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度在共识的崩溃中走向黄昏 | 新潮沉思录

没有共同的归属感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和“我们”，就没有民主。

——罗杰·斯克鲁顿

如果能够重新做一次选择，金斯伯格一定会选在奥巴马的任内退休，而不是在2016年之后苦苦煎熬。然而，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的胜利，使得金斯伯格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为了避免特朗普获得更多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机会，金斯伯格不得不抱着老弱残躯坚守在岗位上。

而近几年每次她身体状况的波动，都会引发各大媒体的关注。

不过，在这场为期四年的加时赛中，金斯伯格最终没有熬到她所期盼的胜利日。在距离大选仅剩几十天的情况下，终于无力回天，撒手人寰。

对于金斯伯格的生平和她曾经所做过的事迹，早已让经过媒体狂轰滥炸的大家审美疲劳。本文也无异在这些问题上过多纠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斯伯格的去世与18年麦凯恩的去世一样，都标志着美国共识时代的逐渐破灭。他们生于二战，于七八十年代逐渐进入政治事业，并于后冷战时代成为了政治的主流。他们充斥于最高法院，充斥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各个委员会。

事实上，美国参议院16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依旧有不少人物出生于三十年代。拨款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生于1934年；军事委员会主席吉姆·英霍夫生于1934年；金融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生于1933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无情催促，这些共识时代的精英也将不得不遵循天命的安排。金斯伯格的死，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共识时代无法避免地衰弱和政治极化新常态的事实。

镀金的共识时代

试想一下，一个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活到今天，他们会经历些什么。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得以亲眼目睹二战的胜利。在他们的求学时期，见证的是美苏冷战的开启。而当六十年代开启平权运动的时候，他们往往已经三十出头，正在努力完善自身的事业。他们或者在越南的丛林里战斗，或者在法庭上为学生的反战而辩护。

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属于那个嬉皮士时代，他们的精神更加靠近自己的父辈而不是后辈。而当七十年代末时，他们往往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事业，开始为争取诸如参议员这样的位置，投入到政治游戏之中去。在他们政治生命鼎盛之时，他们又推动和看到了苏联的垮塌。他们在旧世纪的最后十年怀揣着对于美国的高度自信。然而新世纪的双子塔事件动摇了这一观念。03年伊拉克战争的逐渐失败和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他们的共识充满了玻璃的易碎感。他们业已逐渐老去，并且最近的十年逐渐退出政治的舞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生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精英是幸运的。他们分享了二战胜利和冷战胜利着两个对于共识而言极为重要的时刻。这使得无论他们归属于哪个党派，他们都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美国的制度。他们的分歧更多存在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之中。而正是这种对于美国政治的共识信念，为两党间的妥协和交易提供了条件。

至少在那个时代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们还会共同坐在参议院的食堂里相互讨论问题。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却又一种友谊存在于他们之间。至少他们都承认，他们都捍卫一个共同的关于美国建国神话的信念。正是这种对于共同利益的信赖，使得克林顿在1993年提名金斯伯格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在参议院以96-3的结果通过。

这种妥协和尊重对于四十年代的人而言，就显得没有那么得理所当然了。桑德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作为一个四十年代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犹太人，桑德斯的青春期记忆必然不是二战的胜利，而是从五十年代中后期首先从纽约大城市开始的解放文化。这些大都市的青年开始抽大麻，鼓吹性解放，并且最终形成了整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桑德斯只不过是这种文化早熟的果子。然而，在三十年代政治精英的共识下，他只能显得格格不入，成为政治的边缘人。

不过共识分裂的苦果也早已埋下。激进的政治运动只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对抗。在一个妥协和容忍稀缺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自然更加容易受到固定意识形态的召唤。只不过在当时，沉湎于冷战胜利的共识精英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沉湎于二次胜利所带来的辉煌记忆之中，沉湎于那个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世界之中。

共识的衰弱

在人类历史中找到永恒的东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权力来说，尤其如此。任何权力都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到达之间的巅峰，然后逐渐趋向于衰弱。或者用一个更简单的词形容，那就是盛极而衰。冷战胜利后的美国，无疑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以至于在02年小布什访问德国时，就有德国媒体讽刺性地表示，小布什的访问如同罗马皇帝对重要而未完全平定的省份进行视察。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各个方面再次兴起了对于美国是不是新罗马的讨论。

