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该不该键政？ | 新潮沉思录

这两天键政圈发生了一件大事，知乎著名键政思想家“山高县”在被知乎销号许久之后，与观视频强势联动，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期视频，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和对未来的看法。视频整体是非常不错的，有深度，有洞察力，除了嵩夫子本人的声音有点棒读，总体我给打8分。同时我又想起前几天头条上一篇污名化“键政”的爆款文章，具体文章不展开说，因为质量实在差劲，在知乎上也被批的体无完肤。这两者本不该相提并论，但确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了一个在我看来意义重大的问题：我们到底该不该搞键政？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说说什么叫键政。所谓“键政”，是键盘政治的缩写，具体说来，就是通过网络来发表个人见解，对社会事件、国际关系、时事热点等等与公共空间息息相关的事物发表观点的一种行为。普遍的说，这种互动并不局限于网络媒介，是不包含利益的，以此与纯粹的参政议政进行区别。

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假思索说该，或者不该。但我要说的是，这其实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关系到传统、社会学以及政治实践本身，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是负面的影响，是必须去正视和探讨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深刻的洞察力去探讨问题背后的问题。

首先抛出结论，我们应该键政，而且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

第一个原因，传统，键政是华夏文明悠久而又优秀的历史传统。大约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间，当时的文明世界不约而同的产生了思想大爆发的现象，雅思贝尔斯称其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被称为“百家争鸣”，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等各类学说层出不穷，从哲学、政治哲学到逻辑学，从宽泛的社会治理到具体的技术实践，无数的聪明头脑像繁星一样闪耀，铸就了中国思想最辉煌的时代。

但跳出这高度的赞誉，所谓“百家争鸣”，本身就是群体性的“键盘政治”活动。老子一门心思当图书馆管理员，作《道德经》流传后世，孔夫子周游列国，一路都在与弟子讨论学术观点，墨子自己琢磨还不过瘾，干脆成立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主动介入社会争端，而名家大师们更是以辩论为乐。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的苏秦张仪，苏秦是种地的农夫出身，张仪也不过是个破落贵族，我们可以想象，在登庙堂之前也就是俩精力旺盛思维敏捷的年轻人，与现在的键盘侠并无本质区别。

在我们谈论“百家争鸣”的伟大意义的时候，往往只是从某某学说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来谈，而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甚至不下于这些学说本身的意义，“百家争鸣”这个现象事实上开启了中国个体参与公共空间的思想建构的文化传统。甚至可以戏谑地说，“百家争鸣”本身就是老祖宗里最活跃的那部分脑子积极“键政”的结果。

历史继续发展，到了唐代，科举取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上升通道，也是通过程序，给键盘侠们一个正当的出人头地的选择。很多人由于受到宣传误导或因历史知识缺乏的缘故，会简单地认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是一种思想禁锢。诚然，由于国家机器自身价值导向的问题，必然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如果对中国古代科举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就会知道，科举制度确实在极大程度上为知识分子的观点表达和学术导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只是受限于时代，让现代人看起来有些落后。

譬如说，唐朝在考试科目上设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在考试方法及内容上有有墨义（笔试）、口试、贴经（填空）、策问（申论）、诗赋（文学水平），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绝不是简单的好或者不好可以概括的。而由于科举广泛的参与性，制度本身，就成了学习知识表达观点的渠道，成为了“键政”的促进力量。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基础教育的全面铺开，以及群众政治文化教育的进步，“键政”相比过去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无论是开出租的的哥，还是国家干部的朋友圈，键政永远是社交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而且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自媒体时代来临以后，这种感受愈加强烈，中国的网络自媒体文化更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某些自媒体作者的深刻程度和洞察力，不次于国外知名的国关或政治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而很多早年活跃在网上优秀观点输出者，转职成为正式媒体的大有人在。这都是这种传统延续的表现。

其次，键政也是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需求，键政毫无疑问是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基于事实正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转化为权力监督的手段，也可以转化整个社会应对公共挑战的能力。随着完美无缺的美国体制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差劲的表现，即使是最顽固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鼓吹者（譬如某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所谓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

