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一种来自非洲草原的新型疾病，会改变无数在巴黎纽约的销金窟中，欢歌竟夜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1981年12月1日，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被发现。7年后，这一天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在这之前，经历了存在主义的风靡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性平权、性解放和多元性关系的发展已经成为一股看似不可阻挡的趋势，但随着艾滋病的爆发，对于性自由的争议又一次掀起了波澜。
01
以欲望为名，却常常无关欲望
我们究竟要为我们的欲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上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现代社会中，秉持“开放关系”的成年男女们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艾滋病刚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向人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1920年代的非洲，虐杀猩猩以获得食物和毛皮的活动并不鲜见。在残酷的猎杀过程中，一个微小的伤口、一场血腥的搏杀，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猩猩与猎杀者的血液交织，再随着猎人夫妻间的传播、猎人家庭新生儿分娩时的母婴传播。在艾滋病毒登陆美国之前，非洲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艾滋病患者。
这种可怕的疾病在非洲潜藏了六十年以上，通过某种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的方式，突然降临在美国一个同性恋者聚居的社区里，最终成为影响全世界命运的大事。
“世纪瘟疫”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骤然爆发。卫道士们相信，这是上帝对纵欲的人类的惩罚。
但最痛切地感受艾滋病之害的，却并不是所谓的“纵欲者”。
1999年的夏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在河南南部上蔡县文楼村考察时发现，大量村民感染了艾滋病：
“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 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靠“卖血”维持生计的城乡居民这是《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9月报道中引述的数字。实际上，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这种“血浆经济”带来的艾滋病的泛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个时候，这这种疾病最肆虐的地方，它与“爱”和“欲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赤裸裸地指向一个更加严峻复杂的问题：生存。
一方面，是城市膨胀的人口造成医用血浆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血荒”造成有偿收集血液这门“生意”兴旺发达起来。采血过程的粗糙简陋、采血工具的重复使用，采血对象的高度的随机性，使流动“血贩”们盈利的条件。而需要“卖血”为生的人们，自然也无暇考虑各种疾病传入的风险。
一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无偿献血越来越成为医用血浆主要来源，这个问题，才得到初步的解决。但在非洲、南美洲、西亚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贫民窟里，不规范的血液交易、共用针头以图一快的瘾君子们，在用各种方式，将这种“以爱之名”传播的瘟疫，在性观念保守的底层异性恋人群中传播着。
02
“不洁”的欲望，“不贞”的疾病
“在我们这个社会，谈论原本不该直呼其名的那些疾病，正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
无可否认的是，从传染病学的统计数据上讲，当下性传播仍然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这也使得这种疾病，一直以来就像许多“性病”一样，蒙受着外界各种怀疑的目光：人们认为泛滥的欲望生成了它，同时也对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有了各种过分夸大的想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类以爱神维纳斯为名的疾病的恐惧，塑造了人们的爱情观念。
十九世纪中叶，写出《包法利夫人》的法国作家福楼拜针对人们对梅毒的恐惧，说道：
“说梅毒是灾祸，这不过也是一种陈词滥调而已……梅毒，谁或多或少都会携带着它。”
包括一直深受梅毒困扰的福楼拜在内，波德维尔、本雅明这些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思想家们，把梅毒这种要命的疾病，当做人们反抗旧秩序的一个标志。当然，这从另一个角度很容易解释为：当时更多的人，把疾病归咎于患者的“不贞”。
▲在西方，性病（venerealdisease）一次来源于爱神维纳斯的名字，隐喻着这种通过血液和性行为传播的基本，与人类原始欲望之间的紧密联系欧亚大陆最早关“于性传播疾病”的记载可以上溯到旧约时代，但真正大规模的爆发则是大航海的产物。
探险活动使得以往相对隔绝的世界各部分开始交流，而人类面对未曾经历的疾病总是脆弱的。1492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两年后，从美洲带来的梅毒就在欧洲军队中爆发了。
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火药枪，占领了他们所发现的新大陆，占有了土地之后，还占有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船一船的奴隶被一船一船的探险家带回旧世界，他们沦为征服者最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最廉价的性奴隶。
来自新世界的奴隶们身上携带的病毒，通过军纪败坏的士兵、浮梁买茶的商人和沦入风尘的男妓女妓带到了世界各地。
1498年，梅毒传播到印度，1505年，这种病毒在中国广东登陆。如果在地图上描绘出这条梅毒传播的路线，与早期殖民者远行的航程，正不谋而合。无可否认，这个过程中，性行为充当了重要的媒介。欧洲人用暴力和金钱占有新世界原住民的身体，却同时也被这种致命的疾病所吞噬。
