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孔鲤
1910年刚开春，正是播种的时候，湖南和湖北却下起了连月的暴雨。阴沉沉的天气中，十七岁的石三伢子从上屋场的家中走出来，去往东茅塘一个老秀才家中拜师。老秀才毛贻训教了石三伢子《纲鉴类纂》、《史记》和《汉书》，在短暂的阅读中，石三伢子产生了对帝国的懵懂认知，但毕竟石三伢子长这么大最远也才离家八里地，那还是赌气出走的时候，帝国对他而言，终究是一个触不可及的概念。
对石三伢子来说，他更熟悉的是自家的贩米生意。
石三伢子是湘潭韶山人。明中期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湘潭更是湖南米谷的重要产出地。《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里有记下光绪年间湖南不同地区的米谷价格，其中湘潭株洲最高。除了因为湘潭产出高外，还因为这里洋人多。外国运来的货物，会在广东上岸后，先运到湘潭，再从湘潭运往全国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会专门制造一批浅水轮，驶往湘潭、长沙等地。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出国外，也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当时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繁忙，陆路肩货的工人不下十万人。
石三伢子的父亲毛贻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干起了贩米的营生。
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很多年以后，长大后的石三伢子遇到一个美国人，美国人饶有兴致地问起了他的过去，根据他的回忆，他父亲毛贻昌年轻时负债累累，后来外出当了几年兵，回到家后赎买了典当给别人的地，后来又添购了几亩，家里这才兴旺起来。
这世上没有一笔钱是无根之木，单从这番话里我们就能推测出许多事情来。
翻阅1911年修的族谱可以看到，毛贻昌的祖父毛祖人家住东茅塘，有水田十亩，在生了两个儿子后，又借债购买了上屋场的茅屋五间半和水田二十二亩。1883年，毛祖人的两个儿子分家，毛贻昌的父亲毛恩普分到了上屋场的茅屋和水田。但因为这块地是借钱买的，因此毛恩普在继承家产时便欠上了债。
1887年，毛恩普身体有恙，让毛贻昌当了家。而早在1885年，毛贻昌就和湘乡嫁过来的文七妹成了婚，后人一直以为文七妹是没有名字的，直到有人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看到毛贻昌另一个儿子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上写了母亲名叫文素勤。
这也难怪，文家是书香门第，家里有一百四十亩地，家境殷实，文七妹只是排行，闺名总还是有的。文家之所以会把七妹嫁给毛家，原因只是文家的祖坟在韶山，为了清明祭祖可以落脚，这才在1880年就让十三岁的文七妹到了毛家，五年后文七妹和十五岁的毛贻昌成婚。
其实早在石三伢子出生之前，文七妹还生了两个男孩，但不幸都夭折了，也许是身体不好，也许是家里没钱，总之到了1893年石三伢子出生时，家里负债累累，还有至少四口人要养活：石三伢子的祖父毛恩普、石三伢子的父亲毛贻昌、石三伢子的母亲文七妹和石三伢子自己。
恐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辈子没出过韶山的毛贻昌才会下定决心外出找营生。尽管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毛贻昌是什么时候去当的湘军，但我们仍旧可以从蛛丝马迹中作一个有趣的推断：
石三伢子刚出生两个月就被文七妹带回了湘乡娘家。一方面可能是外祖父家比较殷实，对小孩好，更何况已经有两个孩子夭折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毛贻昌不在家，因此娘儿俩必须回娘家了。
此外，石三伢子的第一个弟弟出生于1896年04月03日，按照常理推测，毛贻昌1895年06月差不多就回韶山了，这和石三伢子后来回忆说父亲当了一年多兵是吻合的。
从这个结论往下看，那么毛贻昌在湘军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此时距离太平天国覆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湘军的实力大不如前，但毕竟整个湖南都有连带关系，普通农民外出当湘军也许是最好的谋生办法。
更何况对于韶山冲的毛家来说，当兵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从毛家的族谱来看，有提督毛恩坎等三人，副将毛际禄、毛祥受等四人，参将毛贻致等二人，都司毛恩兑等七人，守备毛祖富等五人，千总毛祖斐等三人，把总毛祥汀等六人，外委毛祖川等五人。相当于清代军职，毛家都有人在其中，关于毛恩坎，同治皇帝便因为他的战功而亲自颁布诰封诏书。
