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中国青年的爱与愁何去何从？ | 新潮沉思录

最近，恒大的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庄严宣布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好，标题让人很有精神。任先生自从进了恒大以后，一直都从宏观经济上为一个负债近两万亿的地产企业的卖房事业破局，本职工作是宣传，可谓尽心尽责，先是大力鼓吹全面开放生育，后是新基建，前者是忧虑日后接盘的人不够了，这和工薪族养老金短缺的恐慌是同调的，后者是建筑公司分羹的本能。两者齐出，不利好于地产，是不可能的。

有意思的是，在论述城市群历史趋势不可阻挡的时候，任先生提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一个是计划经济余毒的“小城镇派”，一个是市场要素驱动的“大城市派”。最后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定调，明确发展城市群为主体，两派之争才落下帷幕。

实际上，限制大城市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并不存在派别之争，即使有所谓派别，这个“小城镇派”也从来没有妨碍过改革步伐。在八九十年代，考虑到城市人口过多，承载不了更多就业压力，农产品若是供给不足，这个时候城市的稳定就不复存在了。做出的小城镇战略的选择，一来小城镇作为城乡二元分割下的突破口，它亲近农村，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收纳，致使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繁荣，二来其本身为之后的城市化奠定基础。

至于“小城镇派”是不是任先生所言的计划经济洪水猛兽的“余毒”，而大城市发展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也可说道说道：乡镇企业今安在？他们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以及税收财源，多数都被县以上的政府抽走。这意味着小城镇们没有自己可支配的财源，也就没有话语权，渐渐消失了，紧接着消失的是县城里的国有企业。真正拿到好处的，其实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甚至可以说，大城市依靠了行政计划拿到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拿到各种规划和管理的权限，建立良好的财权体制，得以获得发展机会，进而生长出如今的历史趋势。任先生卖力吆喝的进程，聚集才有效率，却在拆自己底层的市场逻辑的墙角，我看很有精神呐。

言归正传。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这等规模的城市化，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政策手段还是市场手段，争取再把数几亿人塞进连绵的都市圈，进而卷成一股周而复始的循环，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一半以上的人无可避免的命运。

在这样不可避免的命运里，农村在萎缩，这是不言自明的。很多城市也会萎缩，走向凋零。也许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是我们最早感受到的，前几十年飞速发育的线性发展观失明的地方。这种进程经常是不可逆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凭吊，站在荒废的工业残阳前，凭吊昔日辉煌，凭吊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方式就是做成工业旅游路线。但你未必能改善它，只需调整城镇体系的职能。

有一种收缩是处在城市群、都市圈中间地带的尴尬之地，都市圈城市群意味着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彼此献祭。只要旁边一只巨兽一开口，比如开放落户政策，就能让人口要素流动明显起来。你的血肉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塞牙的，如被北京、天津包裹的三河，搞大长沙下的株洲湘潭，西成之间的汉中，成渝之间的遂宁……如果市场巨兽觉得自己没吃饱，你很难指望它管饱其它小弟。

还有一些只是人口流出，但城市规模并没有缩小的中小城市，前两年还在积极卖地建房，摊着烧饼，吃着士绅化的火锅，而在2019年棚改货币化终结，发改委文件中说“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烧饼要少吃了，因为不能强体，幸运点的要被省会来建群。这是一个思路转变的过程。

这个时候，全国规划了19+2个城市群请君入瓮。似乎只要是一个省会城市，就必须东拉西凑小弟建个群，比如南宁推北部湾，太原拉晋中，昆明拉曲靖，兰州西宁面面相觑……很多东西停留在概念炒作上。在存量有限的情况下，多数小城市产业结构长期单一，缺乏资本，而二线城市未必想松手给任何东西，所以大多数在城市群概念内的城市就很难吃到集中发展的红利，反而小城市可能送人给省会做嫁衣。

这样看来，有潜力能够形成城市群的格局的，并且成为内循环主动脉的，目前只有四个，事实上有真正框架的只有两个。城市群内的共同特点是核心城市人口增量占比均超过整个城市群的六成。华东有长三角，华南有珠三角，华西有成渝，华北有京津冀。京津冀就不说了，政策资源最集中，还有河北东北的后备箱；长三角是中部地区总出海口，从上海起，通过南京、杭州和合肥的交通，最后可到勾到大关中；京广京九铁路像一双筷子，把改开早期的人口红利与要素夹到珠三角的碗里；成渝还在互扯大饼，要富集到以上三者程度还要时间。当然，为了符合内循环的格局，华中或者中南将来要有一个。

