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是怎么捅出天大窟窿的？ | 新潮沉思录

而这件事，云南总督吴达善向上报告却是缅甸境内闹强盗，强盗来抢劫了。这个口径就没变过，一直到五年后，双方几万人打的天昏地暗，云南的地方官还咬定缅甸那边打来的是因为内乱饥荒，越境的大队强盗。中央甚至不知道缅甸已经变了天了，还以为还在内乱呢。

总之吴达善任内，只有一个主张，天下太平，谁如果告诉我不太平，我就让他不存在。雍籍牙王朝的老对手宫里雁带领残部逃进云南，不久就被诱杀，余部又逃回缅甸。布政司姚永泰请求要留他一命，将来在缅甸必有大用，吴达善却坚决主张这人在缅甸就是个乱党，不能留。石厂矿场的首领周德惠打败了入侵的缅甸小股部队，抓了几个俘虏献上，却被以贪功冒赏的罪名斩首示众。吴达善是满人，瓜尔佳氏，在西北前线做后勤起家，史书上说他做云南总督，“惟戒言兵，不与战而已”。

下一任总督是刘藻，他是文化教育起家的干部，史书上直接说他就是个老儒。乾隆二十九年，缅甸派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专门来商量这些土司的归属。他干脆不让他们入境，直接把土司把人赶回去了，反正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问题是不会自己消灭的。到了乾隆三十年十月，缅人干脆集中上万人一举攻入中方管辖的车里土司境内，这下刘藻再也不能装作不知道了。两军数万人打成一团，从没带过兵的刘藻惊慌失措，朝令夕改，这种情况下，乾隆只能撤换刘藻，把他赶到湖北做省长。

没想到，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三，刘藻居然自杀了。乾隆并没有因为刘藻自杀就觉得事情有多糟，因为实际上刘藻刚死，清军就反击得手，缅军全线溃退。乾隆只是调任了他认为很有军事经验的甘陕总督杨应琚来当云南总督救火。

一到前线，杨应琚就报告说，这次大乱是因为这几年缅甸内乱，没法种地，农民只能到当土匪去四处打劫。既然杨应琚都这么报告了，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大事，没必要中央和其他地方太紧张嘛。可防可治的几个土匪，难道云南一个大省还能处理不好吗？

不久，清军大有进展，兵不血刃就拿下了缅北，就连暹罗都送来大象输诚。清军只用两百人就拿下了重镇八莫，甚至杨应琚已经计划好把缅北划入版图，连什么时候剃发易服，什么时候收税都想好了。

这确实是天上掉馅饼，但杨应琚不知道，也懒得去知道，这馅饼是怎么来的。这时，缅军主力已经围攻暹罗大城王朝的首都一年有余，双方决战在即。恰恰是前线吃紧，缅甸才加紧了对土司的收刮。某种程度上说，吴达善的绥靖政策给了缅人一种错觉，大清是不管这些土司的，于是把有限的国内守军都拿来抢一把大的，万没想到清军也来了把大的。

但杨应琚没兴趣知道这些，他觉得大局已定，一门心思只想九月去永昌受降，甚至连前线的增援都停止了，几个月只调动了三千三百人，哪怕理论上云南有绿营兵近五万人。结果，到了九月，当杨应琚兴高采烈的前往永昌时，缅军已经缓过气来，开始了全面反击。毫无防备的各路清军顿时溃不成军，纷纷逃回国内。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云南官员甚至打算弃守整个滇西。

到了十二月，缅军突然提出和谈，这简直是云南官员的救星。其实，那是因为暹罗马上就要发动大反击，缅军兵力紧张。杨应琚等人立刻报告中央，缅人走投无路乞求投降，可问题是前脚他们还说要开疆拓土几千里，现在说要恢复原状，这如何能让乾隆满意。直接被乾隆斥责为儿戏，这下杨应琚等人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了。乾隆三十二年一月，暹罗军反击失败，四月，缅甸灭大城王朝，主力终于得到了解放，云南清军再也支撑不住了。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乾隆才发现了杨应琚的奏章里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了我们开头的一幕。乾隆紧急撤换了杨应琚，换成自己的爱将明瑞，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不久，让清军精锐损失殆尽，历时数年，最后劳而无功，双方都损失惨重的清缅之战爆发，这也是整个清代云南社会由盛转衰的标志。

云南官场把大清的天捅下来了，但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四任总督里，运气最好的是吴达善，他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刘藻本来可以脱身，奈何自己心思窄了。杨应琚的结局是乾隆皇帝震怒，下令自尽，还斩首了一批他手下的提督总兵。最后一个是乾隆的内侄明瑞，他不愧是极为能干的主官，要是一开始就用他早就没什么问题了，奈何这样的能人本就不会放在这里，而等到他救场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了，反而自己最后也搭进去了。还有《延禧攻略》中的傅恒，时任首席军机大臣，也因此病死。

毫无疑问，最开始责任在吴达善，如果他早早能把情况搞清楚，而不是一味做缩头乌龟，那么事情绝不会发展成这样。缅甸人不会误会，甚至中央要是及早知道边境的实际情况，也会做进一步的安排。其次是刘藻，他也想学吴达善那套，试图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奈何前任埋下的雷已经要爆了。

其实在刘藻手上，事情并没有那严重，但是他既没有水平去解决，更没有及时去报告，只是让事态错过了最佳的解决时机。最大的责任当然在杨应琚，他不但不去了解实际情况，在胜利面前完全冲昏了头脑，欺上瞒下，甚至到了事情马上决裂的关头，还拼命隐瞒情况，试图欺骗中央，导致一个空前的战略机遇硬是变成了不可收拾的大败局。

官僚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这使得他们天然的不希望改变，就像草履虫一样，刺激一下才动一下。那怕风险已经在身边呼啸，他们也愿意装作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就像吴达善，他不愿意惹事，未必不是猜度上意，朝廷军事的重心在西北，西南做好经济不就好了，何必做多余的事情。至于谁给我惹麻烦，我就解决他，只要我看不到，不就天下太平了。实际上他就顺利脱身了，最后位极人臣。

刘藻也想效法前任，不外乎是运气不好，心志不坚而已，如果脸皮够厚，这个老儒生未必不能脱身。杨应琚又是另一个类型，他本来为了解决问题而来，却利令智昏，不去了解实际情况，一味蛮干，比起他的前任，他可以说积极的多，但闯地祸也大的多。如果可能的话，杨应琚一样会是吴达善式的官僚，他们本来就是老搭档，很多时候，不作为和乱作为就是一线之间，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趋利避害和利令智昏本质是一样的。

这件事乾隆当然有责任，最大的责任就是任用杨应琚，他很有军事经验，其实主要是后勤经验，从没带兵打过大仗。但考虑到乾隆从头到尾都没能得到正确的信息，几个土匪，难道杨应琚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还不够吗？就好像有的地方报告一切都没有问题，人力物力充足，绝不耽误全国大局，得到知道实情早就晚了。

那么，为什么中央得不到实情呢？因为整个朝廷充斥着吴达善那样的官员，大家都闭起眼睛，装作什么没发生，不就好了。明瑞一样能干的官员当然也是有的，可惜只能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是，问题不解决是不会自己消失的，不外乎是听天由命的官员们把定时炸弹捂得紧紧的，不断往里填料，击鼓传花。天大的窟窿终究要被捅出来，能干的官员也只能不停地去堵窟窿，等到吴达善们越来越多，明瑞们越来越少，窟窿终于堵不住了，大清也就亡了。然而大清虽然亡了，这样的官员却徒子徒孙无穷匮也，直到今天，还前仆后继地捅着新的大窟窿，让无数人去填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