▲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航海家们，不仅从“新世界”带来了财富，还有欧洲人见所未见的各种可怕疾病
不论人类历史上是否真的普遍存在过一个母系氏族的社会，最早的人类家庭是起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却是毋庸置疑的。“善妒的男性”掌握了生产资料以后，女性生产子嗣的劳动也被男性占有了。为了实现并完善这种占有关系，“贞洁”观念与处女崇拜也随之产生了。
女性的性行为，尤其是它带给女性的快感，被认为是诱惑妇女背离家庭，损害夫家财产的的因素，被钉上了旧道德的十字架。一套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话语体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建构起来。
而男性在这套话语体系里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毕竟，性已经成了一种“占有”的关系的符号：通过性行为“占有”女性的身体，实现某种“统治”或者“支配”。与他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关系，更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早期，年轻的男性被要求与年长的男性发生性关系，是为了获得对方的“教导”与“矫正”。而地位低下的男性在同性性关系中，是绝不可能被允许担任“主动”的一方的：在那个那个年代，性是一个权力的过程。
在基督教统治欧洲的时代，教会基于其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对这种同性间的性行为采取了坚决的排斥态度。但这也暗含着另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人人平等”的梦想，在实践上仅仅只针对男性，女性依然被要求贞洁与专一：因为婚姻的意义是为了夫家家族血统的延续与纯洁。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传统家庭的观念里，性行为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育子嗣。在这个前提下，为了单纯的快感与情感发生的关系是不正当的。于是，不能带来合法子嗣性关系会被视作恶魔的象征，而“性病”则成为在这一语境下指责不“贞”性关系的口实。
“花柳病”在男性身上可能代表一种“风流韵事”，在女性身上，却是一种令人颜面扫地的“羞耻”。在这套话语体系下，男性与男性之间传播的性病，无疑成了一种对“正常家庭关系”的更大颠覆。在人类战胜梅毒，这个曾经最可怕的性病近一个世纪以后，信奉存在主义、开放关系的欧洲年轻人们以为，通向性自由的大门真的要打开了的时候，骤然而至的“世纪瘟疫”艾滋病，成了他们新的阻碍。
03
学到爱，但不仅是爱
每种医学上的疾病，都在文化上有着特殊的隐喻象征。这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绵延不绝。
就像鼠疫代表着对文明毁灭的恐惧，肺结核隐喻着压抑的欲望和摇摇欲坠的生命，癌症隐喻着身体和精神一步步走向衰朽，而“艾滋病”，这种通过性和血液传播的疾病，在个性昌明的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则被赋予了“爱”与“欲望”的意涵。
但是，文学和艺术上浪漫奇诡的想象，往往会遮蔽一部分重要的现实：它会把患病者的艰难处境浪漫化，也会给人一种暗示，是患病者自己的行为与精神特质，招致了这种疾病。
就像林黛玉和茶花女“注定”要患上肺结核一样，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大众认知中，热情好动的青年，尤其是同性恋者，成了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通过各种体液传播的疾病，不但有性传播的因素，不安全的血液交换，包括“卖血”、医疗失误，以及其他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会传播这种疾病。
去年，新京报的一则报道显示，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公布的全国艾滋病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通过病例报告发现，中国老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的男性人群感染的病例报告，从2012年的8391例上升到2017年的19815例，数量增加明显。”
这与流行病学上一个判断，即性行为“接受方”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的事实，明显不甚协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性传播是艾滋病最重要的一种传播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传播方式。而任何对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进行简单化的归因，亦或是将这种疾病简单地归“罪”于某一群体，明显也是不科学的。
▲作为艾滋病国际符号的红丝带，代表了人们对这种疾病，以及它影响下的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
面对这一“世纪瘟疫”，我们当然首先要做的是学会“爱”，包括谨慎地选择性伴侣、采用更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性爱关系中的平等、尊重，用科学而非恐惧去处理与易感人群和感染者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它背后巨大的医学和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它对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我们对待生命，对待世界，对待我们的爱与欲望的态度。
在世界第三十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我们写下这段文字，祝愿人类有一个自由完善的自我，不受枷锁与污名的侵害。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段文字能唤起大家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重视：用爱与责任，科学和勇气，摆正一种影响整个人类命运的重大疾病，在我们的生活、社会与文化中应有的位置，并正视它对于我们文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