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韩国电影《寄生虫》好在哪里？ | 赵皓阳

最近连续写了几篇关于疫情的文章，今天不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谈谈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还想看有关疫情分析的朋友可以看看以前的内容：

疫情当前，舆情起伏，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病毒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总有人还在拖后腿……

疫情社会学：治病毒，治谣言，更要治人心

本届奥斯卡韩国电影《寄生虫》分别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个大奖，当之无愧的本届奥斯卡超级赢家。这一部电影好在哪里呢？我们之前分析过这部电影，不过很可惜文章被删了。今天我重新修改了一遍再次发布。

《寄生虫》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近年来引发普遍热议的亚洲电影，从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起跑线》，泰国的《天才枪手》，日本的《小偷家族》，台湾省的《大佛普拉斯》，无一不是直面当今世界中最为激化的矛盾——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这两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世界最为尖锐也最为根本的矛盾，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这一题材的作品是非常容易出精品的。

《寄生虫》展示了一组“鲜明分层”的世界：富人生活在地上，阳光明媚绿树成荫；被社会抛弃的人住在地下室，四年没有呼吸过一口新鲜空气；还有一些努力向上爬的底层生活在“半地下室”，他们有一些人爬了上来，用尽了种种手段也在阳光和绿树下生活了几天，但这终究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要么被打回原形，要么更跌落一层，变成了真·地下室的一员。

电影中很多镜像式的对比，都揭露了贫富两极对比的残酷。比如穷人的派对和富人的派对：

穷人的“衣服”和富人的衣服：

 再比如“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和平时代“穷人”“富狗”版：

顾名思义，片名“寄生虫”的含义是指穷人一家“寄生”在富人一家里，但是电影如果仅仅只表达这层意思，它也就不会拿得下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了。这部电影已经挖掘到了很深的层次，有一个评论很好，影片中穷人没有大恶，富人没有大错，但最后为什么会到矛盾如此激化、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呢？

答案就是，因为这种矛盾不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而是群体、阶级之间的，而是埋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之中的。

网上很多评论说这部电影“三观不正”，实在是买椟还珠连电影的基本思想都无法体悟，这样一部深刻反映普遍的社会矛盾与割裂的作品，仅仅用“三观”和“对于错”来评价实在是令人发笑。那么该如何解读这部电影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呢？

首先一个问题，穷人是不是所谓的“寄生虫”？看似是，他们依靠富人的施舍（工资）过活，还不断占富人的小便宜，但为什么这一家子看起来让人讨厌不起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懒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哥哥英语辅导能让学生感慨远超前任，妹妹面试前看了一点艺术治疗的知识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亲开车也被夸奖，母亲在不会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备出一碗炸乌冬面。简而言之除了在雇主家开party这种事，他们完全配得上这份工作，但是他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工作呢？他们为什么非得用种种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呢？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就分析过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误区，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电影里父亲也说了，一个保安职位就有500个大学生抢，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劳动力不想工作，而是当今生产过剩的时代就没有那么多工作给劳动力。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

所以这个结论非常明显：穷人如果能不做“寄生虫”，谁也不想做寄生虫。

但是不做寄生虫何其之难。看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多么困难，费尽心机、践踏道德、踩着别人的身体上位……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残酷的真相，上升渠道过于狭窄，底层人民想要争取社会资源必定要使出一些“盘外招”。这也是上面分析到的，为什么这一家人的行为能够引起大家一定的共情，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是生活，就要竭尽全力了。

（电影《大佛普拉斯》截图）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里面探讨到了一个话题：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这句话原则上来没有错，还有一句话叫“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但是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结论往往是错的——不是因为穷生奸计，所以那些奸恶之人活该穷，穷死算了；而是我们应该消除贫穷的土壤，让因为贫穷而“生奸计”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是这句话的正确打开方式。

但是，影片的讨论如果仅限于此，也就太过于可惜了，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深挖的话题，“寄生虫”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我们用批判性的思维辩证思考一下，富人就不生“奸计”了吗？

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剥削、吸血与掠夺用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等外衣包裹了起来。资本主义首先通过殖民主义、奴隶奴工制，掠夺全球资源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再通过生产关系来掠夺剩余价值，制造贫困；最后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从法律和意识形态上为资本的一切血泪与罪恶背书。并通过塑造“财富的神性”和“自甘堕落的贫穷”等精神奴役，维系着整个资本运作的稳定。

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肮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

资本家们因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红利，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用这些十几辈也消费不完的财富去做慈善，赚得了“济世爱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们对于制度不平等的质疑：“你看他们人多好啊，拿这么多钱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挣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运动把“有钱=天然正确”联系起来，无论这个人展现出怎样的与底层类似的恶毒刻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种种特质，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一切变得都可以理解，甚至还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优点被人称颂。而你只要指责他们，那就是你穷、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钱——“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还多，你也配？”

