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保卫大武汉 | 新潮沉思录

今年是个不平静的年份，此刻疫情尚在反复，强敌又步步紧逼，而南方的防汛形势也依然严峻。今年的洪水让很多人想起了上个世纪的九八抗洪，其实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发生在1954年。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才刚刚散去，正处于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就遭遇了一次百年未遇的超级洪水，这就是1954年长江大水。面对空前考验，英雄的中国人民以汗水，热血，智慧在万里长江上铸就了一段不朽的史诗——

1954，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江汉平原的明珠，九省通衢， 1954年的武汉和新中国一样，正迎来新生。新中国建立五年来，武汉新修的水泥马路相当于过去六十年建设的总和，新建的下水道，相当于过去三十年建设总和的三倍以上，而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马上就要动工。

江汉平原的富庶繁荣是万里长江的馈赠，但长江也给这里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水患一直是整个江汉平原挥之不去的阴影。清末以来，国步多艰，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苦难之中，江汉平原也不例外。江防失修使得长江水化作失控的蛟龙肆虐整个江汉平原，全省江防重中之重的汉口平均三年要遭灾一次，而湖北省水患最重的潜江，在51年间居然溃堤决口203次，平均一年四次，居全省之冠。

最让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心有余悸的是30年代的两次长江洪水。1931年长江大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规模最大的一次。作为重灾区的武汉，三镇堤防全部溃口，溺死超过三万人，湖北全省则死亡超过14万人。到了1935年，长江黄河居然同时泛滥，全国八省受灾，湖北再次全军覆没，一省就淹死14万人。至于两次大灾，因救济不及，疾病饥荒流行，走死逃亡者则难以计算，可怕的血吸虫病在全省范围内流行，直到建国后才被逐步消灭。

建国后，整个湖北省都在新修水利，武汉又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经过五年的修复加固，逐步把堤防标准提升到了抵御1931年洪水的水平。然而1954年的长江大水比所有人想象的大得多，1954年6月27日，武汉关水位达到26.47米已经逼近31年武汉三镇溃堤时的26.94米，市郊农田被淹没，市区也开始大面积进水。武汉市政府于当天向全市发布动员令准备迎战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仅仅三天后，水位就超过27米，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在1954年，面对超级洪水可以采用的办法并不多，不外乎是水来土掩。在最短时间里，加固增高堤防是唯一的办法，为此，武汉动员了十一万人在十天时间里，确保全市130公里长的堤防均能达到能抵御历史上最高水位28.28米的标准。为面对最紧急的情况，当时汉口市最繁华的汉正街拆除街面石板，堵塞所有明沟暗渠地下室，修筑土堤作为第二道防线，硬是在十二天里修起了一道29米高的，3.3公里长的临时堤防。

但这年洪水上涨的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超乎人们的预料，在八月十八日洪水到达最高位的29.73米前，武汉沿线大堤又先后经历了三期工程，以每十天升高半米的速度，最终加高到30.5米，跑赢了这场生死竞赛。水涨坝高，在这段时间里，长江上的堤防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

为跑赢这场生死时速，武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武汉城郊的陈家山在洪水过后被挖成了陈家坪，两个月掘出了三百多万方土，可以修筑一道一米高一米宽从汉口到内蒙古国界线的长墙。而在那个新中国工业建设才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些土石是靠全市人民用手中的铁锹一锹锹挖出来的。在最紧张的时刻，连湖北省革命残废军人补习学校的残疾军人都加入到采土的行列中。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去了双腿的一等功臣丛志清一个晚上连续挖土七个小时，最后双手打满血泡，实在握不住镐头，还编出快板给大家鼓劲。为了满足土石方的需要，整个武汉都化作大工地，解放公园变成了挖土场，家家户户把把各种垫桌脚，压箱底，甚至是准备立墓碑的石料都翻找出来，全市组织了一支近一万人的采石队伍，在一个月里炸山采石二十万立方，支撑起大坝的骨架。