这和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份名单里大多数都是恩字辈和贻字辈时，就基本可以确定这些人和毛恩普、毛贻昌父子是同辈。毛家从第七代开始定谱系，分别是：立显荣朝仕，文方运济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湘军是明清帝国岌岌可危时，面对汹涌的起义军而兴起的地方组织，这与消灭了黄巾军和黄巢而兴起的地方组织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曾国藩的熏陶下，湖南人你带我、我带他地在血泊中振起。
所以毛贻昌一定是去找熟悉的人参加的湘军，而对于毛贻昌这样的人来说，最熟悉的其实就是家乡人。
张敬先，湘潭韶山杨林庙附近荷叶塘人。官封提督，驻军浙江定海，后因中国战败而自尽。
毛贻训，湘潭韶山东茅塘人。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称韶山小隐人。
何海清，湘潭湘乡前铺早家冲人。1894年投入湘军魏光焘部，1895年参加甲午战争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先锋队排长。
……
从这样一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点。
一是当时的湘军，几乎都和一场重要战争联系在一起：清日战争，后世称之为中日甲午战争。
二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毛贻训。教导石三伢子《史记》和《汉书》的那个老秀才。
在《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中，记载了那时湘军的动向——
1894年08月15日，湖南巡抚吴大澂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鲜督战。
1894年08月26日，吴大澂带湘勇四营自长沙赴威海卫。
1895年01月上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同月，江苏臬司陈湜率湘军六营到辽阳。
1895年02月上旬，吴大澂所统李光久部湘军五营、魏光焘部威武六营、署永州镇刘树元亲兵六营、吴元凯楚军炮队四营、谭表忠护军及郭长云卫队各一营先后出关，奔赴辽东前线，于田庄台、牛庄等地扼守布防。
1895年03月25日，因日军间道进攻牛庄，魏光焘、李光久被困，大败，吴大澂逃。部议吴大澂降三级调用。清廷念其疏请从戎，能于赴难，加恩为革职留任。
1895年03月26日，清廷命吴大澂回湖南巡抚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动向，和毛贻昌在外的时间是能对得上的，当湘军最后失败时，毛贻昌也领了一点钱，回了家。
按照《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对于陆军军饷是这样分配的：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两。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 。
尽管考虑到1893年的湘军已大不如前、甲午战争中湘军战败和毛贻昌只当兵一年半的情况，我们仍旧可以大概看出，毛贻昌这次当兵，确凿地是赚得一笔比较丰厚的资产的。
似乎历史和命运此刻汇集起来，向石三伢子招手，在欢迎石三伢子来到这个世界。
命运同样见到了一个此刻在上海出生的小孩：1895年03月30日，一个叫泽膺的小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叫蔡蓉峰，此时正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任小职员。
蔡蓉峰的父亲蔡寿崧阴差阳错加入了湘军，在战场上他认识了自己的生死之交葛葆吾，双方约定了娃娃亲，而葛葆吾的堂弟葛承霂娶了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女儿。
因此蔡家同样搭上了湘军的顺风车，为自己累积到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那个叫做泽膺的孩子，很多年后会和石三伢子相遇，那时他已经叫蔡和森了。
回到毛贻昌。
从毛贻昌回来后的动向也能看出，毛贻昌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十五亩水田赎买回来。
这是毛贻昌起家的资本，在很多人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他通过战场取得了原始积累。
没有几年，在1903年，他便将堂弟的七亩水田买了回来，这样他就有了二十二亩田，家里五口人每年需要三十五石谷，这样每年就从剩余二十五石变成了剩余五十石。
文家这时肯资助毛贻昌了，一方面给毛贻昌贷款，做起了贩米和猪牛的生意，另一方面文七妹哥哥文玉瑞的老丈人赵老板在湘乡开着一家大商号，也开始和毛贻昌合作起来。
在资金周转不足的时候，毛贻昌发行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票子来代替货币，这是原始股票的雏形，于是很快利滚利，毛贻昌家发达起来了。
毛贻昌在这种情况下把目光投向了十四五岁的长子。
长子，石三伢子，十岁那年才回到上屋场，在很可能没有父亲参与的童年生活中度过了整整十年时间，他和父亲的隔阂是可想而知的。
