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们的民主梦 | 新潮沉思录

1914年，一位名叫提达瓦•施瓦茨的年轻犹太人认为刚刚拉开序幕的一战是“值得一试的冒险”，并预测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为了给以后将要从事的法律事业增加一项砝码，他参加了奥匈联军。

然而现实的进展并不在野心的掌握中，开战五个多月之后，提达瓦身处的奥匈帝国防线就被俄军攻破，随后提达瓦开始了在西伯利亚两年的俘虏生活。

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战争结束时，不论是他的祖国还是敌人俄国，都已经消失在政治版图之上，而此时他仍在当俘虏。终于等到1920年，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用尽生存智慧之后，他回到了布达佩斯。

这样一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也影响了他对下一代的教育观。婚后提达瓦有了两个儿子，保罗和乔治。靠着自己的律师事业，以及帮岳父管理财产和进行投资，提达瓦的家庭很快步入犹太人中上阶层。1936年，提达瓦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生存智慧。为了使家庭免受限制犹太政策迫害的危险，提达瓦决定给家族改姓。他在精通的世界语中精心挑选了Soros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继承者，兴旺发达”。就这样，提达瓦的小儿子乔治•斯瓦茨变成了乔治•索罗斯。

二战期间，提达瓦一直用自己的生存策略使家庭免于被破害，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乔治尽得其言传身教。战后的头两年，刚被苏联接管，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的匈牙利成了少年乔治的冒险乐园，也让他某方面的才华初步展露。他在珠宝和外汇交易中大显身手，帮父亲赚了不少钱，此时他才16岁。

在这两年中，苏联对原轴心国成员的匈牙利进行了严厉整治。这使得包括提达瓦在内的很很多匈牙利人对苏联有一种厌恶情绪，有的人甚至认为苏联并不比德国人强多少。1946年之后，匈牙利经济在苏联的控制下趋于稳定，这让乔治开始厌倦起来。与此同时，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提达瓦出于对苏联的厌恶以及生存策略的考量，决定让儿子离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

至此，索罗斯的少年时代结束。结合后来索罗斯的言行举止，我们不难想像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在其中产生了多大影响。在二战期间的欧洲，受到纳粹摧残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左翼”们，很多人都经历了从期盼苏联的拯救转变为抵制苏联的过程。当他们发现苏联体系无法让他们保有本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之后，就转而对苏联厌恶和攻击起来。在这点上，就像汉娜•阿伦特一样，犹太裔往往更为激进。

在大学期间，索罗斯经常去旁听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课程，深受影响，又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论，最终选择将波普尔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毕业后索罗斯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26岁进入美国。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索罗斯的父母逃至美国。后面的故事就被人写烂了。索罗斯开始了自己传奇的交易生涯，并在全世界实践自己的价值观。通过旗下“量子基金”与“开放社会基金”，一方面做空各经济体获取大量利益，一方面在很多国家的政治风波中推波助澜甚或起到关键作用。

国内有不少索罗斯的粉丝。一方面是被他金融天才，交易大师，亿万富翁等光环吸引，另一方面则受各种传记和文章的美化影响。包括索罗斯阐述自己金融和哲学理念的《超越金融》——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2分，只有0.5%的人打一星。对比明显的比如，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7.7分，打一星的人达到8%。

索罗斯的光环中最有迷惑性的两点，一是索罗斯对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的推崇，二是索罗斯的慈善事业。国内知识分子圈和网络键政圈一度推崇波普尔，追溯源头也与索罗斯及开放基金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虽然多年以后波普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几乎已不记得索罗斯是谁，但丝毫不影响索罗斯在各种场合将波普尔挂在嘴边的热情。

对波普尔的推崇，一方面源于索罗斯的反共产主义情绪，一方面这种策略也给索罗斯带来巨大收益——

以帮助落后地区构建开放社会为大义，开放社会基金通过慈善等形式，渗透进很多国家的社会体系中。03年多个独联体国家的“玫瑰革命”，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柠檬革命”中，开放社会基金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休克疗法”在中国主要代言人之一的杨小凯，以及臭名昭著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等都受到过索罗斯的资助。

97年索罗斯在香港惨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香港如戴耀廷、陈婉莹，蔡翔祁等潜藏在香港教育界和传媒界的港独推手也都与开放社会基金有雇佣关系。今年9月9日，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专栏文章，声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的创始人，他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随即又一次做空香港，并失败收场。

