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减负运动有没有价值取决于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基础,在于当前的中国教育有没有问题,要不要改革?应该承认当前的教育是有问题,是要改革的。但教育问题是什么呢?该怎么改革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头痛要医头,脚痛要医脚,如果明明是脚气却开退烧药那肯定是不对的。
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历来看,当代中国教育的成功和失败是同时存在的,但总体是成功的。无论对这个教育体制存在多大的不满,它确实源源不绝提供了中国建设需要的大量人才,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而中国的基础教育扎实可以说世界公认的。同样,当代中国教育的问题也是突出的,相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问题更多,更突出,而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在知识灌输之外的领域,是人的问题。教育是所谓教书育人,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上,当代中国教育是出了大问题的,大量毫无原则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恰恰是当代教育的突出表现。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当代中国教育是有问题的,但这个问题主要是存在于脖子以上的。而在这个领域,要解决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加法主体不仅仅是在教学改革和教学对象身上,更应该在教育者身上。它的核心在于什么人在教育,为什么人教育,教育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立场性,根源性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只要不触动这个根本,教育改革就无从谈起,而相应的减负运动,以及由此推动的素质教育改革还有多少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了。
二十多年来素质教育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模糊多变,以至于大部分人都说不清它具体是什么样的。虽然它宣称本意是创造出更全面更有创造力的人才,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二十多年来,素质教育唯一的成果似乎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敲门砖,通过旁门左道把本来上不了一流大学的人抬上去了而已。而它唯一比较明确有力的做法是减负运动,而这又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运动。
减负运动是完全失败的,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通过到大街上临时抽查学生书包,通过禁止课后留作业,通过禁止学校老师补课,通过禁止给学生搞分数排名,通过禁止把好坏学生分班,根本没有实现减少学生负担这个目的,甚至还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可以说,正因为没有效果,所以减负运动在历年的运动中不断的变本加厉,以至于到了忽视基本教学规律的地步,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蛮干再持续下去,是要破坏中国基础教育的根基的。
为什么减负运动会失败,这是不难理解的。减负减的是来自公立教育的负,无论动机为何,它所能涉及的仅能是公立教育所能干涉的范围。其具体执行无外乎减少纲外教学,削减课外作业,尽力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直到降低考试的难度为止。如果说减负运动真的认为它可以通过六个小时的教学达到八个小时的结果,那在六个小时之外,我再加两个小时,哪怕只多半个小时的效果岂不是就已经胜过了他人。自然界害怕真空,减负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家长教育成本的急剧增加。学校不留作业,自然家长要给孩子布置作业,公立教师不能补课,自然专业的补习班来补课,越是减负,家长就越是需要加负。
减负的终极手段不外乎是降低考试难度,但这有价值吗?为什么要有考试,因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是有等级的。教育领域是存在马太效应的,名校占据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而能进入名校的名额是有限的,只要你不能改变这一点,那就必须存在人的筛选。如果普惠性的公立教育和高考提供不了这种大筛选,那么自然有其他的办法,让学校自行完成这种筛选。
这都是不难明白的道理,但为什么即使到了这一步还要强硬的走下去呢?如果说一开始还是单纯的照搬今天已经破产的外国经验,那么到后来,这是就官僚主义和巨大利益的高度结合了。正因为是官僚主义的,所以它用的手段是如此笨拙,但因为利益巨大,因此哪怕手段如此笨拙,恶果如此明显,它也要坚持搞下去。
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减负运动真要落实,确实为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着想,那么它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公立教育而减少公立教育外的部分。应该尽量控制公立教育教授内容之外的额外负担,它的矛头应该是各种公立资源控制之外的职业补习班。而为了弥补,公立教育不但不应该减弱,反而应该得到加强。一天的总时间总是有限的,学校只有覆盖并掌握更多的时间,并确实保障学生在校期间运动和休息的时间,这才是行政能力管得到的部分。教学也只有提高知识传授的范围和强度,才能使其考试水平足够让普通人中的优秀者足以脱颖而出,而资源丰富者刚好也能跟上,使两者相互平衡上,不造成任何一方的失衡。但这和现阶段的减负运动实际是背道而驰的。
之所以要背道而驰,因为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教育的产业化而去的。一切对公立教育的削弱,都是在把教育这块大蛋糕进一步推向市场。这种推向不仅仅意味着推动者能获得相关的巨大利益,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筛选的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掌握了这个标准,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掌握了未来。
只要掌握了筛选的门槛,那么一切都容易。想让一个人进入名牌大学,当然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子女,是因为他健美操跳得好,是难得的人才。至于其他人健美操也跳得好,那么名校需要的人才数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如来谈一谈你支持谁,反对谁,能付出什么的问题好了。
这一切成功的前提是牺牲了公立教育的普惠性和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公立教育是由国民的税金所支撑的,正因为这样,它承担着基本的社会公平。通过整个社会分摊教育成本,共用一种选拔模式,尽量使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公立教育和高考。虽然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但就像一百米的跑道,公立教育铺好了九十米,尽管个人通过其他领域更大的投入,可以在最后的十米获得更大的加速,但也毕竟只有十米。尽最大的努力,使个人的聪明才智成为筛选的第一要素,这就是公立教育存在的目的。
这种公平不仅仅是追求最大限度为国输送人才,它更是在维护对国家的认同感。国民和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的彼此的权力和义务。公民与国家,使国家真正成为大多数人的国家,而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近三百多年来的巨大进步。然而,这种进步确实正在遭到挑战。促成这种进步的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而随着核武器的降临,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随着统治艺术的进步,大国间的平衡和默契越发稳固,一种牢不可破的安全感正在笼罩着当代。
实际上我们确实正在经历拿破仑战争后,这个世界最和平充裕但也最松懈的时代。这种阳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成功了,更造就了一整代人。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还不是主要的受害者。我们最多只是风潮的被波及者。在国际竞争之余,各国越来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持内部稳定上,而不是提高整体竞争力上。其在发达国家的直接体现就是社会素质的整体下降,技术进步的相对停滞,整个社会在面包和马戏的安抚下陷入一种畸形的稳定之中。
而为了维护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受到其影响的广大地区,就只有一种等而下之的混乱和退化。可以这样说,今日的欧美不如当年的欧美,今日的亚非拉地区更不如当年的亚非拉地区,这种退步是整体的,不仅仅是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今天的欧美选不出戴高乐,里根,而今天的中东、南美只怕连萨达姆,查韦斯也选不出来。
这是个糟糕的时代,但也是个好时代。旧的国际体制实际上是在衰退,当它弱化自己的根基的时候,它不可能不带来自己的衰退。这其中必然孕育着新时代的种子。作为个体,无论幸还是不幸,都只能承认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之中,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争取成为那个幸存者,当衰退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就是变革发生的时候。这种弱化不会无限的持续下去,尤其是有着强有力的后来竞争者的时候,旧世界越是糟糕,新世界的胜利者所能获得的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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