那天，石三伢子正美滋滋地看着表哥文运昌给他的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石三伢子对这本书里提及的中国概念仍旧一知半解，这时毛贻昌走过来，告诉他，家里的合作伙伴罗合楼有个女儿，叫罗一姑，现在要说给他为亲。
石三伢子后来跟美国人回忆时说，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也许石三伢子那时并不曾想过，父亲为何要与条件和自家相当的罗家联姻，也不曾想过父亲把一切都花在赚钱上会带来什么，更重要的，他不曾想过父亲的钱是怎么来的。
这不重要，因为这时的石三伢子还没有觉醒。
但石三伢子一直会记得一个叫王十姑的女子，那是他的表妹，是他在外公家成长时一块手拉手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女子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很多年以后，石三伢子的外孙女孔冬梅采访常年待在石三伢子身边的王海容（王十姑哥哥的孙女）时，才从王海容口中得知，老了的石三伢子一见到她就先问十姑的近况。
王海容询问自己的爷爷后得知。家里给石三伢子和王十姑算了一卦，八字不合，所以注定不能在一起。
那时十姑早已去世。很多年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石三伢子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心情不好。
罗一姑和王十姑的事情一定横亘在他的心里，成为他后来反对包办婚姻的最原始动力。
而历史已经徐徐展开了它宏大的一面，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这个小小的韶山冲。
历史用一场暴雨，拉开了序幕。
1910年04月，石三伢子还在私塾读书，突然看到很多从长沙回到家乡的米商，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出于对自家的关心，他去询问了缘由，这才知道长沙城出了大乱子。
虽然已经识字，但石三伢子毕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报纸，如果他能看到年初的《长沙日报》，一定会十分惊讶。
1909年开始，湖南和湖北接连下了许多天的暴雨，《长沙日报》上如此记载：「滨湖南州、华容、武陵、龙阳、安乡、澧州、沅江、益阳、岳州、临湘等地，十堤九溃……庐宅荡析，人民漂溺，田畴刮削，被灾者达百万余人……汪洋一片，尸肿遍浮，或至流入民户，积填壑中，甚或挂悬林间，漂搁岸上，然鱼鸟相食，哀不忍睹。幸而得余生，或抱树杪，或蹲屋脊，然不为溺鬼，终不能不流为饿鬼……」
但远在湘潭东茅塘毛贻训家私塾读书的石三伢子那时并不知道。而在1910年的三月份，省城长沙存粮就已经是很危机的局面了：「米坊近五百家不满十万石，粮户存仓租谷约五万石，而公谷如储备仓仅一万四千余石，湘义仓存一万七千余石，湘社仓存八千三百余石，筹备地方自治公谷五十余石，综计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存粮告急之余，因为湖北同时也受了灾，并且湖北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地，武汉又为九省通衢，湖北的政治、经济、战略位置都比湖南更为重要，因此各地抢购湖南的米谷运往湖北。与此同时，长沙的乡绅诸如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仍在抢购粮食，可考的叶德辉一家存谷有一万多石，杨巩家存有七八千石。
可想而知，湖南的米价节节攀升：「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绪三十二年水灾，亦不过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种，价已七千以外，实为百数年所未见……不必说灾民无力购买，就是一般城镇居民也有断炊之虞。」
1910年04月11日白天，长沙米价终于突破了每石八千文大关。住在南门外靠卖水为生的黄贵荪看到「戴义顺」米店标价一升米八十文的时候，叹了口气，赶紧去帮工，赚得了六十文工钱，现在不是夏季车水或秋季收获的时候，拿不到一天百八十文，家里的妻子虽然工钱也能有个四五十个文，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照养，重担只能都押在黄贵荪身上。好在拿到六十文工钱。黄贵荪回到家，凑齐八十文，让妻子去「戴义顺」米店买一升米。没想到等妻子来到米店时，米价已经涨到八十五文了。
黄贵荪一家决定跳河。
黄贵荪一家跳河后，长沙城的热浪就此起来，一滚接着一滚，终于受灾的饥民直接开始抢起了大户和米店的米。这其中就是有毛贻昌家的一车米。
后来，石三伢子对美国人说，我的父亲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他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不只是他一家，整个韶山冲的毛氏家族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那时毛氏宗祠里锁着一百多担谷，族人毛承文带领毛家贫苦子孙，请求族长毛祖渐开仓卖粮，毛祖渐非但不同意，还把毛承文捆绑起来，进行毒打，杀一儆百，拒不放粮。
