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命不算命：疫情下西方诸国的“功利主义陷阱” | 赵皓阳

（一）进退失据的西方诸国

前几天有脑残公知阴阳怪气，说为啥外国那么多政客、官员、商界名人、演员、体育明星被检测出来，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之前在国外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进行新冠检测，最近两天才开始逐渐免费检测——但大多数国家的轻症依然不检测，所以西方国家的新冠呈现出一种“富贵病”的表现，穷人得的是“流感”，既不增加确诊人数，死了也不算在新冠里，岂不美哉？

以美国为例，最开始只有连续发烧四天的人才有机会进行检测；欧洲很多国家以及日本都实行轻症不检测、重症检测。这是很投机取巧的做法，也使得西方诸国数据上看得过去。但是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有大量的病例无法确诊、得不到合理治疗，甚至没有做到基本的隔离。因此这个明面上好看的数据是要大打折扣的。

我们来看英国，以当地时间11日-12日的新闻来看，英超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确诊感染，切尔西球员奥多伊确认感染，莱斯特城三例疑似病例，沃特福德一人感染，埃弗顿一人感染，伯恩茅斯门将和工作人员四人感染。同期，加拿大总理夫妇去了英国一趟就感染上了，而英国那两天公布的确诊病例仅有500上下。这明显不符合统计和概率原理，英超球员都这么多人确诊了，不列颠老百姓就平安无事？

为啥球员确诊那么多，因为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有着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和最先进的伤病管理机制，因为球员的健康就是俱乐部的真金白银，所以各种头疼脑热大病小病第一时间就查得出来。普通民众不可能有这待遇，在欧美即便是要检测都需要付费，更不要说潜在高昂的治疗成本了（前天美国才开始免费检测，但治疗还是得掏钱）。再看看我们本文的封面图，这就意味着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选择治疗。美国CDC负责人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就被议员当面怼：你们是想知道所有人的感染数据，还是仅仅想知道富人的？

12日，瑞典也宣布不检测轻症病例，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人均医疗资源最丰富国家之一也这样操作，我还是很震惊的（精瑞落泪）。

日本政府也很离谱，我们看上面这张数据图，各国确诊人数增长趋势基本重合，唯独日本一枝独秀。无他，不检测耳。孙正义因为看病人抱怨不检测的太多，说要捐一百万个试剂盒，结果被日本网民喷死了，说他这是“阴谋”。孙正义就很委屈发了条推特，说“我是因为听说想检测却被拒绝的人很多，于是才有了捐赠检测盒的想法。既然大家都都骂我，那就算了吧”。日本人民真是史诗级韭菜，天皇做梦都能笑醒。

评价这次西方抗疫得失，我们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前几天有一篇刷屏文，标题取得耸人听闻——《英国官方刚刚承认：故意让数千万人感染，获得群体免疫！》看了内容把我吓尿了，我第一时间就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敢公开说出这种话来，更何况还是个要吃选民饭政府。这是不玩了，要集体自爆？然后我看了一下几篇英文报道，人家官员的意思是客观描述了一下事实——有几千万人感染，才能获得群体免疫。结果凤凰欧洲的这篇报道直接把逻辑改成了——为了获得群体免疫，故意让几千万人感染。还特别用了【故意】这两个字，生怕报道出现不了偏差吧？

当然本来那个说法也好不到哪去，活该被骂，英国政府反应迟缓举措无效也是众目所睹。不过黑英国政府，要像我这样黑，黑的有理有据有节。“群体免疫策略”也不是故意让人感染，英国政府也没真正落实什么群体免疫策略——他们只是单纯的不作为，然后想着躺赢呢。这是标准的功利主义陷阱，甚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余毒。结果没想到这么冷血的一个政策，我们还有媒体给它洗地的。比如《三联生活周刊》这篇文章，就是通篇恶臭：

这就是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成他英国实验的小白鼠。二十一世纪了还这么舔洋大人的屁沟，先问问联名上书的229位英国科学家同意吗？《柳叶刀》的主编在推特上都歇斯底里了，现场表演一个正常人怎么被逼疯的。别说别的了，就是前期湖北哪个官员提出这个类似政策，我看看这些媒体会怎么骂。

三联最后这段啥意思啊，就是搞个对照组实验，有人搞全民防疫这一套，有人搞放任自流群体免疫这一套，然后看看谁“效率”更高。这TM不是坏出水了么，这就是明显的把人命不当命啊。当他把一个明显会牺牲一大部分的人的策略考虑其中，还想作为一个“对照组实验”，就已经完全陷入了功利主义陷阱。

要么他的良心是真的恶毒，要么就是洗地把脑子洗坏了。这哪是高级人道主义，这分明是低级人道毁灭。照这么说当年纳粹搞种族清洗这也是一个看看是否有“效率”的道路啊？三联这篇文章希特勒看了会沉默，戈培尔看了会流泪：怎么老子就没想到“高级的人道主义”这么好的词汇呢。

开始跟三联一起洗“群体免疫策略”的财新网一看风头不对，马上见风使舵，连发两条微博撇清关系，实属可乐。

那么问题来了，“群体免疫策略”价值观冷血在哪里？为什么说西方诸国的防疫策略从“功利主义”跌入了“功利主义陷阱”，这是我们本文要讲解的知识。

（二）功利主义价值观

我的《生而贫穷》第十六章的题目是《阿尔萨斯的斯坦索姆困境》，就是以魔兽的经典故事为切入点分析自由主义两大流派——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优点和缺陷。什么是功利主义？人类王子阿尔萨斯来到了一个被瘟疫感染的城市斯坦索姆，感染的市民会变成丧尸转来攻击他的士兵，为了减少可能存在的伤亡，阿尔萨斯决定屠杀所有市民。