即使是设计的最精妙或者最具有鲁棒性的制度，总有一个内生性的缺陷无法解决，这就是权力产生的方式带来的腐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之外的权力监督必不可少而且举足轻重，这种监督必须是理性的，是敏锐的，同时也是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的，而符合这种条件的，恰恰就是广泛的“键政”带来的社会动员，但这种动员往往由于正确理论的缺乏或是公共政治文化传统的缺失，导致被其他力量所窃取，譬如美国社会广泛的用媒体宣传去代替民众意见表达的现象。

幸运的是，由于我国长期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以及毛选方法论的普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基于人民史观的朴素思辨文化，并对社会发展多有助力。这种例子在生活中数不胜数，无数蒙冤的，遭受不公的的受害者，懈怠的，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都被以一种理性而又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方式去声援和声讨，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键政文化也有助于培养个体的普遍认同，在此次疫情中，这种理性的群体认同，让政府在进行防疫抗疫时事半功倍，而这恰恰是西方世界普遍的用宣传代替普遍的个体思辨的落后社会文化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把我们的抗疫行动粗暴地解释为洗脑和社会恐怖对人的压迫。

再者，普遍的“键政”文化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助力。文化的发展源于观察、归纳和创新。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有严格的范式要求，使得这个过程必须遵循明确的准则，有较高的门槛，由个体自发进行的研究往往是错误而且经不起考验的，由此产生了被称为“民科”的现象。但有一部分人基于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皮毛了解，不恰当地把这种评价标准套用到社会学领域，殊不知，这种套用反倒是自身无知的表现。

虽然现在一些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应用于社会学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譬如笔者很喜欢的北大吴飞教授对华北某县的自杀现象的研究（《浮生取义》），但总体来讲，社会学研究还是一个基于观察、经验、思辨、甚至直觉的学科。而社会学的运用也是如此，纯粹由逻辑和数字为基础的方式难以准备把握其内涵。

近代以来一些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譬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说它们是先验的，肯定不对，因为这些概念的提出显然出于学者对现实的观察，说他们是后验的，肯定也不对，因为没有什么定量的方式去检验，还是得到现实中用经验去观察。但他们所表达概念的内涵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且可以被感知的。

还有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现在看，韦伯的核心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并不是说这部书就毫无意义了，其中大量的史料，以及对宗教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分析，依然非常有价值。事实上，即使自然科学本身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价值观，也在范式理论出现后宣告了破产，更遑论用这种方式去判断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了。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个全民参与的活动，并且呈现出下限极低而上限极高的特点。一方面，只要敢于参与，就能入门，另一方面，要提出新的概念并自洽的解释复杂问题，则需要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思辨能力。而这种活动，往往需要一种自发的热情和兴趣来支撑。

另一方面，社会学领域，跟现实结合的越紧密，专业和业余的察觉就越小，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某些所谓的专业学者，西安某著名高校的某位国关教授，甚至连深入浅出地介绍20世纪以来的几种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都做不到，据我所知还不止一位是这样，专业对他们来说只是混饭吃的凭证，其业务水平远不如某些爱好者。而笔者认识的某位科班出身的哲学博士，却乐于与业余玩家深入交流并分享知识，想来他也从“键政”爱好者那里受益匪浅。

考虑到社会学理念的传播效应，广泛的“键政”活动，事实上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无数“同步运行”的机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反馈，不断的归纳，以及不断的创新。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几十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社会学界反倒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反倒对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没有任何敏感性，解释问题的概念范式难以更新，这就更凸显了“键政”的重要意义。也许有一天，新的属于中国社会的大家，就会从这些广泛参与讨论的年轻人里诞生。

可以这么说，当代“键政”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古典时代平民个体参与社会思想建构这一传统的延续，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财富。有些自诩的精英用不友好的态度来针对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不自量力的行为，用一句话来结尾：群众喜欢键盘政治，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但另一方面我也建议，键政活动，发于键政，止于键政，观点的表达才是键政的本体，如果总想着流量变现，一门心思走终南捷径，反倒落了下乘。如果机缘巧合能成就一番事业固然不错，但抒发自己的观点，获得他人的认同，何尝不是最本质的快乐呢？

当然，最后还是要强调下，任何事情都要适度，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键政同样如此。全天随时对线显然也不可取。 不说了，我的键盘在召唤我，我们网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