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 万小刀

 

一、

 

 

1928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会师2个月，井冈山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然而，激荡的水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

 

那时，井冈山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所以湖南省委让杜修经带着2封信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

 

毛泽东觉得，年前来井冈山，就是因为湖南的敌军力量强大，现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作死是什么？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

 

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如毛泽东所料，真的出问题了。

 

29团打下郴州以后，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官兵都是刚刚从军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多稀罕东西？他们私下商量：“不如带着战利品回老家，算是发一笔横财。”

 

结果29团一哄而散，只剩下萧克指挥的一个连。

 

28团也不顺利。

 

2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为了拉回部队，团长王尔琢带着1营去追，天快亮的时候终于追上了。

 

然后呢，怎么办？

 

1营长林彪说：“武装剿灭吧。”王尔琢不同意，亲自走到阵前劝说袁崇全归队，并且保证既往不咎，结果牺牲在袁崇全的枪下。

 

进军湘南成为一场彻底的失败。

 

29团基本没了，28团牺牲了王尔琢，红四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害，井冈山已经很难继续呆下去了，4个月后，红四军不得已转移到赣南。

 

对于毛泽东来说，“八月失败”只是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1929年6月，为了准备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一起商量军队的领导办法。

 

毛泽东认为，党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

 

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

 

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毛泽东想不通：“我的话很对啊，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还不够吗？党指挥枪没毛病啊。”

 

想不通就不用再想了，毛泽东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这种没有主动权的事情，他不要做。

 

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是陈毅。

 

这时候陈毅就站出来和稀泥，说朱德同志的话有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话也不错，我们取长补短有话好好说。

 

毛泽东的倔脾气又犯了，甩出一顶“陈毅主义”的帽子，给陈毅同志戴上。

 

得，这下连中间派也得罪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此时的毛泽东就是一根筋，根本不讲究工作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这谁受得了啊。

 

大家都是出来闹革命，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们说的就不对？哪怕你说的真对，也不能字里行间藐视我们啊？没有毛泽东，地球还不转了？

 

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

 

结果他多年来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明明有一身能力，却偏偏不能放开手脚做事。

 

能力这东西，藏在身上是没用的，只有用能力把事情做成功，别人才会看到你的能力，进而认可你是个牛人。

 

而有能力和用能力的桥梁，则是做事方法。

 

这个道理，毛泽东可能懂，也可能不懂，反正他在红军时代经常和别人吵架，以至于中下层特别喜欢他，但总是不能团结高层，走了不少冤枉路。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

 

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

 

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留苏派很生气，毛泽东很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王震拎着鸡和酒来看他，感动的记了一辈子。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500余人，已经没有实力和蒋介石耗下去了，必须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事务，不仅毛泽东没有任何话语权，朱德也只有执行的份。

 

毛泽东郁闷透了，每天早上去会昌城外爬山，或许只有天高云阔的山顶，才能一抒胸中块垒。

 

他还写下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大家记住这首词，我们后来会说到，这是分析毛泽东变化的重要依据。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8.6万红军离开瑞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路。

 

除了事业，还有自我觉醒。

 

二、

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不是这里失败，就是那里失败，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其他干部对他指指点点：

 

“哎，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红军跟着他迟早完蛋。”

 

博古心虚的不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

 

留在指挥中心的只有三人团。

 

而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穿一条裤子，周恩来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所以大权依然在博古手里。

 

博古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

 

但任何统帅地位都是争取来的，能带领大家取得多大的胜利，地位就有多么稳固，除此之外都是虚的。

 

博古不懂这个道理，毛泽东明白，他决定和过去决裂，重新开始工作。

 

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而且越说越起劲。

 

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喷博古。

 

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三人成天喷博古，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最后三人形成共识——博古不行。

 

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毛泽东态度很强硬：“分散到军团可以，但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在一起。”

 

博古说不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在一起......那行，随你们吧。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

 

“毛泽东行。”

 

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3万人，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

 

毛泽东心里着急：“到底怎么做，才能挽救党和红军？”

 

和以前一样，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那样的话，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党内高层更通不过，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团结大多数。

 

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接下来，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团结其他同志，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

 

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

 

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

 

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但是度过危险之后，博古和李德反悔了，又要转头去找贺龙。

 