在中国之外，索罗斯的行动多数是成功的。就像索罗斯自我标榜的那样：我有一个外交政策，我的目标要成为世界良心。道义的大旗是有利的工具，回顾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史，就是一部打着政治道义的旗帜，在经济上烧杀抢掠的历史。索罗斯只是这部历史中的投机者之一。那些被新自由主义席卷的地区，不光社会被开放，经济民生金融等各领域也被开放，从而成为索罗斯们的飨宴。

道义的威力在于，比如前几天智利的动乱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文网络上依然有人为其辩护，认为自由主义没错，错在智利群众没文化。

很多人总是津津乐道于超级富豪们的慈善，却避而不谈产生这些超级富豪背后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论迹不论心，比如盖茨这类富豪因为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以及推动消灭疟疾的事业而备受推崇。然而不管怎么看，索罗斯的作为依然让人迷惑——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20亿美元，导致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间接埋下今日脱欧的种子。97年做空东南亚，造成东南亚遍地破产，等等。一边热衷于通过让别人倾家荡产发财，一边从赚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做慈善。推崇这种慈善的人，可以说是要么蠢，要么坏了。

索罗斯对此自有说辞。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使我们经济中的数十亿美元一扫而光”，“有些人必须靠剥夺他人，使别人变穷，来积攒财富”。索罗斯辩称自己一直试着让政治和商业泾渭分明，他的公益慈善行为和政治活动是基于道德标准而行，但金融活动与道德无涉。并声称抑制资金自由流动的任何努力，将使投资为之窒息，造成的伤害会远高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这毫无疑问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诡辩术。

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西方学界过时或非主流的学说或流派，只要能跟攻击马克思学说体系沾上一点边，就会备受一撮人的推崇。这个现象也从知识界蔓延到了网络上，成为头些年网络上乌烟瘴气的根源之一。

波普尔就是这种被推崇的代表之一。波普尔在中国还名声不显时，索罗斯及其开放基金会暗中推动了国内知识分子引进波普尔的进程。在波普尔被国内知识分子广泛传颂之后，索罗斯又因为推崇波普尔而获得了光环。实际上，但凡能认真翻完一本正经的现代哲学史，都会发现索罗斯对波普尔的推崇就像一个历史的玩笑。

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时是上世纪50年代初，此时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正处于影响力巅峰，作为业余哲学爱好者的青年索罗斯受其影响也可以理解。然而，就像索罗斯自我评价“我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那样，在此后几十年中，索罗斯的哲学史就再也没翻过页。

为了更深入的明了索罗斯之流的本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其推崇的波普尔进行一个深入的批判。对于西方哲学界来说，波普尔是一个历史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的人物。在政治哲学领域，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推动了政治哲学、历史哲学领域一种风向的发展。他又通过《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等著作推动了科学哲学从分析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发展壮大。

如果要举个例子，他有点像胡适。胡适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哲学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历史作用，但等时间褪去光环之后就会发现其学术价值和同期以及稍后的学者相比要低得多。

波普尔在传统哲学的素养上是有问题的，并且喜欢武断的解读其他哲学家的作品，这被不少哲学家吐槽过。埃里克·沃格林就批评过波普尔，连业内公认的《黑格尔与国家》都没有读过就枉评黑格尔。还将黑格尔的“日尔曼的世界”翻译成了“德国的世界”，并由这种误译得出关于黑格尔宣扬德国民族主义的结论。国内的邓晓芒教授也指出“波普尔压根没读懂过黑格尔就开始批判”，“看看波普尔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系列批判，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认真读完过黑格尔的任何一本著作。”另外，对于柏格森开放社会概念的扭曲使用，对柏拉图的误读等等都凸显了他传统哲学功底和知识量的缺失。

沃格林总结说：“简而言之，波普尔的著作是胡扯，它也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理由。从思想态度上看，它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从精神上看，我们非得用卑鄙、粗野、愚笨之类的词来描述它；从技巧上看，它是半吊子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史作品。”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尤为严重，让人怀疑他可能只看过《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的一些只言片语。比如，他在《开放》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不可改造只能被推翻，而罗斯福和凯恩斯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被改造。波普尔对这种变种资本主义大加赞扬，并以此宣布马克思是错的。他还认为俄国革命同马克思的学说没什么关系。因为他觉得按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出现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而不是出现在俄国。所以马克思又错了。