因为被感染的市民死定了，而变成僵尸后又会造成我部队的损失。像商贩一样对比收入和损失，选择最划算的策略——这是功利主义。但阿尔萨斯的恋人吉安娜与他的师父、高贵的圣骑士乌瑟尔反对屠城的做法，因为市民们毕竟还没有变成僵尸，杀人就是错误的，只有恶魔才会杀死平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就是道德主义（也叫绝对主义）。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阿尔萨斯王子屠城恰当合理，虽然草率的处置了斯坦索姆人民的生命权，但是在当时的情形看来，就是效用最大化的一种选择。边沁就多次嘲笑自然人权的观念，把洛克等自由主义者引以为傲的信仰称作“踩在高跷上的废话”。

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福特公司。当年福特公司生产了一种小型车，但是车后座的油箱在少数情况下，碰撞会导致油箱爆炸。这些受害者将福特告到法院时，人们发现福特原来早已知道油箱的脆弱，并且已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以确定是否值得来放入一个特殊的盾牌用来保护油箱并防止它爆炸——增加小型车Ford Pinto安全的每部件费用每件11美元，乘以1250万辆轿车和卡车，总共需要13700万美元来改善安全性；他们随后计算了一下花这笔钱来改善安全性的收益率，通过安全事故概率计算，油箱爆炸假设会导致180人死亡，每个遇难者的死亡赔偿金是赔偿20万美元，约180人受伤的赔偿为每人$67，000，然后是维修受损车的费用，2 000辆车，由于没有安装安全设施，每辆车将会需要$700来维修。结论是安装安全设备的总效益只有$49.5 million(相对于修复安全隐患总成本需要$137 million)于是福特公司没有安装那个安全设备。

毫无疑问，福特汽车公司的这个成本效益分析备忘录在审判中出现时，震惊了陪审团，也因此裁定了福特公司巨大的赔偿金额。

人们不能理解功利主义者的是，它可以给所有的东西标价并认为金钱可以衡量快乐和痛苦可以解决一切。就比如说，福特公司那个二十万美元的赔偿标准是怎么来的呢，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计算过一起交通死亡事故的花费，把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花费、葬礼花费和受害人的痛苦以及家人精神损失综合计算在一起，该机构把每例死亡事故的赔偿标准定为二十万美元。

对人命标价这种事我们恐怕谁也不能接受，一个人的去世多少钱恐怕也无法弥补一个家庭的创伤，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更多的是一种事后弥补——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赔钱，反正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比如电车难题、比如王子面临的斯坦索姆困境，比如福特公司的那笔账，真的要如此冷冰冰的计算人的生命吗？

康德就是基于此反对功利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个体的人以及全人类都有一定的尊严，而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尊严。就康德所言，个人之所以神圣且天赋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而是源于我们都是理性存在的生命。

大家看明白了没，功利主义压根就跟人道主义没一毛钱关系，更别提TM什么“高级人道主义”了，信了媒体人的鬼话是要过错年的。

（三）“陷阱”

客观来讲，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没有100%的完美或是100%的错误。功利主义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方便，好用，有效率，所以一直以来被各国政府所青睐。最典型的累进制税率就是功利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全人类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实践；再如边沁本人设计的福利院、全景敞视监狱，也都影响至今。我们本文不是批判功利主义、否定功利主义，而是指出功利主义固有的缺陷，而这个缺陷恰好不适合防疫政策。

（全景敞视理念的工厂）

功利主义者更大的软肋就在于面临这种突发事件时的进退失据。简而言之一句话，当你奔着“功利”这个目的去的时候，结果往往就不“功利”了，损失会更惨痛。

历史的实践无数次证明，西方各国美其名曰“功利主义”指导各种政策，为的是全民效用的最大化，结果实践着实践就变成了“富人效用最大化”“资本家效用最大化”，所谓“全民”只是一个幌子，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利用起身边各种资源来为自己攫取利益。这样功利主义就变成了“功利主义陷阱”，变成了富人的功利、穷人的失利。

就以防疫为例，到底是“群体免疫策略”,还是“底层人自求多福策略”？正如我们开头所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保障，穷人往往会因为高额的治疗费用放弃治疗。昨天的新闻，庚子年英国老佛爷西狩，富人们可以在深宅大院、私人海滩、高档别墅里躲开病毒，基本生活质量和生存所需资源都可以零接触获取，普通人呢？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某些西方政府以“功利主义”之名，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实。他们的政策就是标准的不平等、不公平、不科学的冷血政策。

所以马克思评价边沁是“庸人的鼻祖”。老马这个吐槽从来都是又精准又犀利的，因为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决定了践行功利主义的政客们目光短浅且冷血冷漠。马克思神吐槽：“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

老马继续指出：“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

所以说大英帝国的这个传统啊，还真是有点继承性的。

（四）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计一切代价战胜疫情，我们走的是道德主义的路线。

资本聚集才是优势，把聚集的资源分散起来往往会丧失规模效用，但是我们往往还是要这样做。全国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建设难不难？成本高不高？我们还是做了。遍布农村的乡村教师、赤脚医生难不难？成本高不高？我们还是做了。这是优良的历史传统。

在疫情爆发前期确实有一些病人没有得到第一时间的救治，那只是初期资源不足、管理混乱，并不是没有打算去做。还记得那一次一天增加一万多确认的大排查不？我认为那一次大排查太重要了，也太伟大了，与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全国十数万医疗精英驰援湖北，堪称这次扭转疫情的“三大战役”。

我们国家真是尽最大的努力没有抛弃一个人民，当然确实有力所不及的角落，但是从出发点上就比“首先放弃一部分成本最高的群体”的西方部分国家高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