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难等“五分钟” | 新潮沉思录

在产业园/工业园/软件园一类的地方上过班的年轻人大抵是见过这样的情景的：一名名外卖员左手拎着米线麻辣烫，右肩扛着炒粉便当盒，伴随着他们在楼层一座座现代化办公写字楼里上下穿梭的，是很难分清到底是真人献声还是电子合成的那句“您有一张订单即将超时，请及时处理”。而在这一声声的“即将超时”的背后，是外卖小哥赌上性命的劫掠如火与其疾如风。

问题是，“和鲁迅没什么关系”的周树人先生说的好，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特别是在当代社畜标配“996”乃至“007”的情况下，吵闹乃至于隐含着的厌烦也不足以描述他们在等待外卖小哥送上“饲料”般的午饭与晚饭时的焦虑与愤怒。如果是这样的场景在日本轻小说作者笔下，大概又会是轻飘飘的一句“人和修玛吉亚是无法互相理解的”再转进到主角用很有精神的语气和表情的一句“我相信人和修玛吉亚一定能互相理解的”来完结。

嗯，最近一个这么来完结的作品已经被骂惨了。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上班族与外卖小哥不能互相理解呢？因为如果双方能够互相理解，那么在各大外卖平台公关部紧急购买的水军冲击官办媒体的投票之前，笔者就应该不会看到大量类似“这是平台的问题，为什么要我多给五分钟”这样的评论与转发。

美国工人Homer无法和我国的无产阶级相互理解是因为美国霸权可以把他这样的“费拉”养的又高又壮、无忧无虑，那么同样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我国无产阶级们陷入持久的内耗又从何而来呢？

今天笔者先不讲那些高大上的道理，就单纯的分享一下这几年当社畜的心得：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稍微上点档次的地级市往往都会有不止一处以“XX产业园”为名的，名为产业园、实为人肉电池堆的GDP增长动力源。在这些地方上班的社畜们只有很少一部分拥有本地户口，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

市中心的CBD条件虽好，但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成为里面的一员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急需承担起属于自己这个年龄的社会责任的大部分年轻人们，首选大多不是大厂（反正选了也进不去），而是提供了我国大部分就业岗位的中小型公司。这些中小型公司，排除运气特别好的那部分社畜，大部分整体运营情况长期属于不知所云的状态。

举例一个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在笔者之前上班的楼层里，曾有一个每天早上固定时间喊口号的公司，平日里路过这个公司往里面瞥上一瞥的时候也总会发现已经被沉思录各路作者与读者嘲讽了无数次的所谓“狼性宣言”被写在大红横幅上丢人现眼。我们觉得丢人现眼，但这些中小型公司的管理人员却不这么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挥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投资与因这些投资而来的权力是家常便饭。

要知道，在本轮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当中饱受诟病某知名巨头的“996”尚还有着与劳动时间相提并论的收益，这些喜欢画虎不成反类犬“狼性文化”的中小型公司的996就真的是“白嫖”了。这种白嫖不仅是薪酬方面的，在人权待遇方面也同样“白嫖”。“996”乃至“007”，被当代社畜最为诟病的原因并不只是在于键政上的意气之争，更多的是人肉电池们牺牲青春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愤慨。

各个公司的领导们可以觉得“996”是奋斗的体现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上下班是开车或打车的15-30分钟，而对于大多出身贫寒又渴望着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买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小镇做题家们来说，会在路上花费更长时间与更多精力的共享单车、公交车、地铁才是首选。

然而，即便在我国这种公共交通异常发达的国家（相比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因为早高峰等原因所造成的的误点，错过车次也是家常便饭。但是开车或者打车来上班的领导们不会这么想，他们只会在扣了你本就不多的工钱的前提下，要你早一点出门，而早一点出门就意味着要压缩社畜们本就不多的睡眠时间。

笔者算了一笔账，以“996”来算，为了节省租房成本，社畜们往往会选择距离自己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租房，这样来回通勤的时间就不会少于两个小时——“996”并不只是996，996实际上是“8106”，如果算上可能的社交活动与相关准备工作的损耗以及为了防止错过班车，可供休息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会进一步压缩。基本上，成熟的社畜面对上班、社会活动、休息这个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三角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牺牲休息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和上班；要么牺牲社会活动时间保障休息和上班。

但也就像笔者之前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灯红酒绿对小镇做题家们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消费主义与各地的精酿酒馆更是社畜们不惜牺牲睡眠时间也要喘一口气的存在。这就最终导致了，上班中途的午休间隙是社畜们唯一能够利用的上补充睡眠的时间了。

糟糕的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现在，大部分公司允许社畜的作息大概是七点起床十二点午休，午休时间却也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要知道，这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包含吃饭的时间的，在外卖替代过去集体食堂的现在，多等外卖员五分钟就意味着自己少了五分钟睡眠时间——你是不可能立刻睡着的。

看似只有五分钟，但再加上入睡所需要的时间，真正可供休息的可能只有二十分钟上下了，这对于大部分已经被社会磨平棱角的社畜们来说是不可饶恕的，更别说穿梭在楼层之间的外卖员一旦遇上产业园的订餐高峰，一旦迟到是绝不可能只迟到五分钟的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外卖员要同时接多个订单呢？笔者曾经在水群的过程中看过一个大意为“开机，开始混底薪”的表情包（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关机，一天底薪到手”的表情包），这说明在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现实条件下，社畜们的底薪制度依然是一种可见的消极反抗。

但外卖员则不同，因为其工作性质的缘故，外卖员是不太可能有底薪这一说法的——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保证了纯文盲已经非常少见、智能手机与导航系统的普及让这项工作的门槛几乎达到了只要是人就能做的地步。

既然是人就能做，毫无议价能力的外卖员也就不可能和外卖平台签订长期的、提供底薪与五险一金的合同，那么外卖员的收益模式就是纯计件式的，也就是送的越多挣的越多。近年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看到了接入外卖平台的小商户抱怨自己的利益被平台所侵占的新闻，这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年景，那么外卖小哥的利益又怎么能保证呢？

因此，外卖小哥尽可能的多接单，一趟来回送多家客户乃至在送餐过程中肆无忌惮的赌上性命与破坏交规几乎是他们的必然选项。这个心态有点类似于新冠疫情下的美国民众，他们或许是真的红脖子、liberal，但决定他们支持在疫情没有显著好转的情况下依然要复工复产的政策的是他们的储蓄率。

类比一下曾在笔者家乡造成过大量扰民事件与交通事故的深夜渣土车吧。这些驾驶着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恐怖的钢铁巨兽的司机，曾一度在我市深夜中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本地的居民与媒体也并不是没反映或者报道过，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依然屡禁不止呢？在后来调离或落马的官员应当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具体到司机自身，还不是因为他们的计价也依然是“货到付款”？

这几日，笔者朋友圈里运营一些官方新媒体号的小编也不是没有转发上海市消保委评价“多等五分钟”的新闻与央视新闻调查疑遭水军刷屏的新闻。但显然，舆论难敌拥有神秘力量的互联网平台们。实际上这几年来虽然社会各界对垄断性互联网平台们的质疑虽然越来越多，但互联网平台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垄断属性显然是在不受阻挡的加强的。

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怒斥三番五次要“苦一苦百姓”的内阁大佬赵贞吉，说他“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今年疫情下内外经济都受严重影响，外需不振，国家提出经济内循环，然而经济内循环的基本要求是百姓有闲有钱消费，如果一些人还在背道而驰，想让996们和外卖小哥们再苦一苦，那么要面临的可能就不是《海瑞罢官》，而是评价《海瑞罢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