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南方 | 夜听锵锵

在印度洋沿岸的一些港口那里，我们遇到了葡萄牙人、阿拉伯商船，甚至是罗马贸易商人，开始跟土耳其人、威尼斯人打交道。在这整片海域里，有大量的华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没有清晰的民族界线、没有明显的国家观念。或许有乡土的观念，但缺乏民族国家的感情，因为在那个年代还不存在民族国家。

我们的语言、生活很有弹性。我们常被认为是一群罪犯。比如倭寇，他们并不全部是日本人，日本人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主体是华人，就是中国人，要不然，根据历史记载，人数仅为一百来人的倭寇能够登陆浙江之后杀入内地，绕了一座城三天而官兵却对他们无可奈何，最后还让他们逃走了，因为他们太熟悉这个地方了，他们本来就是这里的人。

后来有很多海盗，比如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家就是一个“海盗家族”，他的父亲郑芝龙是一个海盗船长，母亲是个日本人。郑芝龙的船队曾经护卫了整个中国沿海区域，所有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很惧怕他，这是因为这支船队非常国际化，内部人才很丰富，他们知晓如何对付各种气候、国家、文化上的问题。他们其中除了华人、日本人、琉球人、朝鲜人之外，还夹杂着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波斯人、新几内亚人，还有大洋洲大溪地岛上的居民。

这样的故事我们鲜有听闻，因为我们听的都是《河殇》给我们讲的黄河文明，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发源起来的人民，这不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世界。一个长期被压抑的、被中国史学和传统文化观念紧紧压在脚下的、被排除在外的、装作不存在的海洋中国，它是切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中国至今为止，经过清朝的冲击后，已经仅剩下南方世界了。就在它备受打压的阶段，它反扑了。

正如我经常形容的，辛亥革命是南方中国的北伐。我们回想清末的变革，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它们都源于广东，都源于一些最早结识外国人士、学习外来知识的人。为什么这些变革不是源于北京、天津、西安，而是在广州？这是有迹可循的。过去一百多年里，南方海洋中国不断向北方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想法、关于典章制度所该有的构想，构成一浪接一浪的升级。我觉得，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这样的一个南方，进而重新认识香港。

那我们要怎样重新认识香港呢？无论是对于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扣上我一开始说的南方的帽子。

在我小时候，香港人在形容自己所在的地理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如是说道，“省城”、“香港地”、“澳门街”，这些说法说明了香港人在空间概念上是把自己放到珠三角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一端，另外两端分别是省城广州以及澳门。当时，香港的很多品牌会标榜自己是“省港澳湛”，很多餐厅美食会标榜自己为“凤城美食”。

在70年代的时候，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大陆，尤其是广东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同，他们更多地会觉得自己是一群幸运的人。那个时候香港对待外地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排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人跨过罗湖逃到香港，当时有很多香港市民自发跑到边界的山上，带上维他奶和面包，一看到内地有人逃过来，尽管是不相识的人，都会先将他拉过边界，再给予食物。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逃过来的大陆同胞，正如自己当年为什么要南下香港一样。这是过去的香港。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才真正开始觉得自己跟大陆不一样，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香港人”。很多人以为，香港被英国殖民多年，会出现一个与大陆系统的本质的差异。其实是没有的。

这时候，我就会联系到常见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误解。一般大陆的朋友谈到香港的时候，最令香港人气愤的一个想法是：香港人过去长期被英国殖民，所以他们习惯被殖民，习惯为奴，因此有了奴性，不能翻身做主人，而现在回归祖国，反而轻视中国，这是洋奴心态的缘故。

为什么说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对香港人的误解呢？很简单，首先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奴，什么是主？一个人是奴，就是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屈的地位，并且要听靠一个在上位者的权威，从而形成了一个主奴关系。香港人过去和英国人有没有这样的主奴关系呢？从理论上来讲，香港被英国殖民，应该会有这样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香港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非常奇怪的，英国人一开始来香港的时候，在港人数并不是很多，华人陆续逃到香港正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后来移民到港的这些华人，他们不是被英国人压迫而去的，而是，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们是主动过去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这样不是洋奴吗？被他们管还这么爽。而事实确实是，这些华人觉得很爽。他们喜欢被英国人统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为奴，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为奴。他们觉得如果留在当时的中国，他们更觉得自己处于下位，服从权威，过着一种听命指示的生活。在香港，他们感觉能够稍微地喘口气，相对自由。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却是事实。

