模因诞生后，产生模因冲突。这套理论由于对福柯“话语——权力”体系和“自我叙述——第三方叙述”这两个哲学机制有调和之处，所以在社会哲学中有很大受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无经济意义的价值冲突，相比于我们传统意义上非要从各种冲突中剥离一类“利己”的成因，在理性人假设下来解释无经济意义的价值冲突，恐怕要更为好一些。

集群行为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环境和特定场域，而某些特定动机也增加人们对某种普遍刺激做出自发反应的可能性，从而酿成集群行为会中存在的冲突的价值观和规范也能引发集群行为。这样的冲突往往是社会急剧变迁或者是在文化中引入了对立因素的结果。而集群行为本质上是将话语强度放大，组织力也更强，这就是党派政治和组织性话语冲突的源泉。而价值观冲突本身就是集群行为的一种成因。

而如今的公共领域本身也处于一种双重否定里面，公共领域开始极化，各个话语制造者开始圈定完全属于自身受众的话语空间，而用于形成共识和公共妥协的冗余被挤压到了近乎消失，内容制造者并没有兴趣去制造共识，而是乐于冲突和极化制造的流量收益。其次，是公共论题的逐渐消费化，要么是动辄诉诸宏大的叙事，要么就极端碎裂到琐碎廉价的共情里面寻求价值观碎片的拼凑和精神认同。

以上是关于动机。

最后是关于行为，从整个政治讨论往行为主义转向以后，产生了一种判断方式，那就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行为的动机，判断和评价政治现象的标准是构成人们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这个体系的主要行为标准是，在做任何政治事件的判断之前，都预设一个“价值标准”，即我们首先对于某些行为准则或者价值标准做“好/坏”，"善/恶“判断，并预设其天然正确，再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论述。从而造成由于价值前提的不同，导致无法讨论的局面。因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分立谬误，预设下义和上义的绝对联系，比如在讨论概念的时候扯到行为，或者通过行为来反向诠释概念，都是这种逻辑的谬误的体现。

但是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语言和思考行为本身就不是完全理性的，并且由于经验有限，在相似的圈子里，这种言话方式相当有市场，但在不同圈子或共同体之间，就无法达到交流的基本规范性，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键政讨论中参与者会无意识的偷换，转移话题和概念。

当然，以上是从单纯的群体现象范畴阐述了本质上属于公共政治讨论的键政撕逼站队现象的成因，动机和行为。实际上，美国的公共政治讨论模型更理想，更符合研究的偏好，因为美国得天独厚的条件天然的排除了一些外界干扰因素，比如当代美国不像中国一样在中上层存在相当广泛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比如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经过社会和媒体长期的塑造引导，将主要议题导向以人群/族群间的理念价值冲突，在这种讨论中的理想参与者都是公民社会中文质彬彬的“理性人"，实际上缺乏阶级讨论的话语空间。这样的公共讨论也更符合“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因为阶级价值本质上是不可能多元化的。

我国在经过本世纪的高速发展之后，社会整体物质水平极大提升，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也被迅速放大，这样公共政治讨论中不同阶层导致的利益冲突往往成为最朴素的一种站队动机。当然，因为当代社会的复杂分化，往往也会有很多对自己阶层认识不清的“脑臀分离者”，我们之前对这种现象也做过不少讨论，后工业时代大部分能够发出声音的无产阶级都容易无意识把自己摆在中间阶级和小资阶级的位置，这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身份本身的脱离，同样不掌握或极少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群开始出现极度的观点分化。

在这两年涉及阶层利益的公共话题，比如关于劳动法，996等的全网讨论中，阶层对立导致的站队以及脑臀分离产生的站队总是会重复上演。

今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以一些活跃在知乎等平台上的在美国工作的用户为代表的“高华群体”（并非所有在美国的人都如此，只占一部分），以及相应产业链中的留学移民中介机构等等，言论和行为普遍出现极端化抱团化。这些人从中国到美国，本质的社会阶层往往并没有提升，但他们通常认为通过简单的皈依行为就能马上获得一种阶层提升，这种认知带来的优越感经常反应在与国内网友的交流讨论中。还有一种类似的人群，他们本身不是直接的皈依者，但热衷于用从西方liberal或者保守派借政治语料套用国内公共议题来获得优越感。这两种人群存在的原因本质上都是因为对中国来说，存在美国这样一个更强力的他者。

这种现象在美国就很难出现。因为对于美国（或者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更强力的他者。美国社会中的公共政治参与者们，不存在这样一个期望通过简单皈依就能获得阶层提升的前提。实际上，这也造成了国内公共政治讨论中几个最常见的伪命题。首先，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存在通过皈依行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提升，但对于阶层整体来说，这是不存在的选项，阶层的整体利益只能通过在其所处的系统中进行斗争来维护。

然后，对于大部分口头对皈依他者表达向往，但实际上不愿或不可能选择皈依的讨论参与者来说，重要的实际不是美国如何，而是中国应该如何，然而中国应该如何，并不是由美国如何来决定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中国不能也不该走美国那样的路。对于反对皈依他者的群体来说，美国的存在也容易让他们把过多的因素归结到美国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在美国这个他者消失之后，我们将能更好的在公共政治讨论中认识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建设我们想要的世界。

当然不管如何，随着中美关系的急速变化，以后给以高华自居的群体的斡旋腾挪空间会越来越小。

目前国内自媒体生态可以说独步全球，在这种生态影响下的公共政治讨论也广泛掺杂了利益行为。早在中国互联网的古典时代，当时主导键政生态顶端的“公知”们往往就不是纯粹的公共政治讨论参与者，而是会通过塑造特定政治倾向获得诸多利益，典型的比如罗永浩和其牛博网中网罗的各路人马。在进入全民自媒体时代之后，这种通过参与公共政治讨论获利的权力已经从整个互联网生态链顶端的公知意领大V下放到了各种平台腰部的中V，小V甚至一些普通网民。比如今年知乎一个外号“杀博士”的用户，从发迹到注销的过程就是个典型案例。限于篇幅问题这里不过多举例，读者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些自己知道的例子。

公共政治讨论也好，网络键政也好，撕逼站队等群体现象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互联网时代这些现象被极度放大，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需要过于担心的事情，就像文章开头说的，在这种争论撕逼的过程中也会让很多参与者水平逐渐提高，也是当代政治讨论普及化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发达让我国曾经的全社会”大鸣大放“理想得以真正有实现的基础。后面我们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