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生命逝去，静悄悄轻若鸿毛 | 赵皓阳

（一）

演员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不幸离世。浙江卫视在凌晨一点设置高强度体力项目，并且现场保护措施不到位、应急救援措施不及时，都成为了酿成悲剧的直接原因。

在大家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无限惋惜之余，众多明星发声，要求一个合理的工作强度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检察日报》也发表文章《要安全，不要带血的收视率》。

 客观来讲，高以翔称得上是一个优质偶像，不炒作不卖流量，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在走。高以翔的逝去令人无比痛惜，但今天文章的主角并不是他，因为社交网络上对于这件事情的悼念、反思、批判与建议已经非常多了，“前人之述备矣”，我今天要讲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剧。

（二）

在被环卫队开除的第三天，环卫工人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出租屋中，身上还穿着环卫工工服。

10月25日，余有德被环卫站开除，理由是“今年全年扣分已累计超过20分，解除劳动合同”，同时“环卫站不支付任何赔偿金”。

根据搜狐新闻的报道：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而余有德的工友则对记者抱怨道，他经常问题没搞明白，就随随便便签了（扣分罚款的）字，被解雇也不知道要赔偿。之所以在签字画押等问题上如此草率，其中一个原因是余有德并不识字，有时候对于他的处罚只能听取环卫队的“一家之言”。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余有德过于善良地轻信了资方的承诺：两年前一次意外，右手主要动脉受伤，他失去了劳动能力。据工友说，当时站里的承诺会让他做到退休。余所租住的出租屋房东亦提及，余有德曾几次提起自己受过工伤，环卫站不会解雇他。

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年近花甲且身体残疾的老环卫工人，这一次解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许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他前方的唯一归宿。

（三）

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还是一个卑微渺小的清洁工，在灵魂上都是平等的。我之所以把这两件悲剧一起来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二者的本质其实是类似的，无论明星还是清洁工，他们都是劳动者——明星也是要付出劳动的，而高以翔和余有德的悲剧，都是在不合理工作安排与高压的管理下酿成的，这更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第二点呢，是我的一点私心。因为关于高以翔的悼念与反思，正如上文所说已经非常多了，而有一些阴影中的悲剧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高以翔不幸离世后，许多明星同行借题发挥，要么装傻要么卖惨，表示明星属于“高危工作”“弱势群体”，实在是没有必要。

我们不难看出，清洁工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同样两个生命的离世，整个舆论的反映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就余有德这件事，正规媒体除了搜狐新闻之外，没有见到其他任何报道。

就像人民日报的微博，有事没事就发一条“环卫工人太辛苦了，向环卫工人致敬，快快转发，快快点赞”——但真遇到了与环卫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装得比谁都死。

还是那句话，虽然众生平等没有比较的意思，但毕竟明星自带流量，还有一群忠于他们粉丝，相比而言一些真正的弱势群体非但没人去关注、同情，还会遭受“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的道德指责，他们的遭遇更值得我们去发声。

关于一些明星的“叫屈”，网上一些评论说得很好：“明星之所以卖惨，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普罗大众的辛苦，之所以觉得做明星累，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别的工作，不信你让他们去做一天环卫工、清洁工的工作，保证不会喊苦了。比如艺人早上五点开工，工作人员三点就去现场了，晚上8点收工，工作人员只能十点钟走，说到辛苦，工作人员更辛苦，没人帮他们发声，也不会有人帮他们发声，收入也更是天壤之别。”

不是说高以翔的悲剧就不值得痛心、不应该反思了，而是那些借题发挥卖惨的明星和经纪人在消费这一悲剧，并不是真正的反思。我们应该意识到，从光鲜亮丽的明星到平凡普通的清洁工，像这样的悲剧土壤还很普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改正与进步，那这些生命的离去就毫无意义了。

（四）

所以这才是重点：斯人已逝，但我们还要面临生活的苟且和远方——除了怀念和惋惜，更重要的是反思和进步。但是进步又谈何容易，看一看浙江卫视的态度，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依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诚意，甚至借事件炒作节目、阻挠粉丝悼念。更不用提人微言轻的清洁工群体能有怎样实质性的改善了。

所以本文的题目叫做“两个生命逝去，静悄悄轻若鸿毛”很快新的热点就会占领舆论高地，一切又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戏码中轮回。

关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个永恒的话题。最近比较热门的两个事件——“网易绝症员工被裁员”“华为离职员工被拘留”——也都是这一主题。

上面两个话题我在微博上也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碎片式的看法，但距离一片完整的文章还有一些距离，过两天我会系统的再说一说这个问题。今天我想讲另一个例子。

2015年12月25日，日本电通总部员工高桥茉莉因加班过多，在宿舍自杀，年仅24岁。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谴责电通公司不人道的加班制度。

律师根据高桥的出入公司记录计算加班时间，去年10月共计长达130小时，11月99小时。高桥的家人和律师认为，高强度的工作和无节制的加班，是导致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因此高桥的死因应判定为工伤——即过劳死，而电通公司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关于此事的争议声此起彼伏，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会认为高桥的自杀是自己过于脆弱，怪不得公司，为啥别人也这么加班就不自杀呢？这也很正常，每个国家有同情弱势群体的人，也自然也有“精神资本家”。下图是维基百科总结的，在高桥事件讨论中左与右倾向的媒体，“左”的观点认为加班制度不人道是高桥自杀的直接原因，高桥属于过劳死；“右”的观点认为因为一个极个别员工自杀案例就要追责公司，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这个言论好熟悉的样子）。懂日语的朋友可以去按图索骥搜一搜那些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很有意思。

2016年10月08日，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三田劳动基准监督署（东京）认定高桥（自杀）为过劳致死。10月24日，东京电通本社大楼在晚上10点全部熄灯，以表达改善员工加班过多的决心。

但争论并未就此停止，媒体和民间的舆论继续推进，直指法律层面的问题——《劳动基准法》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很好的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法律需不需要修改？

左的一边认为，要切身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桥茉莉的悲剧不能重演，年轻人过度加班的背后是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法律过于宽松，给了公司钻空子的机会。右的一边认为，对于公司过于严苛的法律反而会给劳动者偷懒的机会（那以后就没人敢开公司了）；更何况，日本本身就处在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大环境下，如果年轻人还不努力干活，那整个社会怎么办？大和民族怎么办？大日本帝国（误）还有希望吗？

这个讨论与扯皮的过程就更加漫长了，而且不限于媒体，更多的争论在日本的议会之中，上面那些话不是我编的，而是政客们亲口说出来的。于是关于《劳动基准法》的法案反复讨论，甚至颁布而又终止，一直到2019年4月，劳动改革才完全落实。

日本的劳动改革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劳动基准法》只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一次改革的力度之大和日本政府的决心。法案涵盖范围很广，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说说：

——限制加班时长。法案规定原则上加班上限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繁忙期等特殊情况则为单月100小时、全年72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管理者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员工加班超时，领导可能坐牢，这个力度可以的。顺便说一句，人家加班都是有加班费的。）

——在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间实现同工同酬。工资收入将由工作内容而非雇用形式来决定，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在休假和研修等方面也享受同等待遇。（这个也很厉害，什么临时工、劳务派遣、不交社保公积金的现象可以杜绝了）

——对一些岗位提倡以劳动成果而非劳动时间来评价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可以不受加班时间上限的限制。

——员工一年有十天的带薪休假，并根据工龄递增。不让员工休年假的企业同样会受到惩罚。

今年劳动改革逐渐实施后，有一些媒体提出了“告慰高桥在天之灵”的说法，提醒大家曾经那个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