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最近疑似进口三文鱼的冷链污染引发了国内疫情反复,虽然受到污染的三文鱼被下架,但这对三文鱼来说可能只是暂时的挫折。即使在风口浪尖上,为三文鱼说话的人还是很多。一直以来,以挪威三文鱼为代表的一些食材被国内不少人追捧为高端食材,尤其推崇刺身生吃的方式,然而近日,欧洲媒体曝光挪威三文鱼养殖场水质污浊,三文鱼生病和死亡率很高。虽然国内网络上不少人认为这个报道有抹黑之嫌,理由是这是大型养殖业常见情况,或者三文鱼感染的病菌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等。然而,挪威本地出售的普通三文鱼会标注不可生食这点也因为这次的报道而被大众知晓。显然,不管如何,挪威养殖三文鱼的这些情况离国内长期吹捧的高端可生食食材的形象有一定的距离。
而在无人关心的新闻角落里,曾经火热一时的竹鼠正在被集中无害化处理。以竹鼠为代表,在空前严厉的白名单政策之下,中国的特种养殖业,一个几百亿规模的产业正遭到毁灭性打击。
所谓的同物不同命,和进口三文鱼相比,农民和他们养殖的竹鼠只能默默的接受安排。从经济损失来说,三文鱼贸易可能受到的损失未必就大于竹鼠,实际上国内的虹鳟养殖业甚至可能受益。持证饲养,一度为官方所大力提倡,涉及本国几百万农民生计的特种养殖业,莫名其妙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一种已经涉及疫情传播链条的进口食材却得到了慎之又慎的待遇,这是可笑和可悲的。
和三文鱼的慎之又慎相比,竹鼠,还有更早之前被开除出六畜的狗,它们的遭遇是轻率而不合理的。比起三文鱼,竹鼠或者狗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经济损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话语权的权重上,三文鱼又比后者强得多。
这种差异隐含着一种当代中国的分化。来自西方的三文鱼,代表了一部分少而有力的都市群体和他们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些群体不仅代表了现代化,也更有行动力,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更自信。而竹鼠也好,狗肉也罢,无论受众的面多大,则始终被赋予了一种需要被教化的地位。前者更有组织性和话语权,并致力于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一种指导性色彩,最终迫使其他人向他们靠拢。这种话语权上的不平等,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的不平衡而发生的。
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固然进步的必要,陋习应当革除,但现代化本身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只有一种模式。这种情形在狗肉之争上表现就很明显。一面是当代城市治理中对宠物治理的缺位,各种流浪动物四处可见,另一面是狗肉作为一种来源混乱,隐患重重。
这其实就体现了当代突出的问题。一面是社会发展的程度远不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另一面少部分更有话语权的人群为自己的利益争取的同时,却矛头对向了其他人群。实际上吃狗肉的人群并不少,保留的意愿也可谓强烈,甚至肉狗养殖业逐步发展了起来。按理说,狗肉之争的解决应该致力于区分伴侣犬和食用犬,集中打击非法来源,发展合法饲养。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种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彼此宽容和妥协。但最终结果却是政策始终在步步收紧,直到最后一禁了之。在这个过程中,反对者的声音并不小,可意义并不大,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不断抗议但注定失败的状态。
当代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一种利益再分配与再平衡的阶段,中央,地方,官僚,资本,民众,每一方,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参与在其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一般民众通过舆论得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舆论的力量也在变强。但这种表达始终受困于两个问题,官僚对民意的淡漠和资本对舆论的掌控。而在这个博弈背后,更致命的是民意自身的分裂,其造成了舆论的失真和分散无力。以民意自居的一部分人所代表的主张实际上不能代表民众的整体利益,甚至在其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为其他阶层所利用,最终损害民众的整体利益。这是国家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断分化造成的,并且已经形成很深刻的裂痕。
这种失衡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不仅仅是吃什么,或者过什么样生活方式的问题。它势必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拥有更强势话语权的阶层藉由对生活方式的主导,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内部分裂。真正致命的是更落后地区,更弱势的群体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后始终处于被牺牲位置上,使得社会的福利很难落到他们的身上,而却不公平的承受了更多的重压,由此形成了一种十分恶劣的马太效应。
以如今的打击野生动物食用为例,这就很明显。现在来看,最初所流传吃野味引发疫情的传闻是可疑乃至别有用心的。但为防患未然而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也有其必要。然而,打击非法食用野生动物,显然其重点应该集中在非法捕捉和长期为售卖提供庇护的各路豪强乡贤身上,结果最重的板子却打在农民所经营,手续齐备的特种养殖业身上,就是明显的避重就轻和本末倒置。