实际上，马恩体系中对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的论述与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可能我国的中学生都能说道一二。至于资本主义的改造问题，活跃于19世纪，见证了欧洲诸多君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反复震荡，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分子与资本主义体系合流的马克思，怎么可能会武断的认为资本主义出生之后就一成不变呢？倒是波普尔大加赞扬的东西，已经随着历史终结论之流一起变成了笑话。

像这样歪曲对方观点然后单方面宣布胜利的例子在《开放》一书中还有很多。实际上如果不是有心，这些歪曲是完全能通过对批判对象理论的认真研究而避免的。然而这些其实都还是波普尔哲学中的小问题。在《历史》一书中，则完全暴露了波普尔政治哲学中武断短视的根本性问题。

《历史》一书开篇明义，抛出核心观点。即，人类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所以要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包括波普尔本人在内，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可以从根本上打击马克思的学说，所以这本书的影响比较大。如同书名一样，波普尔先给马克思扣了一顶历史决定论的帽子，然后对着这个帽子分析到：社会现象和物理现象不同，每个社会现象都具有唯一性，不能用一般概念表述规律，不能从相似的社会现象背后提出普遍规律。所以通过普遍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这种“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

另外，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知识增长的影响，但科学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所以人类的历史进程不可预测，历史学和社会学需要被抛弃。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相信大家对类似的论调应该不陌生。

这本书的结论中体现了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中的核心逻辑：猜想与反驳，也就是证伪理论。而这也导致了波普尔在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两方面的失败，我们放到下面一并说。

波普尔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部分毫无疑问是其关于科学哲学的理论。在波普尔之后，科学哲学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但有意思的是，波普尔之后科学哲学的主流学派科学历史主义，恰恰是从对波普尔的全面批判开始的。我们先来说证伪理论的问题。为了避免引入过多的学术性内容，我简单总结一下。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中“无法通过归纳和推理得到规则，一切科学规律都是”暂时的猜测“。这一结论的核心逻辑源自休谟。他反对科学发展中的整体论，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并不是一个关于知识积累和规律研究的发展史，知识的积累没有意义。而是一个个猜想被提出然后被新的猜想反驳从而前进的历史。根据这种结论，科学理论不能被证明，只能被证伪，比如在牛顿力学对开普勒定律进行批判之后，开普勒定律的科学地位才得以确立。

这种理论在两方面产生严重问题。逻辑层面，迪昂-蒯因问题认为：一个科学假设的确证和否证并非单独由观察实验结果来决定，而是依赖于观察结果与相关理论的整体关系。因此，当一个科学假设面临一个负面的观察结果的时候，并不一定被否证，而是可以通过摈弃或修正相关理论的其他部分而得以保留。那么，当一个科学假设面临一个负面的观察结果，何时应当被保留、何时应当被摈弃，其根据何在？

我们可以先不考虑逻辑层面，证伪理论的最大问题暴露出了波普尔在学术上的武断和粗暴风格，即证伪理论完全忽视了科学发展史存在的客观事实。历史上科学发展的推动并不是通过证伪，如果按照证伪理论的方法，很多科学史上的理论根本就无法发展起来，在萌芽时期就会被抛弃。

这种武断的理论导致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这派哲学家回归到人类科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具体的科学理论发展历史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深入的考察中，科学历史主义者发现知识的积累非但不像波普说的那样没有任何积极的成分，反而有重要作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也有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科学发展并不是通过证伪推进的，而是通过科学革命来跳跃式推进的，科学革命属于一种“范式转换”，科学史上存在“常规科学”时期，当常规科学接近失效，就会发生科学革命，最终又产生新的常规科学。比如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其背后的整体理论建筑就是属于不同范式的转换。

在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历史主义者们发现，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科学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只有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科学活动，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意义。忽略科学发展的具体历史，就无法解释非科学的东西如果变成科学，无法理解科学方法论在科学发现和发明中的具体作用。

