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下的分税制 | 顾子明

今天接着昨天的文章，聊一聊新动能与税收。

从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再到1993年的最高苏维埃解散，当时西方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也将走向解体。

这段时间，这也是台湾方面高呼“一个中国”最积极的时候。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下，不仅国力突飞猛进，全国人民的向心力也在大幅增强，几年之后就，让西方国家认识到分裂中国成为了笑谈。

中国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也没有重演一百年前清末、北洋、民国时期的分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94年全面推行的分税制改革。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实施的是财政包干政策，各地方税务自己自足，上缴中央税赋极少，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内省份之间没有关税壁垒之下，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省份开启了对中西部的资本掠夺，东西部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东部的“倒爷”们啥都不用干，通过走私拿到进口的物资，倒手一卖就能获利颇丰，而中西部的省份就跟鸦片战争之后类似，迅速沦为了被倾销的市场，大量企业连转型机会都没有纷纷破产。

如果没有分税制改革，那么东西部之间的矛盾就会迅速激化，富裕东部看不上西部的穷亲戚想要“脱亚入欧”，西部不愿意被东部倾销掠夺而准备闹独立，很可能会重蹈清末的割据分裂之路。

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东部向西部倾销的利润中，被中央抽取一部分，投入到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促使中西部的消费升级，而中西部的消费升级又会进一步推动东部的产业升级，从此形成正向循环。

我们现在来看分税制，会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回顾自宋朝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一直都没有能推动。

尤其是北宋末期和明朝中后期，随着东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经济出现，一方面，东南地区对北方地区形成了碾压式的吸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税收迅速被新兴经济体所截流而枯竭。

这样，新经济引发税收被截流不仅使中央政府实力大幅削弱，不仅筹不到足够的军费，还被迫大幅降低政府公共事务支出；经济单方面的吸血更导致了南北方出现了激烈的对立，北方的少数民族能够迅速团结北方汉族地主武装，然后挥军南下，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在萌芽。

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清末的东南互保，北洋的南北分裂，民国的南北内战，这些不可调和的南北割裂，无一不是全国经济无法形成内部循环的最终产物。

所以，才会感受到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的意义。

不要觉得这事儿只是发生在中国，在美国，富裕加州的独立思潮与中部锈带州的失业红脖子，跟我们90年代是很相似的，美国目前两党对于救援方案的争议，本质也是对转移支付机制的博弈。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人的决策往往会有参考。

就像目前面临科技升级的美国，与数百年前面临资本主义萌芽的历代中国王朝也有着不少的相似，譬如执政者（宋徽宗、崇祯）希望对外挥舞大棒，但战略上受制于税收下滑而不得不收缩，譬如国内保守集团代表（秦桧、吴三桂）本应积极对外，反而会不惜代价推动跨国保守同盟......

这背后，就像昨天文章中一群可以收税的机构，都是新一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导致传统的上层建筑无法匹配已经大幅改变的经济基础。

同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一样，如果上层建筑无法进行相匹配的“变法”，让国内的经济能够继续进行内循环，那么在保守主义的回潮之下，各国如美国两党那样内部的撕裂只会愈发的激烈且不可阻挡。

而这也是中国在90年代启动全面改革之前，能率先改革分税制的强悍之处。

一方面，让渡政府权力，允许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人赚取人口红利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又要事先约定分税制与富裕的群体进行分账，强制其将以后部分利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其他群体的脱贫致富。

结果，中国凭借着平稳迅速完成内部经济循环，愣是赶上了90年代末崛起的互联网浪潮，以及两千年初的全球化浪潮，实现了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

而了解了历史的进程之后，就会明白个人的选择。

一方面，我们嘴上要号召改革之前先确定好分税制度，另一方面，我们行动上却应该靠近那些正在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新时代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