如果说土石是大坝的骨肉，后方的生产和运输线就是大坝流动的血脉。为了保障前方的需要，武汉的所有企业加班加点的生产。武汉国棉厂，背靠龟山，面朝汉江，六月底被洪水包围。工人们一面参与防洪抢险保卫厂区，一面加班加点的生产。国棉一厂的女工一天要参加两次义务劳动，在完成每日生产任务的同时还增产396磅棉纱。在这场和洪水的战斗中，人们俨然是置身于1941年的列宁格勒，半堵墙里是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半堵墙外是枪林弹雨的战场，刚刚开下流水线的坦克直接投入到保卫城市的战斗中去。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前方生产，从七月开始，武汉进行了紧急限电，但变得黑暗的城市并不因此而黯淡，反而因笼罩了战斗的气氛而更加辉煌。顶着七月的大暴雨，线路工人在十四小时里抢修线路，完成了平时五天的工作量。而维持这一切运作的是交通战线，汽车，火车，轮船在抗洪斗争中汇聚成一条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七月以后，汉黄公路被大水淹没，水深一米，夜间失去照明，湖北交通局的汽车司机就趟着深水，发挥优异的技术和超人的胆识，凭记忆和电线杆做路标，冒着随时可能熄火和涨水的危险，日夜向前线抢运器材和人员。

最后，人们在洪水里修起了一道五里多长的临时便桥确保汽车通行，更在一个多月里把铁路路基抬高了五次，形成了车在水里进，鸣笛让木船让道的奇观。此情此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著名的拉多加湖水上运输线。

然而，无论是怎样固若金汤的防线，没有战士来守卫都是形同虚设。1931年和1935年两次大水堤防都是在无人巡防的情况下溃堤的。1931年溃堤的时候，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和武口市长刘文岛正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里打麻将，接到险情急报时，一伙人赌性正浓，居然对急报置之不理。相比之下，当时的警备司令夏斗寅还算尽责，在大雨里率领全体随员燃烛焚香向江心磕头，请求龙王爷退水。

类似的情形在1935年席卷湖北全省的大洪水中也如出一辙。当荆江大堤危在旦夕的时候，堤工局长徐国瑞笃信佛法，让数百僧人沿江诵经，本人亲自投放祭品，各大丛林寺院日夜祷告，却听凭大堤上每十里才一个人巡防，导致堤坝因无人看顾，最终堤身漏水而溃堤。

这一次，为了保卫堤防，武汉130公里的大堤上动员了20万军民，日夜巡防，以人在堤在的精神和洪水战斗了一百个日日夜夜。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张平化在抗洪期间妻子临产，他甚至没有时间去看一眼。一直到抗洪胜利，张平化才第一次回家里看到新生的孩子，为他取名自全，意在纪念战胜洪水，保住了全市安全。在抗击洪水的日日夜夜里，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无不是以阵地为家，很多干部回忆自己在高度紧张的两个月时间里，没有回过家，没有睡过床，每天稍有动静就马上惊醒，时刻准备投入战斗。

解放军4020部队承担着麻阳街到丹水池一线九公里的巡防任务。7月11日，一营四连长王万仓在巡逻时发现四连战士身上的雨衣都不见了踪影，战士们在暴雨中艰难地寻找每一处可能的漏洞。原来是用来加固的麻袋因为长期浸水已经泡涨，战士们全都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了下来为堤坝穿上了雨衣。

7月29日，是1931年汉口溃堤的日子。命运往往就是这样神奇，这一天也是1954年武汉堤防全线告急的日子。当晚，七级大风摧垮了防浪装备，麻阳街一带30多米长的子堤被掏空，紧急抛进的麻袋，石块陆续被冲走。生死关头，连长王万仓第一个带头跳进洪水，以他为中心，解放军战士，党员，团员，突击队员在长江巨浪面前形成了一道人墙。他们肩并肩，用身体为抢修队伍堆砌麻袋，石料争取了宝贵时间，经过六小时终于堵住了溃口。