是长株潭吗？其体量堪堪武汉，但在二线都市圈范畴，还不够格，所以要造出长中游城市群概念——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三角，交通线路和长三角一样密集，还能把郑州协同进去，但这本身就是非市场化构思，导致这个进程比其他“自然”形成城市群的进程困难得多，因为长沙、武汉、南昌这些城市，都是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的地头蛇城市，没有共同市场，怎么把一堆地头蛇城市用铁路扭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强扭也不甜。

几个主要城市群不同于纽约、伦敦之处在于，这些主要的中心城市（尤其是京沪穗）都有很大的腹地经济支撑，市区人口的密度相对集中，城郊遍布工厂和家庭作坊，这一点与西方的住宅郊区化不同的。中国特殊的城市密度、人口引力和城建逻辑，基于对卫星城镇的“虹吸”，以维持超大城市的世界级消费水平，当然，最重要的是房价。

然而，当城市群产业集约化之后，产业链可能会越来越封闭。这些主要的城市群的产业闭环正在形成。正是这一点对制造业逐渐不济的内陆腹地城市，是雪上加霜。更遑论中西部那诸多规模在100万左右的小城市——他们一直在靠财政转移支付下的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群体在拉动消费。如果从整个内循环的战略的角度出发，他们亦不可丢失。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镇化模型是：山区居民向山下转移；乡村居民向镇街集中；镇街居民向县城集中，县民向市区集中；三四线市民向一二线市区集中；四线及以下的市、县，都是流入小于流出，人口继续向一二三线城市靠拢。

而在城市群基本形成，产业链封闭以后：一线城市高房价耸立，要高端人才，中端无产者遥看无望，发挥996余热便去二三线，二三线就业岗位少，一部分流回老家考公成家；二线城市出台新政策，或者像长沙那样靠房价洼地，想要中高端无产者；三线城市再接收一二线挤压出的过剩劳动力；四线城市会回流一撮在考公考事中挣扎的人。

当然，以上说到能回流二三线的年轻人，大多是有本科学历的，他们是“天然的城市居民”，也是网上声讨内卷和资本家的主力。但别忘了，还有另一拨年轻人，也就是来自村镇的广大青年，他们其实并不在村镇，他们也在城市里，随着制造业越来越惨卖力，看不到希望，他们就会跑到一二线服务业，在跑外卖和快递，成为新型无产阶级的主力，被困在街区和算法系统里。在城市里他们更多时候是隐形人，婚恋市场上不可能有他们的身影，

有这样一拨群体存在，使得最近出镜率高的忠良温铁军老师的方案就有可捉摸之处。也就是说，如果不盘活村镇资产，这部分人将陷入无枝可依的境地，城市就会难以消化危机。当然，四线城市以下县和乡镇，承载着不仅仅是消化危机的重担，还承载着生育率的隐忧。

毕竟内循环下的一二线城市是会自带规模的绝育功能，生活压力会限制人们的生育意愿，生孩子是一种高消费行为，况且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造成很大影响，不结婚也能活好。即使国家出面给一二线的人们进行生育补贴来减缓这种压力，一般收效甚微。这个时候三四线及以下保守气氛浓，生育率高，就是要承担人口生产任务，所以必须要让广大青年有枝可依。

所以要转变观念，一二线城市出现大龄未婚人群是正常现象，不必像知乎男性用户那样集中对“剩女”抱有敌意或者暗讽，这不好，容易显得自己饥渴。现在看来，三四线以下造人，一二线不结婚生子也能把钱用于消费促进经济。这也叫内循环。当然，如果温老那套可行性不高，可从本文重新回到玄处《外卖小哥，困于内卷》的结论，没卷的别急，快了，再等一等。

最后再说点有的没的：

遥想14年我第一次接触那会的逼乎，在做特大城市还是城市协同的问题上，彼时逼乎的主流是北上广漂蚁族，或新晋的大城市居民，都充满着光明的未来，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倒是一览无余的，都在论证马太效应强者恒强那是天经地义。五年过后，资源过度集中导致房价暴涨，舆论风向就没那么急进，甚至内卷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我突然想到高一高二那些遥远的下午，当时的同学，都是看中国好声音并且和周围人积极讨论的人，而我则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因为我本质是一个乡下人，连手机也是大学才有。现在来看，霍尊最后赢了莫西子诗，这是一个象征。

在多年后在深圳，在告别诸多同学的傍晚，列车飞快地奔逝，我才明白，中国过去经历的最主要的进程就是城市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最深刻的矛盾就是城乡关系的矛盾，但是城乡关系太抽象，具体到人，就是新进城人和老居民的矛盾。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