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社会学：治病毒，治谣言，更要治人心 | 赵皓阳

今年这个春节太特殊了，微博和朋友圈里一边是关于春晚的热情讨论和各种尬编的段子；一边是武汉医院物资告急、医务人员压力过大痛哭；一边是解放军医生驰援武汉、新“小汤山”工地彻夜赶工、一线医生吃方便面蛋黄派做年夜饭。手机里一会各种APP推送“红包雨来临”，一会新闻推送又新增了几例确诊，又有哪个省启动一级响应。再过十几年、几十年回望，这个除夕一定会载入史册，而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惟愿国泰民安。

抗击疫情，伟大的医务工作者们冲在了战争的第一线，我们作为普通人虽然被白衣天使保护着，但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无所事事了，有很多我们可以参与可以了解的内容，从而为冲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构筑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让“前线杀敌”的医生和护士们没有后顾之忧。

上图来自安东尼·吉登斯的经典社会学教科书《社会学》，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政策、老龄化、自杀问题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内容。最近一系列文章我打算从这个角度探讨大家当前最关心的、有关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相关问题，今天就先从“造谣与辟谣”谈起。冲在最前线的医生和科研人员们，可以算是在用“理科”的工具来解决问题；而我希望能从“文科”的角度，试图提供一些有价值有参考性的信息。

相信大家如果稍微关注一下比较下沉的微信群或是家里长辈的朋友圈，就一定会对各种五花八门的谣言感到头大。信息比较透明的微博相对还好，但中老年人有着自己固定的社群，而且习惯于从社群中获取消息，并对社交网络的相关套路完全不熟悉。这一次关于疫情的信息如爆炸般产生，辟谣的速度很难跟上谣言产生的速度。就比如下图这个飞机消毒的，我看这个谣言从云南省到黑龙江都有流传，可以说是让人感到颇为无力。

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谣言问题的先驱是美国心理学泰斗奥尔波特，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著作《谣言心理学》，书中举的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二战时期种种关于战事的谣言，另一个非常巧，就是关于传染病的谣言。

奥尔波特指出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基础上，他提出了谣言传播的基本公式R=i×a，公式中的R=谣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t），a=模糊性（ambiguity），重要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如果两者之中有一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

后来的学者在奥尔波特模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了补充与完善，1953年克罗斯在其公式中加入了一个阻碍谣言传播的主观因素，即：R=i×a×l／c，这里的c（criticalability）表示的是“人的判断能力”。前几年，中国学者匡文波参考了朋友圈中谣言传播机制，又增加了一个变量——强关系。比如说我们父母长辈赖以信任的生活圈子与社群，就是要比你这个每天睡懒觉玩手机的亲儿子/女儿，要强得多。

奥尔波特提出了谣言传播过程的三种基本机制：削平（Leveling）、磨尖（Sharpening）和同化（Assimilation）。这个不是很重要，具体例子就不用举了，我们看下面的知识点：谣言一般发生在和人们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上，一般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在缺乏可靠的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与传播谣言；

第二，在传播不安与忧虑的情况下，会促使流言的产生和传播；

第三，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地震、灾荒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怖感和紧张感，谣言更容易传播。

可以说当前的状况完美符合上面三个条件，我们身边的谣言也跟随着老百姓认知的事件严重程度在不断地进化：最早我记得朋友圈里流传着什么吸烟的人不容易感染；后来还说什么酒精能杀死这个病毒，没错倒是没错，但是大家理解错了。我初中同学群里就一哥们把这个消息分享进去了，说咱年后聚餐喝酒，就不用怕了，聚起来聚起来。我直接回一句尼玛你喝酒是喝进肺里吗，有屁用啊？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疫情的态度变化逐渐从忽视变成了恐惧，于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迎合这种心理的谣言应运而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看见微信群里转发的聊天记录和捕风捉影的截图就烦，这个消息无非也是千篇一律：我姑/叔/姨/表姐/堂弟/街坊/同学，就在XXXX，他们说已经XXXX。这类转发的消息我一天能看到几十个，我还特意去核实了一下，基本没有与公开新闻相印证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我们再看上文中谣言的三大土壤，第二第三都是客观环境，无法克服的，不过第一点“在缺乏可靠的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与传播谣言”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人民日报》就专版刊登了长文，总结了抗击非典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日后疫情防治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其中第一点是“重视公共教育和信息沟通”。文章特别强调，民众的恐慌程度是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成反比的。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前期民间谣言满天飞，全国人心惶惶，境外势力兴风作浪；等到4月20日中央开始每天颁布非典公告等一系列信息披露措施后，民众的恐慌情绪才渐渐稳定，最终变成了众志成城战胜疾病的斗志。