如果是以前，毛泽东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又放弃，大概率是闹辞职，然后怼别人什么都不懂。

 

但是现在的毛泽东没脾气了，心平气和的向中央建议，找地方再开个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找个地方再开会，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

 

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选定的地方叫遵义。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和李德么的办法，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革命多年，毛泽东第一次体会多数人支持的感觉。

 

当然，毛泽东能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面临绝境，反正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那么不妨试一下毛泽东的办法，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直到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才能发现毛泽东的转变多么彻底。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凡是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博古第一个发言，说了一堆车轱辘话之后，也承担了军事失败的责任，但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国军太狡猾。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已经有点针对博古了，坦诚说敌人很强大，但军事失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并且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说的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完全是针对博古的，直接否定博古的领导地位。

 

看看，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直指问题核心，但是这些还不够。

 

等他们都说完，毛泽东说话了。

 

他足足说了一个小时，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错误，说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败的原因，又延伸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日后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张嘴就来的胡说，而是用事实举例说明：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那场失败是不是他打的，你们之所以失败，原因是......

 

服了，彻底服了。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懂我。”

 

而且他作报告的时候，没有任何借军事失败清算留苏派的意思，而是完全集中在军事领域，再具体一点，批判的是李德。

 

因为李德是军事一把手嘛，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出自李德之手。

 

就连博古都没多批评。

 

这就相当于毛泽东替大家解围，留苏同志和国内同志都是好的，以前的革命方法也没错，出现重大失败完全是军事指挥导致的，只要改变军事指挥方式，我们没问题的。

 

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领导，心悦诚服吗？

 

所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掉，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了周恩来的军事助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改变了。

 

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但崛起之势已经不可阻挡，大家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真正团结了大多数。

 

然而.....他接手了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

 

但是他要用争取来的机会，施展自己真正的实力，表演了得意一辈子的四渡赤水。

 

 

三、

 

遵义会议定下的新方向是赤化四川。

 

红军想进入四川，必须要走贵州西北的土城和赤水城，于是红军迅速攻占土城，正准备向赤水城进军的时候，发现赤水城已经被川军郭勋祺部占了。

 

怎么办？

 

打呗。

 

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和郭勋祺在土城打了一仗，但是实力悬殊打不过，眼瞅着灭顶之灾又来了。

 

按照一般将领的做法，肯定是硬打硬冲，誓死和郭勋祺争夺土城和赤水城，然后实现进入四川的目的。

 

毛泽东偏不。

 

红军的家底不多，拼光就没了，还谈什么革命呢？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寻求歼敌和求生的机会，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

 

毛泽东盯着地图思考很久，发现北、东方向都有敌人，西边反而有活动空间，只要渡过赤水河到达四川、云南、贵州的边界，便可以生存。

 

于是，一渡赤水来了。

 

毛泽东和红军渡过赤水到达扎西，算是暂时逃出生天，可还没站稳脚跟，川军和滇军便从南北方向夹击红军。

 

毛泽东依然不愿意硬拼，便和大家商议：“敌人从南北方向来，我们就再东渡赤水，回到贵州北部。”

 

这不是走回头路么？

 

作战计划里从来没说过啊，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

 

没准备就对了，红军没有准备，国军更没有准备，只要行动迅速，反倒可以做灯下黑。

 

2月18日，红军开始二渡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之后，迅速集中兵力攻破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贵州王”王家烈闻风而逃，国军吴奇伟部溃散大半。

 

本来是一局死棋，毛泽东又走活了。

 

 

然而局面稍微好转，红军部分同志开始飘了，想趁机打大仗赤化贵州，林彪和聂荣臻就提议：“打鼓新场不错，可以打一打。”

 

林彪不止是嘴上说说，而且提交了具体作战计划，从兵力配置到地形地貌，甚至连敌人可能的行动都预计到了。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林彪的计划。

 

如此完美的计划，那么多可能得到的战果，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大家一致同意林彪的提议，攻击打鼓新场。

 

只有毛泽东不同意。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大家：“红军到达打鼓新场是2天后了，这么长时间援军已经到了，红军兵力少装备差，到时候又陷入绝境，别折腾了。”

 

众人不听，坚持要打。

 