十七岁的石三伢子听到后，谁也拦不住地跑到了宗祠引经据典地和毛祖渐辩论，自从明初毛家在韶山冲开枝散叶以来，这是破天荒头一遭。毛祖渐十分生气，最后以一百多担谷按平价卖给毛家贫苦子孙的结果妥协了，但毛贻昌由此受到责罚。
毛贻昌不肯再让石三伢子读书了，他把石三伢子送去湘潭一家米店当了学徒。
在1983年02月编纂的《湘潭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毛信华的文章，那篇文章里毛信华记下了石三伢子在他祖父毛槐林的宽裕枯粮行当学徒的事情。根据毛信华的祖父和父亲的回忆，石三伢子来到湘潭城里后，心情很低落，「除每日稍事招待客商以外，终日居在楼上读书习字」，终于有一天，石三伢子留下一首诗，出走了。
那首诗是这么写的：「沙水对沙洲，源源不断流。人住人脚下，何日待出头？」
尽管出走，但石三伢子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联系，很多年后，石三伢子还写过信给毛信华的父亲。
出走的石三伢子，不仅给毛槐林写了一首诗，也给自己的父亲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10年夏天，一个米商的儿子望着饥民抢走了自家的米，一动不动；很快他就和族长对着干，逼族长违反族规救济灾民；又很快，他从粮食贸易行里出走，考了一所小学堂。
回到那一天，他看到饥民时，那一刻是隽永的，历史会着重描写那一刻。他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但他只是从朴素的情感上觉察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是什么地方呢？他突兀地想到了读过的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他的自我意识在长沙抢米中逐渐觉醒，他觉得这一切有点陌生，又觉得息息相关，他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米商的儿子，而是跳脱出来看自己的父亲、看抢米的村民、看自己。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漫长而混沌的童年时光结束在十七岁那年夏天。那时起，他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有了中国的意识，对于一个连韶山冲都没走出去过的农民来说，尽管读过书，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历史往往就会在这一系列的偶然中造就出一个必然。
秋天，他考入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这里，他读了《新民丛报》，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子任。任是任公，梁任公，梁启超。
他开始审视自身以外的命运，关于其他人，关于湖南，关于中国，关于中国。
他终究是冲了出去。带着强烈的自我，冲出了大雨，冲出了毛家，冲出了韶山，冲出了湘潭。
1910年，子任十七岁，他从湘潭的粮食贸易行出走，这是他第一次去湘潭。
1911年，子任十八岁，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沙。
1918年08月19日，他第一次去北京。
而他从哪里来呢？他的父辈，韶山毛氏的祖先，毛太华，从江西吉安走到云南澜沧卫（今永胜），再走回湖南湘乡，毛太华的儿子又来到韶山，在这里生根发芽。他的母辈，文氏，文天祥弟弟过继给文天祥的后人，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
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但在1927年10月，他还是会来到吉安，来到吉安的井冈山。
历史无形中画了一个圈。
1911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毛贻昌给子任许配的妻子罗一姑于一年前去世后，固执的毛家族长毛祖渐在《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一定要写上「配罗氏，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寅时卒」的字样，在他们的眼中，传统永远不能改变。
但子任不一样，他偏要改变。1921年，他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叫杨昌济的人，杨昌济给他推荐了胡润芝的书，一篇读罢头飞雪，他把自己的字从子任改成了——
润芝。
润芝在1921年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二弟毛润莲把家里的地都给别人种，然后让二弟毛润莲与三弟毛润菊同自己一道回长沙，准备干革命。
革命革命，先革自家的命。
润芝说到做到。
1925年那年湖南又有了大灾荒，湘潭农民颗粒无收，眼见又要遇到1910年的事，润芝这次总结了经验，带着农民把大地主成胥生准备高价售出的米谷给平粜出售了，取得了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等斗争的胜利。