这个可以说的很到位了，在重大疫情期间，漫天谣言无法避免，这是人的本性所致；社会中的谣言就像人体中的病菌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抵抗它。而政府的公信力毫无疑问就是最强的“抵抗力”。

不得不说，这一次湖北与武汉政府的种种操作就错失了先机：前期没有足够重视，还在宣传中多次强调“未发现人传人现象”，钟南山院士亲自前往武汉之后一些负面信息才逐渐披露出来，这时候武汉政府还在搞“万家宴”，过了几天又搞了“春节大联欢”。政府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最广大的人民，前期武汉人民没有足够重视，依然在正常的前往外地串亲、返乡、旅游（后期恶意出逃除外），就与当地政府都没有警惕起来有着很大的关系。

现在湖北政府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写道“一旦帝王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可以引申理解为一旦官方丧失了公信力，那么辟谣就是无效的。我们看现在网络的舆论，很多时候就切合了这一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雷霆手段接受防灾防疫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新年前后短短三天时间，全国30个省份先后启动一级响应，国家宣传机器和基层政府开始运转了起来，这其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稳定民心，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政府的执行力——这个重要性比一对一的辟一万个谣言都重要，这才是治本。

来自河南网友的“我姥爷不要我了”的视频在微博持续数天热搜，之所以能传播如此广、热度如此高，在搞笑的背后更有恢复信心的含义于其中：连爷爷奶奶们都知道戴口罩、不走亲戚，说明相关信息已经传递到他们的耳中了，说明他们了解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付诸于实践了，而这背后肯定有一整套基层政府的相关举措，虽然绝大多数人不会直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来自于最直观的情绪安定感就是意义。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提出的六点对策，在当前来看也很有意义：

第一，重视公共教育和信息沟通。信息沟通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公共教育是指公共卫生常识教育，这个可能是从非典期间群众恐慌屯板蓝根有感而发。这个也很重要，此次新型病毒爆发时，很多中老年人没有足够的重视，依然不戴口罩、前往人口密集区域、组织家庭聚会，就是缺乏公共卫生常识教育的后果。

第二，健全全社会的危机反馈处理机制，包括危机的预警、应对和善后。这一点也是对政府的要求。我们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河南省政府，此次反应非常及时迅速，从上到下都重视了起来，老百姓也自然被政府态度所带动，发自内心重视起了这次疫情。

中央：我们是？

河南：马上控制疫情！

在重大疫情的处理中，不怕过激、不怕矫枉过正，怎么小心都没有错，但最怕的就是不作为，最怕的就是信息不透明。

第三，加强人才储备，培养相关技能人员。这其中不仅仅包括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社区服务人员、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人员都包含在内。

前者是我们不用担心的，武汉疫情爆发，解放军军区、四川省、浙江省等先后调集千余名医生驰援武汉，这就是我国人才储备基础。但是我们在基层，还是缺乏有经验有策略的人才储备，这可能是未来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

第四，稳定民众情绪，进行心理干预。同样的，这一点也需要专业的人才储备，行政管理层面的、社会学层面的、心理学层面的专业人才都包括在内。更关键的一点也是我们第一条所说：政府公信力的构建。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这一点里特别提到了，非典疫情爆发初期，许多民众担心看不起病、也确实没有钱看病，所以选择不去医院治疗。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对于防治突发疫情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非典爆发时，工地基本停工，农民工被迫返乡，引发了疫情进一步不可控。农民工没有了工作，丧失了收入，自然无法承担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返回家乡成为了他们唯一一个选择。作者就指出，如果政府能够为这些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做好安置工作，何以缓解很大一部分疫情压力。

第六，完善社会救助网络。这个也是两个步骤，一是人才储备，二是政府机构与社会机构的完善。

今天的文章就先探讨到这里，最后向春节期间奋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致敬，向防疫第一线的湖北人民致敬，向所有为战胜疫情而努力的工作人员们致敬。让我们再重温那一首《七律·送瘟神》，祝所有读者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