（电影《一步之遥》截图）

所以这就涉及到本文题目中这个问题了——谁才是真正的“寄生虫”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同志就指出，帝国主义中出现了一大批“食利阶层”。当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还需要为工厂的管理、产品销路、技术升级费心费力，而这些“食利阶层”们则完全可以脱离劳动：“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列宁指出，这些食利特权阶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已经是多余的了，他们逐渐成了社会的赘瘤。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垄断资本的增殖，占取了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并从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其流动性是越来越固化的，或者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除了像互联网产业这样科技革命的冲击、或者地产拆迁这样政策红利之外，你一个人凭借自我的奋斗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为食利阶层的代理人就到头了。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资本家已经鲜明的表现为“天生的资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再强，也永远不可能脱离“劳动”这一行为。而对于“看不见的顶层”来说，这一选择是自由的，他们想追求自我实现时，不管从政经商搞艺术，可以随便选择任何劳动；他们想走在聚光灯下时，随便一些言论就是舆论的焦点；当他们想“隐身”时，没有任何媒体或个人敢于打扰他们的“清修”。

之所以现在只存在“天生的资本家”“天生的食利者”，来源于资本的本质特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打破了封建贵族在政治层面的“血统继承”，但是依然保留着经济层面的“财产继承”，相反还通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这种继承合法化、道德化。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基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食利者”才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寄生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之上，不从事劳动生产，却享有了绝大部分劳动成果。正如国际歌中所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关于“谁是寄生虫”这一辩证的问题，有一首名叫《谁养活谁》的革命歌曲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一话题：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

不过在电影中，并没有非常鲜明地揭示“富人也是寄生虫”这一辩证拔高的结论，而是展现了一个中和的态度，比如男主人也是技术硬实力加身，至少还是付出劳动且对生产力有贡献的。但正如上文所说，资本家们善于用勤奋、努力、天才、智慧等光鲜亮丽的“神话”来包装自己，已经有很多细节隐约的触碰到了这一问题的边界：比如穷人富人同框，穷人在劳动——

穷人富人同框，穷人在劳动——

我们再看影片的结尾，很多人不能理解父亲为何暴起杀了男主人，关于这个问题有个知乎回答说得很好：

这个矛盾是在一点一滴中积攒的。有一些富人/精英，从骨子里面看不起底层人民，觉得穷人跟他们就是两个物种，这种恶臭的精英意识我在上一篇文章《北大树洞与“伪精英”的正反面：优越感与恐惧，霸道与软弱》中就批判过。

很多民粹主义陷阱往往是精英主义泛滥种下的恶果。有一部美剧叫《冰血暴》，第三季中里面所谓的“文明人”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但总有“野蛮人”会把你拉回到野蛮里去，你瞧不起野蛮人，野蛮人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教你做人。

比如这个男主人，骨子里的歧视从头至尾，到了最后穷人家的女儿身受重伤倒在血泊里，他还一个劲儿地喊车钥匙车钥匙，就是压根没把人当人呗。自然也被“野蛮人”教做人了。

富人可能优雅，可能高贵，可能从容不迫，但是他们骨子里的歧视往往是改不了的，当然他们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微博上有一位编剧的言行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她在这条微博里也恰好用《寄生虫》举例子，只不过这部电影她是一毛钱都没看懂：

上海台风天，下水道排水困难，这位朋友家里厕所堵了，恰好老公又不在家，所以情绪有点小崩溃。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小崩溃下说的基本都是心里面的实话，平时不可能公开说的心里话，全倒出来了，这种潜意识里的真心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开头的问题，这部电影中穷人没有大恶，富人没有大错，为什么会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呢？这就是天然的、本质性的、不可调和的割裂。比如知名富二代、天生的资本家王思聪，在与人打嘴仗时表示：“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傻屌？”

如果说他骂的那个人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底层阶级的愚昧与自大，那么王思聪则集中代表了顶层阶级的傲慢与偏见。根据2016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出境入境管理法执行情况的报告透露，目前全国有效的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达1.2亿本。也就是说不到10%中国人才有自己的护照，而出过国的恐怕还要再打一个折扣。按这个比例来看，王思聪那些“校长长、校长短”喊得亲切的不行的粉丝们，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他口中的“傻屌”。不过这也是好事，我为啥欣赏王思聪呢，因为他真实，虽然顶层阶级从来骨子都流着傲慢与偏见的血，但他们大多数都还要装出一副普世爱民、低调谦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像王思聪这样“真性情”的很少见，也能让我们看清楚那些“看不见的顶层”是怎么想的。那些无条件匍匐与富人神性的粉丝们，在多经历些这种事后，也会有一两个能明白起来。

晚唐诗人于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这首诗的辞藻文饰不算顶级，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写的是宴会的奢华，香车宝马，豪宅高门，华衣美女，纯酿佳肴。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欢的公子哥们站在楼台上看风景，看见了一个背着木柴的农民，他们纷纷表示非常疑惑：咱这里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不可能吧？

这首诗的文学表现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这首《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让人汗毛倒竖，脊背发凉。

这是一个“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时存在的世界，我们就算做不了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后戳人脊梁骨：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