我要说的是，在这几年里，香港人改变得让人可怕的地方是，不是香港人的奴性不去，而是香港人多了一些奴性。在最近几年，我见到很多香港的商人、官员，他们的态度与以前有所不同了。

香港的商场、官场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头衔了，这才是香港可怕的变化。他们开始在意个人的身份，开始在意个人的权力，他们要听这些人的话，要和他保持一定的关系。香港也开始称呼他人“x总”、“x董”，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大家认为香港人崇洋的一点，就是因为香港人都会有一个英文名，然而，这样的崇洋却出现了一个效果：当我看到唐英年的时候，我在与曾荫权见面的时候，我就直接称呼他们的英文名，Henry、Donald，我从来不叫他们“曾特”（曾特首）、“唐局”（唐局长）。香港人使用英文名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这种时候。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反映出一种，或许看起来浮于表面，却并不是不重要的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不会太在意对方的职位、身份、级别关系，但是最近几年却开始讲究了。所以我说，现在香港人终于有点奴性了。

那么过去为什么与英国人相处的时候却没有这种奴性呢？这并不是因为英国的宽大，英国从来都不像那些香港本土论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好，英国对香港统治是非常可怕的，曾经也是非常功利的。

我并不赞成过去英国把香港治理得很好的说法。在我看来，今天香港所享有的相对的自由、开放、公平不是英国的恩赐，而是香港人向英国人争取得来的。

很多人以为香港在回归之后才开始讲民主，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我所经历的是，香港人如何在80年代开始示威游行、集会，来争取民主运动，这早就开始了，只是过去向英国人争取，现在向自己人争取罢了。这是一个用自己的方法拼抢回来的局面，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慈悲统治。

当然，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有它自身的特点使得它和大陆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夸大它，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相对好的统治，也许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会比一些殖民帝国，比如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要好得多，这是事实，但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赞美它、称颂它。

而香港人过去对英国人的态度是，在8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一般的香港人从来是不知道英国的内阁成员是谁，这样讲是因为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香港是一个英国人统治的地方。

我们有港督，但是女王是不存在的，她不过是马会投注站上的画像而已。所以香港人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崇英”、“洋奴”，他们恰恰是瞧不起英国人，或许他们会向英国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投入。香港受英国殖民多年，没有出现过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不像印度和新加坡，他们有非常出色的英语作家。

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多少次在中国的关键时刻，香港都被卷了进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一半人是经由香港上广州的，又再有二十多人是香港人，还有一些是南洋华人。香港一直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强调香港人的爱国情怀，我不想往这个方向讲，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因为爱国而加入这些行动，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想要来北方、影响北方、发展北方，但这些理由背后并不一定有很强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或许是很古怪的各种想法。

当时很多被认为是爱国华侨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信仰，有的是为了乡情，有的是为了同窗之谊，当然也有很多是具有真正民族主义色彩的人了。不过这才是南方的本色。

南方人不仅要参与中国的改变，他们还卷进了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

越南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香港召开的，菲律宾地下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还是在香港召开的。香港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源起地之一，也是东亚反动革命基地。这是以华人为主体，香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香港确实是充满着一群机会主义者，他们或许可以很爱国，或许可以背弃国家，他们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英国的管治，也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一种他们过去不喜欢的政治方案，但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如此。

我不想替香港讲任何好话，也不想过分地夸耀南方海洋世界，我只想说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依照传统的价值观，我们会鄙视它、看不见它，但是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重新看到，身为华人，身为中国人，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或许不会更美好，但是它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活的思路，让我们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实验，我们不一定都要这么做，但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总是一件好事，它给予我们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南方海洋中国可以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到一个过去北方不曾想象过的境地，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回头思考什么叫做中国，什么叫做华夏。中国真的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一个自古以来这么地独立的，跟世界无关的，有一个核心点，比如说河南，往外扩散，慢慢发展成今天这样吗？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