“范式”一词显然包含了一种发展的整体性与规律性，它表明历史上不同时期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构成有其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库恩强调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的发展观。这与波普尔将科学发展的过程节点割裂开来，并将科学与历史割裂开来的想法截然不同。波普尔在《历史》中说科学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库恩表示你可以说具体某一科学理论的发展不可预测，但科学自身有内在的结构，这是由科学自身的历史所证明的。

既然作为“范式”的科学理论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其又受社会影响并对社会产生作用，那如何又能说历史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至此，《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核心逻辑不用历史学和社会学出手，在科学哲学中就已经被瓦解了。在库恩之后，虽然他的理论也被后来人多有修正批判，但历史的，整体的发展观，科学和历史间的相互作用观念已是不可动摇。

以民科民哲水平的我们来看，科学历史主义与马恩体系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相似之处。实际上，这种对科学和历史互相作用的考察和范式概念的提出，确实也影响到了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库恩之后，“范式”概念被广泛的引入到社会学各门具体学科中，以范式的眼光考察人类历史中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生产形态中的“范式转换”过程。

波普尔的学说提出之后都一时风光，时间沉淀之后就慢慢淡出学术视野。社会学领域因为波普尔的非主流，实际上后来西方有兴趣对其进行批判的学者都不多。50-70年代，曾经有不少科学家出于对爱因斯坦的热爱而支持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因为波普尔多次表示他的思想和爱因斯坦是完全同路的，这也得到了对哲学不甚了解的爱因斯坦本人的赞同。后来大家发现这只是波普尔的一厢情愿。

波普尔的思想中有一种将理论简单化的倾向，是西方哲学界对其普遍看法，比如他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世界理论。有意思的是，虽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等书中表现出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和道德情操，但他却曾因为学术分歧，用自身影响力对科学历史主义进行过学术打压。后来，波普尔在伦敦政经曾经的办公室被改成了厕所，属于波普尔的那个时代也过去了。

不承认历史和社会发展有规律性，抛弃了那些让社会发展体现规律的现实基础，让波普尔心心念念的开放社会看起来像一个空中楼阁。这种看似美好的构想完全无视了我们现实世界存在的不平衡和差异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也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个问题，不考虑历史和现实基础，只凭道德感脑补先验存在，想像人类社会应有的样子。波普尔也自称过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真的是，那么他的社会主义可能更配得上乌托邦这个词。

正是这种现实的缺失，给了当年里根，撒切尔及其御用文人等有心之人操作空间，将开放社会、人性道德和个人自由，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哈耶克的那些理论结合了起来，从而进化出冷战以后最具有威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新自由主义，由此产生了一个个索罗斯，希拉里之流，由此开启了后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收割狂欢。

现实里，波普尔和哈耶克的关系确实也很好。看看我国舆论空间就知道，波普尔+哈耶克正是一撮人思维里的两本圣经。如果说这些人还只停留在嘴炮的阶段，那索罗斯们就是这种哲学的政治实践了。

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很多像波普尔这样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高点，实际上却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的人物。道德和人性固然重要，但正如毛教员曾经指出的那样，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从人类分化成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看不清这点，正是很多人被索罗斯式的道德和慈善蛊惑的根本原因。

如同索罗斯一样，西方那些秩序的统治者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总是一边站在道义的高点包装自己，一边利用秩序，以推进普世民主和自由为名，在全世界进行收割。像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比如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还有很多。

在那些被收割的地区，中东，在中欧，拉美，以至于目前的香港，这种道义的面具还没有被完全撕掉，它依然有众多的信徒，甚至被收割过的人中依然有很多对其顶礼膜拜。这种深入骨髓的观念无法被说服，纯粹理性和逻辑的沟通总是很困难的。

但也无需为此担心。历史的进程是不会因一部分人的执念而被打断的。目前的世界，我们已明确看到了这种迹象，过往新自由主义所依赖的那些经济基础，秩序结构，意识形态神话都在被瓦解，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在反噬自身。目前世界很多地区的乱象，只是最后的狂欢，那些西方那些统治者在新自由主义大棒上附加的爱和道德，终将被历史所抛弃，索罗斯们的民主梦终将破产。

参考文献：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超越金融》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信仰与政治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

《无穷的探索》

《猜想与反驳》

《进化与知识之树》

《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究竟是什么？》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PS：特别感谢一下，以科学历史主义破除波普尔历史观的思路受到本号作者，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二手圣经博士的指点，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未来也将有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