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成为了衰弱的开端。对于战争初期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美国而言，它并没有预见到将陷入到漫长的战争泥潭之中。毕竟像拉塞尔·柯克这样的老人已经太少了，老到已经没有办法活到二十一世纪。保守主义也几乎被新保守主义者所掌控。他们对于美国制度的信心演变成为激进的普世主义主张，认为必须将美国制度推广到全世界才是世界和平的方案。

08年的金融危机则让新自由主义者声望大跌。美国政府对于华尔街的补贴，几乎同时激起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不满。在左翼看来，这无疑是某种意识形态将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表现；在右翼看来，这很明显是政府日趋扩大的表现，从而导致华尔街的资本家可以肆意将成本外部化，让民众承担额外的责任。

这种有组织的政治抵抗活动最早更多来自于右翼，也就是所谓的茶党运动。茶党运动人士认为美国政府不断扩大行政权的做法，危害了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政府不断肆意扩大支出，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政府要做的并不是扩大补贴，而是回归到政府的原本位置。所以无论是对华尔街进行补贴还是对底层民众进行补贴，从长期来看都对国家不利。国家被迫吸收了过多的负担，最终必然会导致国家无法承担如此多的责任而快速死亡。

然而在左翼看来，这就是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的必要性表现。奥巴马不断扩大的国家预算就是这种思路的表现。其旗舰般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医保。用最简单的话进行解释，奥巴马医保要求扩大医疗保险的保障人群，将更多的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囊括到保险范围之中，但是这其中所引起的保费上涨大部分却由中产阶级的投保人所承担。这一政策的争议性可想而知。

在参众两院民主党优势稀缺的情况下，想要通过这样的法案更是难上加难。最终民主党启用了所谓的核选项——Reconciliation。在这种情况下，原本需要参议院60票才能通过法案，现在只需要51票的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于是又一项用以维护美国共识的制度，在对立中被摧毁了。

共识的崩溃

民主党人可能从未想到，正是废除了参议院原有的议事规则，加速了共识的进一步分裂。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对于这种共识破碎的右翼回应。与此同时，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也对奥巴马医保虎视眈眈。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所谓的妥协了，有的只是不断明确的党派投票。

在一个个问题上，参议员之间分享的不再是共识所塑造的友谊，而是明确的敌我斗争。无穷的负循环已经被打开。当特朗普作为右翼反抗奥巴马医保的激进表现出现时，AOC这样年轻的激进民主党人当选众议院就成为了左翼对于右翼的更激进回应。

甚至，金斯伯格这样共识时代的政治精英也颇具讽刺性的跌落政治极化的游戏之中。作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理论上应当严守政治中立，不对具体的政治事件发生评论。金斯伯格却在16年明确表示反对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

虽然她之后为这种表态进行道歉，但问题是极化的循环已经形成。妥协和平衡作为一种腐朽和落后的技艺被人所抛弃。愈发激进的左右翼都试图通过更为极端的意识形态承诺来激发支持者。今日美国的内部冲突绝不是戏剧的高潮，而仅仅是刚掀开的序幕。

这种极化最为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使得绝大多数激进分子丧失了对于事件真相的基本判断能力。他们只想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对于意识形态的共情超越了对于共识的坚持。他们不再是为了维护共同的美利坚，而是将对方作为不可调和和必须逐步消灭的敌人。特朗普提名艾米·巴雷特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所引起的反应就是政治极化的最新表现。

艾米·巴雷特作为圣母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以及联邦法官，无疑有着极高的法学素养。事实上有不少自由派宪法学者也承认巴雷特的专业素养足以被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然而在党派的交锋中，她同时成为了左派眼中的魔鬼和右派眼中的天使。他们不再关心巴雷特在过去判例中的表现。他们只关心的是在他们添油加醋的想象中所构造的虚假形象。

对于共和党而言，既然女权主义如日滔天，那么唯有用魔法打败魔法是一个可以保证人选快速过关的方案。对于民主党而言，既然无法对女性候选人采用性侵控告战术，那么采用污名化战术就是一个更为有效的选项。而这场争斗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共识的进一步崩溃。

事实上绝大多数今日的自由派都忘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选举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意与我们观点相反的人统治我们。如果没有共识，这只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幻想。我们可以在一个关系和谐的家庭中接受父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敌人的统治。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我们都已经看到，在没有形成有效共识的情况下，采用美国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共识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制度的基础也在动摇。一切都如同瓦格纳所谱写的诸神的黄昏一样展开。当序幕中齐格菲尔德向布伦希尔德告别时，一切的命运都已经注定。命运三女神的纺线早已揭示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美国都在瓦解和内战的道路上越崩越远。11月的大选绝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第一幕的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