同样是在7月29日，坚守在小张公堤的是自北垸乡的青年农民卢幼芝。抗洪斗争开始后，她作为青年团员顾不上自己九个月大的孩子，日夜巡护在堤岸上。当险情出现的危急时刻，她第一个带头跳入水中，带领所在的妇女班用身体堵住了溃口。

在这一天，一道道人堤挡住了洪峰，坚不可摧的意志成就了人定胜天的胜利。

8月3日，洪峰水位突破29米，汛前旧有的堤防已经全线被漫过，只能依靠刚刚抢修起来的子堤抵抗洪峰，武汉江防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天，在麻阳街口，面对汹涌的长江和即将越过大坝的洪峰，曾经在塔山阻击战中荣立特等功的王万仓连长带领全连官兵庄严宣誓，保证人在堤在，人与堤共存亡。和王连长一样，二十多万护堤队伍在这一天共同宣誓，人在堤在，人与大堤共存亡！

在武汉三镇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力量，为保卫大武汉提供了坚实后盾。武汉前线缺麻袋，当时中央库存的五百万只麻袋全部调给武汉；武汉前线抽水缺电，中央把全国唯一一台列车发电站从山西太原开到武汉前线；武汉前线缺防浪器材，上海给武汉铸造固定防浪排的巨型船锚，辽宁给武汉送去芦席，江西给武汉送去木料，湖南和广州的手工师傅们日夜不停给湖北编制缆绳，山西给武汉送去最好的煤炭；武汉前线缺少粮食副食品，从四川，湖南运来了的大米，上海，广东运来了蔬菜，八月份全国运来的蔬菜粮食足够整个城市消费一个半月。

为了保卫武汉，解放军用运输机送来了潜水员，黄委会送来了最有经验的扫坝工人，华北电业管修局的抢修队随发电列车一起冲破洪水开进武汉，全国各地支援武汉两万三千多技术人才和最有经验的抢险队员，支撑起武汉防汛的钢铁战线。

特别是湖北省，在武汉防汛的决战时刻，湖北省是做出了最大贡献和最大牺牲的。这时的湖北全省都面临着洪水的严重威胁。而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湖北省不仅仅挤出有限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汉，在长江大堤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根据中央的命令，忍痛分洪，以巨大的牺牲，保全了长江大堤。

从七月底开始，长江堤防在高涨的洪水面前已经险情频传，部分脆弱地段失守，湖北省不得不多次分洪。当时的长江水利建设虽然才刚刚起步，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1952年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从七月底开始三次开闸分洪，累积泄洪蓄水超过150亿立方，使荆江水位下降了近一米。但面对1954年的大水，这确实还很不够。

在关键时刻，各分洪区不得不掘开坚守多日的堤防，让洪水淹没自己的家园，湖北省一个月先后进行了十多次分洪，前后转移近百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鲁湖分洪，一次就紧急转移三十多万人，在武汉最吃紧的时刻，鄂州市从8月5号到12号，在五天里三次扒口分洪。正是靠着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武汉8月18日遭遇的最高水位原本预计会超过8天，结果只持续了11个小时。应该说没有这些牺牲，不仅仅是武汉，整个江汉平原七千多万人，都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在8月18日的最高洪峰退却后，武汉人民又和洪水战斗一个多月。一直到同年10月3日，水位回落到26.25米，武汉防汛指挥部向全市宣布，武汉防汛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在整整一百天的汛期里，武汉累积动员了三十多万干部群众，一千三百多支服务队，有110位烈士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终于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向武汉人民发来了贺电，“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段贺电后来被铭刻在武汉防洪纪念碑上，永远纪念1954年的艰苦战斗和伟大胜利。

1954年的武汉保卫战已经过去了66年，而就在今年，我们同样在武汉，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又打赢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如今，我们还面临着国内国外的许多困难，更艰苦的战斗还等待着我们。但就和66年前一样，只要团结一致，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敌人，是英雄的中国人民战胜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