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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茨这一概念，后来被黄宗智从印尼搬到华北，用来解释当时的流行问题，即为何古代中国为何无法过渡到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模式？黄宗智认为，占大多数人口的自耕农的生产模式是“内卷”的，他们长期处于勉强糊口水平，大部分人被束缚在有限土地里，陷入精细化耕作的路径依赖，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他提出“过密型商品化”概念，认为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过程，即使在长三角当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

在之后，美国学者杜赞奇也曾借用“内卷化”概念，他不但部分地解释了农业内卷化，而且将这个词扩展来描述政治过程，即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现代化）的过程，他指出，当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不是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就可能陷入内卷，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不是用来投入增加效益，而是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也逐渐丧失对这扩大这些非正式机构贪污中饱的控制力。

这个问题最终被一些学者导向了中国传统社会，甚至从此以后，“内卷”就和中国社会深深绑在一起，学者孙远东在《“内卷化”的中国历史》用它来描述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体不断“精致化”的历史过程。孙远东认为，封建中国以王权为中轴的社会结构模式，就是内卷的，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更高级模式，相反，却使这一模式不断得到复制、延伸和精细化，整个社会也因此逐渐丧失制度创新的内部机制而陷入超稳定结构。

最初学者提出“内卷化”主要为了解决中国古代能否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之后“内卷”被扩展到国家政权的问题，最后变成处理整个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问题，用来解读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中华帝国近现代转型，这个理论从爪哇漂洋过海到中国，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治学方法。

以上，大概梳理了“内卷化”理论的来龙去脉，而真正让内卷成为键盘政治上的网红词汇的，要功归于知乎网友曹丰泽，其开宗立派创立“曹学”，后来居上与姨学、勃学并称知乎三大显学，“内卷”也因此和刘淑娟女士的“费拉”、曾博的“失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个学术名词被“延异”在互联网上，其内涵不断后现代化、亚文化化。

在曹学家眼中的“内卷”，意为过度的竞争、内耗（譬如高考、高房价、996、工匠精神、吃小龙虾都可看作内卷化的表现）。内卷是东亚文明的死结，是东亚人口与资源禀赋综合决定的，决定了底层人民互相倾轧，付出回报不成比例，面对内卷化的状况，曾博提出去北极和自杀，而曹则主张国人要做昭和男儿，去遥远的非洲殖民扩张，以此降低我国内卷化的程度，提高我国劳动力价格，有效减少内卷导致的经济恶性竞争引发的社会悲剧。曹学以一种激烈的亚文化形式与公共话语系统衔接，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剩资本海外输出的一种混杂了焦虑和自信的症候式表达，但曹学“内卷“能否解释中国当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以至于“万物皆可内卷”，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