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说“中国的严格抗疫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 | 新潮沉思录

步入2021年，虽然新冠疫情依然在继续蔓延，但是总算是传出了一些好消息，各个主要国家，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疫苗接种；而突变的病毒，暂时对于疫苗的影响，还在可控阶段。只不过，在局势开始缓缓好转的阶段，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并不陌生的奇谈怪论。部分西方媒体又开始对于我国抗疫工作进行指责，不自由，不尊重人这种话题已经耳熟能详了，最近就连“中国的抗疫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这种奇谈怪论，也被摆在了台面上来。（下面这个报道里提到的文章经我们验证之后，发现实际内容比这里总结的更为不堪得多）

客观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会让人奇怪，在美国总统换届之后，欧美国家的宣传机构总归是要做些工作的，在这次疫情之中，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表现实在是不堪入目，而经济情况也短时间难以恢复，所以通过宣传手段，转移矛盾也是他们的日常。对内，把控制疫情失利，经济萎靡的责任扔给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派民粹；对外，否认中国抗疫的价值。这样的策略并不难以推测。

所以，类似于中国的疫情控制与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奇谈怪论，说到底只是转移矛盾的一部分，还属于很拙劣的那种，和幼儿园里边的“我们不和你玩了”差不多，大家笑一笑就好了，这种宣传又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句话与此同时，反映了某些心态与事实，这些东西绝对算得上是细思恐极了。

中国的防疫算不算格格不入呢？某种程度来说，确实算是如此，在面临复杂的疫情的情况下，果断采取措施，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活秩序，让经济正常运行。这点在全球各个国家之中，确实算得上是特例，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简直是躺下挨打，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公开否认疫情，西方一开始吹嘘的典范日韩，后续也遇到了大规模反弹，也就和中国极度类似的越南，做的还不错。以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的努力成果，绝对算得上是“格格不入”。

当然了，格格不入这个词语，带有一定贬义，而这些西方媒体，也绝对不是为了夸我们，所以他们实际上在暗示。中国这种疫情控制良好的状态，是不对的。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样的疫情并不能控制得住。也不应该被控制住。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想法看起来十分疯狂，但是从实践来说，这确实很符合欧美国家的国情，以这次疫情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来看，再来一次，只怕西方国家也难以控制住。

这样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因为民粹领导人的自以为是吗？或许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特朗普和约翰逊先生，还有巴西的博索纳罗先生，对疫情的控制，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性因素，因为很多愚蠢的行为，实际上与他们并无关系；是科学技术问题吗？那显然更不是了，生命科学技术可能是美国领先中国最夸张的领域，虽然并不是那么直观，可是美国的生命科学技术确实强大到了夸张的地步。

想要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倒也没有那么复杂，只需要回忆一下，中国的抗疫是如何成功的，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眉目。中国对抗疫情的成功，很大程度来自于决策层面的果断与基层的管理能力的结合，虽然在具体执行之中，依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可以把需要的医疗与社会资源，集中动员在关键上面。而偏偏就是这一点，被西方媒体指责成为不自由，社会管理过多。

这或许就是问题所在了，西方国家很多媒体与民众，是真的不相信国家对于社会的动员能力的正面价值，就连搞大规模医保，都能被指责成为社会主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大程度，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系。虽然在各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能分成无数个流派，但是他们基本都认为国家应该缩小公共服务规模，把这些东西私有化。而宣传上面也要配合，污名化这些公共服务，把这些东西定性为不自由的，这种宣传并不算十分困难，毕竟欧美都有在公共服务里边加料，坑害民众的事例。同时大力宣传个人自由。于是，民众虽然不喜欢在电视上舌灿莲花的自由主义神棍，但是同时对于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抱有警戒心。

严格来说，许多社会公共服务，确实不够“自由”。就拿笔者最熟悉的公共卫生利于来说吧，在书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在公共卫生预防领域投入一元钱的效果，相当于在治疗投入三十元。这话当然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并没有那么准确，笔者小的时候曾经思考过，如果把钱都投入在预防领域，那岂不是省大钱了？当时只是小学生的笔者，思考了十几秒之后，也觉得这个想法过于荒谬了。只是现在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却发现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着复杂而现实的社会学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笑笑就可以过去的。