他胜利了，从1910年开始观察到的一切，汇成了大海。
润芝、润莲和润菊虽然同为毛贻昌的儿子，但三人经历截然不同。
老二润莲一直在家务农，帮着父亲毛贻昌算账，一方面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精于计算的头脑，润芝在外的开支，都是他提供的，后来润芝把他带出了韶山，他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
老三润菊很早就跟着润芝一起来长沙，几乎没种过地，算得上是城市长大后的殷实人家孩子，跟着大哥自小就学了很多东西，性子活泼，但也因此颇有些冒冒失失。
再后来润莲死在新疆，润菊死在江西。但历史的隽永并不曾停止，它始终散发着有趣的魅力。也在新疆，有个曾经做过会计的人回到了延安，一生谨慎的他开始干起了经济的工作，润芝一直在窑洞里教他哲学；而早在江西时，有四个人因为支持润芝被打成毛派，其中一个是润菊，另一个也很是性子活泼。
很多年以后的润芝始终对这那两个人报以关怀，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他想到过自己的两个弟弟，来自微妙的情感寄托。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
对润芝来说，1927年非常重要。
03月05日，润芝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里他正式向家族从理论上开炮。那一刻的他也许会想起十七年前，当自己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时，是怎么冲出这重重的包围圈的。
而他也一定会意识到，如果没有这重重的包围圈，如果没有湘军带来父亲的原始积累，没有湘潭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米市繁荣，没有那年下的大暴雨，没有饥民抢走了父亲的米，很多事的轨迹都会不一样。
历史就是无数个偶然造就的必然。再往前说，王夫之播下的种，曾经长出过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和谭嗣同，但终有一天会和马克思一起，培育出一个叫做毛泽东的种子。
毛泽东，字润之，曾用名子任、润芝等。
1936年07月，埃德加·斯诺冲破艰难险阻，来到了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回忆自己过往人生时，着重提到了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他是这么说的：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
也许那天晚上也下起了瓢泼大雨。因为根据《西北灾荒史》记载，1936年07月延安富县雹灾，08月水灾。
也许那也是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毛泽东向斯诺缓缓道来他的过往，从出生到秋收起义那天，因为从秋收起义开始，他的叙述就不再是「我」，而是「我们」。
秋收起义那天是1927年09月09日。
参考资料：《毛泽东年谱》、金冲及《毛泽东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简良开《边屯之光：毛泽东祖先足迹》、简良开《从永胜到韶山：毛泽东祖先事》、裴健《湘魂：毛泽东的家世》、毛祖渐在《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龙剑宇《毛泽东的家世渊源》、毛信华《毛主席在湘潭市部分历史事实的回忆》、何歌劲《毛泽东早年湘潭城区行迹考》、曹耘山《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毛泽东家事》、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田伏隆《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王闿运《湘军志》、杨呈胜《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罗玉明《湘军饷源探析》、李伶伶《葛健豪传》、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杜万岭《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米禁政策研究》、田炯权《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阳信生《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罗晓莹《从日本档案看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的绅士百态》、杜高飞《1925年湖南祈雨运动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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