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军事，他们判断军事行动完全是凭感觉，只有朱德和周恩来懂军事，但不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说，那就投票决定吧.......结果所有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

 

毛泽东怒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辞职不干了。

 

张闻天也怒了，不干就不干。

 

毛泽东：好，不干了。

 

哎，感觉像是几年前的重演，但现在毛泽东已经成熟了，只是没有完全适应新状态而已。

 

回到驻地以后，毛泽东左思右想，为了大局还是应该服个软，于是提着灯笼半夜找周恩来商议：“打鼓新场不能打啊。”

 

周恩来问：“说说你的看法。”毛泽东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周恩来服了，压下刚写好准备发出的命令，决定第二天早上开会说服大家。

 

这一次，毛泽东通过团结周恩来，进而团结了大多数同志。

 

犹如遵义会议的方法。

 

经过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发现军事指挥不能太民主，做什么决定都要举手表决，但很多人却不具备高超的军事能力，这不是外行指挥内行，瞎搞嘛。

 

他去找到张闻天：“应该恢复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行动，不能再举手表决了。”

 

张闻天是不懂军事的，让他指挥军队实在是为难，而且博古的教训就在眼前，干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吧。

 

于是，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说是三人团，实际说了算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

 

就在此时，红军再次遭遇战役失败，贵州北部是呆不下去了，只能再次转移。四面八方都是敌军，红军能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还能去哪里？

 

毛泽东说，三渡赤水河，进军古蔺。

 

红军到达古蔺地区的时候，蒋介石也指挥国军把红军包围起来，并且还想复制碉堡战术，要把红军困死在那里。

 

这种局面，就像瘦弱的学生被一群壮汉逼近墙角，没有地方退，向前冲又打不过，如果是你我估计就躺平了。

 

毛泽东发现，敌军是从南、东、西三面来的，那么北面是不是空一点？

 

于是毛泽东带着红军四渡赤水向北走，然后快速折返向南，过乌江后直扑贵阳，虚晃一枪继续沿边界向西南走，就此逃出生天。

 

直到红军过了乌江，蒋介石才知道红军不见了。

 

很多人把蒋介石叫做微操小王子，那是他们没研究过四渡赤水，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才是微操高手。

 

4、50万军队包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必死的局面，哪怕是运动行军，稍有不慎就会和敌军短兵相接。

 

但毛泽东硬生生带着红军走出包围圈，彻底逆风翻盘，从此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陕北。

 

不是说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就是一路坦途，而是红军摆脱最危险的处境，以后的路依然有艰难险阻，但不会再有灭顶之灾了。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那么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的立身之战。

 

四渡赤水以前，毛泽东不成熟，一直是边缘人物。

 

四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不仅成熟起来，还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才是尺寸处见大马金刀啊。

 

四、

故事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发现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团结大多数。

 

这个优点他保持了一辈子。

 

他不再怼人，也不会实名反对所有答案，而是一点一点劝说大家接受他的意见。

 

先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紧接着是周恩来和朱德，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用实力和态度说服所有人。

 

除了三渡赤水前的打鼓新场争论，那种动不动就吵架骂娘撂挑子的事情，再也没有了。

 

此后每次遇到事情，毛泽东都要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哪怕有人意见不统一，也会先争取部分同志，然后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和张国焘会师的时候，张国焘气势汹汹的兴师问罪，质问留苏派怎么把事业搞成这个样子，还准备召开大会彻底清算。

 

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瑟瑟发抖。

 

毛泽东就站出来说，失败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和留苏派的同志没关系，现在军事错误已经解决，其他就不要再说了。

 

留苏回来的同志听着暖心啊。

 

于是，张国焘的实力再强大，也没有把留苏派拉拢过去，毛泽东保证了中央高层不会分裂。

 

建国后准备抗美援朝，很多人不同意，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苦口婆心的说服大家，最后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意见，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事情有多大，毛泽东就和多少人商量。

 

涉及高层决策的事情，他就和所有高层商量，涉及全国的事情，他就和全国人民商量。

 

因为只有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想法，才能理解他要做什么，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真正做到底。

 

那种认为“别人都是沙雕只有自己最牛逼”的做法，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别人不愿意和你一起玩，任你惊才绝艳又如何？

 

想法和能力施展不出来，有什么用？

 

说到底，毛泽东把姿态降低了。

 