应该说，已知的大多数疾病，通过合理的预防与早期发现，都可以明显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成本。但是要把资金实际投入到公共卫生预防领域，却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容易，因为这绝非一个技术或是经济学问题。以大家最为熟悉的疫苗为例，实际上大规模接种疫苗，涉及到了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冷链转运，分发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疗人员培训，对于人口的登记管理，对于预防接种的宣传教育等等问题。其中哪个问题，都比疫苗本身复杂得多，都涉及到了社会管理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些东西在铁杆的自由主义者眼里，这一个又一个的环节之中，不自由的地方可就多了去了。那么，他们自然不会支持这些东西了。而问题远不止与此，疫苗的接种，存在某种程度的负外部性，在一个群体之中，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多了，接种疫苗的人的有效保护性，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公共卫生问题之中，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这次的疫情，完全就是这样的问题的展现。在没有特效药，疫苗需要时间的情况下，控制住疫情，需要的就是各种隔离与管理，这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管理措施，在多年的宣传熏陶之下，一部分民众对各种社会管理措施都不愿意信任，不愿意暂时让渡一点自由，连口罩都不愿意带，导致疫情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在他们的眼里，就算死了几十万人，也不应该影响所谓的自由。所以，在这样的思路眼里，中国的抗疫方式，当然是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了。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思维钢印。

只是，这样的方式，总是会付出代价的。还是以笔者熟悉的卫生领域为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有多篇论文报告，实际上多个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人均寿命，出现了缩短。这并不是技术问题，新发明的药物与医疗技术，依然主要被发达国家掌握在手里边。按照这些论文的看法，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收入的不平等，公共设施的退化，药物滥用与贫民窟的传染病流行导致的。

这个结果毫不奇怪，另外一个研究曾经指出，二战之后人类寿命的增长，来源于经济与社会服务的发展的比重，高于医疗技术。比如说，经济条件的改善，会让人选择更加健康的食物，治安的改善，会减少人使用毒品的概率。而现实之中，美国的肥胖与药物滥用，已经用现实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在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普遍外包与私有化的现在，人均寿命的数据，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我想这可能并不是最糟糕的部分，在全球泛滥的民粹主义，与这些这方面也存在着关系。比如说在欧美政坛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环保，因为涉及到了两边的就业，所以撕扯的相当激烈。欧美政府大多数做的，是以市场方式鼓励新能源企业，减少对于传统企业的拨款之类的手段。两边的人群都需要就业，如果按照市场规则，杀得你死我活才是正常，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敌人。

这个时候需要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补充，比如说对于传统企业的人员，进行新工作的培训，降低失业的伤害；建设新能源的时候，考虑协调更多角度的利益。这些措施当然有价值，只不过在现在的西方社会，做这种事情，很难以得到欢迎。于是，两边的支持者，越来越出现了撕裂。

对于社会公共服务与管理的不信任，对于个人自由的过度追求，让中国的抗疫在西方人群眼里显得十分诡异。笔者当然不认为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到让个人自由无所适从地步，比如说对于春节返乡的层层加码，笔者就觉得相当可笑，而对于个人自由的界限，每个人确实存在不一样的看法。但是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公共服务与管理能力的衰退过于严重，部分区域甚至开始出现了拉美化的迹象。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偏偏到了这样的程度，还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先进经验。

当然，身在其中的西方世界人民，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情况，实际上，意识的比笔者深刻的多了去了。只是这种事情，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比起来开动印钞机印钱，实在是麻烦多了。比如说肥胖导致了美国巨大的负担，所以修改美国食品卷制度，减少肥胖率，技术上是可行的（美国部分商业医保，里边有对于锻炼时间，体检频率，体重范围甚至是日常饮食的要求），但是以现在美国的基层控制力，想要推行下去，恐怕颇为不易。就算实施了，只怕也会引起骂声一片，说是对于肥胖人群的歧视，还不如不管。比如说毒品问题，欧美国家就正在采取这样的策略。

所以在这样的现状之下，他们还是会选择说中国的抗疫格格不入，不讲人权。然后再把锅扔给特朗普，然后假装万事大吉。只不过，新冠病毒就算被压制了，也很难被根除，它可能时刻在人群之中潜伏，某个小小的突变，可能就会让它获得更强大的力量。而潜藏在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危机，也不会就此消失，只怕，会在暗流涌动之中，变得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