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2月10日下午，习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在此之前，疫情发生后，中央第一时间向武汉派出专家组，之后成立了以总理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李总理来到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患者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1月28日，孙春兰副总理率领中央指导组在湖北开展疫情防控指导工作。
2月8日，曾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后调离武汉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陈一新，临危受命，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
这些信息表明了两点：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疫情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高度关心；
二是特殊形势考验了一大批党员干部，作风优良，业务过硬，对群人民众负责的官员会担负起更重要的使命。
全国上下，无数人民子弟兵、公务员、党员、医务人员冲在抗疫一线，无数普通群众也为打赢这场“战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观一下澳洲大火，在森林大火势头最猛时，澳大利亚总理与灾害安全部长仍在国外度假。
大火开烧后，救火的主力并非政府，而是数万名消防员，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志愿者。
大火烧了四个月，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在犹豫要不要动用军队力量扑火，直到1月4日，政府终于宣布部署军事资源帮助火灾救援。
可是此时，澳洲大陆许多地方已成为人间炼狱，12亿动物死亡，1400多公里的海岸线在燃烧，相当于从东北烧到上海。
为何澳洲大火至今未灭，中国疫情虽仍需高度重视，但已得到有效控制？
原因有很多，但我主要想阐述的是国家管理运营者的职能差异。
中国政府是“家长式政府”，澳洲政府是“保姆式政府”。两国政府都会去照顾自己的“子女”，也都会收取相应的“抚养费”，家长制政府的“抚养费”是“子女赡养义务”，“保姆式政府”的“抚养费”是钱。
“家长式政府”会无条件的兜底，无论自己的“子女”有没有出息，“父母”都会给予“子女”最好的爱，为了“子女”甚至可以付出一切，哪怕“子女”最后不孝，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合同”，不存在什么该为你做，什么不为你做。
“保姆式的政府”是收钱办事，非常市场化，会根据给钱的多少提供相应的照顾服务，不会给了钱不办事，但也绝对不会办超过给的钱数的事。“合同”里写的义务有多少，便履行多少义务，超过范围的，便没有约束力。
因此，中国政府为了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不计成本，调动一切力量进行疫情防控，体系之内的公务员、党员、人民子弟兵，都是在高级领导的带领下舍生忘死的冲上前去。在他们眼中，成本、代价，都不如责任重要。
澳洲政府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办事，在调动社会资源的时候，他们会考虑成本，所以。政府会迟迟不动用军队，那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也正是因为所有政府行动都是一笔经济账，他们才很难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救火。
在中国，居庙堂之高，为了身上的责任与担当，牺牲假期，牺牲金钱，甚至牺牲生命都是为所畏惧的。
许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在我看来，中国人只是大多没有宗教信仰。我们的信仰，从未变过，那就是家国情怀。
为了家人，卧冰求鲤；为了朋友，舍生取义；为了国家，马革裹尸。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是有人负重前行。也正是这些在责任与使命的驱使下负重前行的人，一次次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