虽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高维度的牛逼人，但不会看不起别人，反而主动走到低维度的水平，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能接受的方式影响别人。

 

哪怕是写文章，他也是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把复杂的道理讲给你听。

 

水低成海，人低成王。

 

把自己捧得高高的装逼耍酷，很容易，但把自己放到泥土里，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不容易。

 

在熙攘人群里又能坚持内心的东西，守护追寻的那盏灯火，最难。

 

可毛泽东真的做到了。

 

 

 

五、

 

 

现在回到开头的《清平乐》。

 

如果只看这首词，你可能以为不是毛泽东写的，因为这首《清平乐》没有任何毛泽东的宏阔气势。

 

它和古代文人写的诗词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借物言志，抒发不得志的感慨，顺便畅想一下未来，安慰自己世界会变好的。

 

这首词是长征前3个月写的。

 

半年后，气势完全变了。

 

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之后，红军路过广西大山，毛泽东骑马行走在崇山峻岭间，心有所感填了一首《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看看，一股莽荒世界的气势扑面而来，高山、大河、酣战、兵戈、马蹄声......都有了。

 

再过3个月，红军二渡赤水血战攻破娄山关，毛泽东又填了一首《忆秦娥 ·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是不是有一种悲壮苍凉的建安风骨？

 

再来对比毛泽东的其他诗词。

 

他在长征前写过情诗：“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写过少年的雄心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还写过对现实的志得意满：“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读这些诗词，你能看到一腔热血的凡人，虽然才华高志气壮，却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谁年轻时不是如此呢？

 

但是长征之后，毛泽东写的诗词完全不可仰望。

 

1935年10月，红军马上要到达陕北，他登上岷山眺望西北的昆仑山，写下的是《念奴娇 · 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从此凉热。

 

看看前两句就要跪了。

 

更不用说4个月后写出来的《沁园春 · 雪》，自古以来的英雄好汉，无不以追随秦皇汉武为荣，最多持平就骄傲的不行。

 

毛泽东倒好，把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全部踩在脚下，顺便向他们投去王之蔑视：“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

 

 

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前期的诗词多是努力奋斗，犹如一个向命运怒吼的屠龙少年。

 

而长征之后的诗词多是山川日月、宇宙洪荒，犹如一个站在苍穹睥睨人间的领袖。

 

这也是毛泽东长征前后的第二个变化。

 

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早已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但不论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只能算是开阔眼界。

 

类似旅行一样，哪怕见过全世界的风景，又能如何？该不会挣钱还是不会挣钱，该不会做事还是不会做事，智商低的还是低。

 

真正的行万里路是战胜千百种拦路恶魔。

 

毛泽东40岁前的读书工作都是积累，正是长征路上的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斗智斗勇，才把毛泽东半生积累的潜力彻底勾出来。

 

说人话就是——厚积薄发。

 

他和各种恶魔作战两万五千里，并且每战都能取得胜利，那些恶魔的血肉会变成包裹躯体的铠甲，让胜利者越来越强，然后有资格挑战下一个强大的恶魔。

 

这就形成一种正循环。

 

战胜多么强大的恶魔，就会得到多么丰厚的奖励。

 

不论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的成长，毛泽东都是这个思路：

 

从小怪开始练手，逐渐打怪升级，进一步挑战更高阶的拦路恶魔，最终完成“会当凌绝顶”的终极跳跃。

 

而且成功的阅历能塑造人的心智。

 

当毛泽东完成各种挑战的时候，便会变得特别自信，并且无所畏惧。

 

毕竟长征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党和红军陷入绝境都被毛泽东救回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得住他？

 

见过鬼的人不怕黑，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人遇到困难会害怕，是因为根本没经历过事情，更没有战胜过困难，当你战胜困难再回头看时，感觉也不过如此。

 

我们想想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会发怵，但毛泽东和红军走过来了，再回首，也就那么回事。

 

人生经历越跌宕起伏的人，越是云淡风轻，因为很多困难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算事。

 

所以......长征才是毛泽东的炼狱之路。

 

没有长征就没有毛泽东。

 

哪怕是跟着走完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一辈子都是战天斗地的铁骨硬汉，什么困难来了都不带怕的。

 

困难不是财富，战胜困难才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