这种明摆着割肉却不顾后果的大张旗鼓,除了在基层治理上对难题的回避,也是基于弱势人群的广泛失语境地,从而导致自身成为软柿子。而借疫情搞出趁火打劫般的白名单制度,火鸡可以是传统家畜,肉狗和竹鼠却一禁了之,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的懒政乃至自以为是的恶政,反应了舆论失衡与缺位下行政的脱轨。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近些年来涉及普通人切身利益的各种举措越来越多,讨论也异常激烈。这不仅仅是因为进步,也是因为发展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增长不可避免的要放缓,而彼此的利益冲突也就激烈起来。这种情形也不只是在我国,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在这种情形,发达地方对不发达地区,少部分人群对大部分人群的的话语权优势,不但起不到带动发展的作用,其自行其是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就像竹鼠或者狗肉,最终很难真正做到一禁了之。普罗大众也许很难和都市精英争夺话语权,但他们自有其野草般的韧性。最终只能是使正规合法的途径被消灭,而地方上却保持了禁而不绝的局面,实际上原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起来。而这种各行其是,最终落到教育,文化等公共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就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双方矛盾的加深。其最终的结果是离心离德,整个社会被分成几个互不认同的世界。这种情形在当代的西方已经广泛出现了,而在我国如今也初见端倪。
通过这次疫情,我想很多人发现了,过去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下层的底线还要远远低于我们。这种底线的差异,就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彼此隔绝。而这种隔绝最终反馈在国家治理上,则成了一种关键时刻的不负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应该致力于防微杜渐。
显然,在我们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是容不下西方那种有意识的人为隔阂。这种社会隔阂的本质是一种内耗式的制衡把戏,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社会进步和公平是需要斗争的,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但长期以来,我们处于发展的良好局面下,这种情形导致国内无论是官僚还是资本,都始终缺乏一种俯身下看的动力。过去这种社会矛盾是靠高速发展来弥合的,而如今发展要面临全球困境下的新常态。这种时候更需要一般民众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来发声,而不是把有限的力量分散到不必要的内耗中去。
实事求是的说,当代中国的一般人正在遭遇内外两重的压力。一面是外部世界的广泛恶意,一面是内部发展的巨大压力,整个社会的竞争异常激烈。这既带来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也隐含着内卷的危机。尤其是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在我们身边已经表现的比一些老牌西方国家还要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向更弱者榨取利益,搞内卷化是是没有出路的。
当代中国面临的困难就注定需要全民一致为共同事业去奋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代中国不同阶层之间更应该最大限度地去寻求共识,这包括根本性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包容平等,大多数人能分享发展成果而不是沦为提款机和支撑柱的国家。我们一直说国际上不应该搞零和游戏,国内当然更不应该。要解决外部问题,先要解决内部问题,中国人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起来,共同进步,才能实现破局。
实际上在迈向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还缺少这样一种创造自己现代化生活的自信。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氛围乃至社会文化仍然受到西方的很大影响,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复刻西方的发展道路。所谓向国际接轨的不吃狗肉就是这样一个打着大义之名的笑话。
事到如今,一味向西方靠拢已经不能再代表现代化的方向。尤其是在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而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国家的当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作为一个注定要世界发展做出贡献的大国,中国人实际上有使命创造出一种自己的现代化生活。就像饮食,中国人的食谱一直都是前进与容纳的过程。就像我们接纳了辣椒,接纳了面包,又把它们最终变成我们的口味。人们的饮食里既有三文鱼的位置,也应该有狗肉的位置,互不干涉,又相互尊重。
中国式的现代化生活就应该和中国的饮食一样,它在总体上必然是进步的,但也始终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发展状况,在最大程度兼容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这种和而不同,这不仅是生活,也不仅仅在国内,也是中国所应该致力的未来世界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