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斤猪肉的前世今生 | 新潮沉思录

一头标准体重的商品猪，我们暂且叫它为佩奇，在被端上餐桌以前，曾经有近一年的历史——尽管它可能只有6个月的生命。

我们先从佩奇的妈妈谈起，佩奇的妈妈在哺育完佩奇的哥哥姐姐们（断奶）之后，进入下一轮生产周期，在经历1周的时间，我们称之为“空怀期”，会再次受精。经过4个月的饲养-——“妊娠期”，佩奇诞生了。与佩奇同时出生的，还有10个兄弟姐妹，在生猪养殖中，佩奇妈妈一次生产了11个小佩奇，11在这里就叫窝均产仔数。

佩奇出生后，需要被哺乳35天，在此期间，他要克服疫病的困扰以及防止被母猪压死，才能成长为一头7.5kg的断奶仔猪，一般来说，11头仔猪是不可能全部都活下来的，他们的成活率，在中国的规模养殖场中为90%-92%。此时，佩奇妈妈的一轮生产周期结束了，在我们的故事中，这个周期约为5.5个月，佩奇妈妈一年可以生产2.2次。

断奶之后，佩奇将面临两种命运，一种是被他诞生的猪场继续育肥，这种猪场我们称之为自繁自养场，在中国，大量养殖场仔猪自养的比例不足50%，多余的仔猪，都将被出售给散养户或者育肥场。佩奇将经过110天的育肥饲养，最终变成115-120kg的标准商品猪，进入屠宰场，然后在第二天走进千家万户，支撑中国人近70%的肉类摄入。佩奇在2018年底，市场价值仅为1058元，而在此时此刻，它的价值为3036元。商品猪价格呈周期性波动，我们称之为“猪周期”，在中国，周期的长度一般为5年左右。

在生猪养殖业，衡量养殖效率的词汇是PSY，即母猪年产均断奶仔猪数，计算方式为母猪胎次*窝均产仔*哺乳期成活率。佩奇妈妈的PSY即为2.2*11*90%=21.78，在中国，这是高水平养殖场才能达到的水平，全行业的平均水平仅为16。而在美国和丹麦，他们的母猪胎次可以达到2.5-2.6，窝均产仔可以达到13，哺乳期成活率可以达到95%，因此他们的PSY更高。美国养殖业的平均PSY为24，在丹麦，这个数字是28-30.

美国“猪周期”------中国生猪养殖业的一面镜子

在谈论中国养殖业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美国生猪养殖历史。美国生猪养殖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整合。从1977年到21世纪之初，美国生猪养殖场从64.7万个降低至8.6万个，场均年出栏规模从133头发展至1167头。在此阶段，年均出栏五千头以上的养殖场快速发展，2000年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养殖场产能占比为66%，而这一数字在1993年仅为18%。进入20一世纪后，美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速度降低，场均出栏从2001年的1167头增长至2012年的1864头，尽管如此，美国生猪养殖业的集中度依旧在提升，巨型养殖场（年出栏50000头以上）的产能占比从47%提升至60%。

市场生产主体的剧烈变动，给美国生猪养殖业带来新的变化。第一，养殖效率提升，尽管美国母猪存栏量从1970年到2017年降低了近30%，但生猪出栏规模依然保持稳定增长，从年出栏9000万头增长至1.3亿头。母猪年均断奶仔猪数从15提升至24。第二，猪周期（猪价呈周期性波动）时间拉长。1981年至1998年，美国经历四轮猪周期，平均每轮时间为4.5年。1999年至2016年，美国经历3轮猪周期，平均每轮时间为5.7年，且最近一轮周期更长达七年。养殖效率的提升和拉长的猪周期，降低了波动性，提高了行业利润，有效的提高了行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从业者的利益，也因此成为中国养殖业的发展方向。

“大市场和小生产者”与“猪周期”------中国生猪养殖业的典型特征

当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生猪养殖业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是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大市场和小生产者”。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市场，每年有七成的国民肉食摄入是由猪肉提供的，中国生产了世界50%的商品猪，年出栏商品猪数量近7亿头，为第二名美国的5.4倍，市场规模近1.4万亿人民币，超过了智能手机市场。

与大市场对应的，是行业主体的小规模。2016年，中国年出栏生猪10000头以上的养殖企业合计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例仅为16%，五家最大的上市养殖企业出栏量占比为4.8%。与之相比，美国第一大生猪养殖企业史密斯菲尔德的市场份额为15%，前六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为36%。中国生猪养殖业的半壁江山是由年出栏500头以下的散养户构成的。规模效应的缺失，技术的落后导致了中国养殖业的生产效率较低，2016母猪年均断奶仔猪数量仅为16，较之美国的24和丹麦的28差距巨大。

行业主体规模偏小，难以抵御猪价周期性波动。在行业景气时期，大量小生产者一拥而上，造成生猪供应过量，打压猪价，当猪价低于生产成本线时，大量小生产者被强制淘汰，出现生猪供应不足。每一次猪周期，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都超过了120%。行业波动性大，生产主体分散，导致了生产技术水平提升缓慢，监管难度大以及难以获得融资支持等诸多问题。

那么产生这种特点的根源在哪里？原因在于中国特殊国情导致的高饲料成本和低人力成本。

笔者曾翻阅美国农业部发布的美国生猪养殖成本结构，2016年美国全行业生猪养殖成本为72.22美元/美担，按当年汇率，即为10.8元/公斤。其中饲料成本为34.68美元/美担，占全部成本的48%，机器和人力成本共计30.18美元/美担，占全部成本的41.2%。由于饲料成本对大型企业和小生产者的差异不大，因此美国养殖业中高昂的人力及机器成本，为大规模养殖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竞争力，相比小生产者，大型养殖企业可以通过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融资能力降低人力和机器成本，从而淘汰小生产者。

美国玉米产地的玉米价格约为800元/吨，离岸价格约为1000元/吨。与之相比，中国养殖业的玉米采购价为1800-2000元每吨。中国生猪养殖业的饲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80%，同时由于小生产者的人力成本极其低微，大型企业的规模优势难以降低足够的成本，难以淘汰小生产者，最终影响了中国养殖业的水平提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熨平猪周期，提高行业集中度，保证行业高质量发展呢？

环保限养——供给侧改革下的生产主体结构突变

当市场自身难以升级，政策就成为提高行业生产水平加速行业整合的选择。杜邦和陶氏对美国化工业的垄断历史告诉我们，环保是最有效的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的手段。事实也正是如此。

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拉开了对养殖业禁养限养的大幕。作为国家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规性文件，明确了以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为规模化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指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明确了禁养区划分标准、适用对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激励和处罚办法。而2015年颁发的《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又称“水十条”，则将这一行动推向高潮。“水十条”明确要求，要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也是最大的正义。通过禁养、限养以及“零排放”政策带来的准入门槛提升，从2014年到2018年，年出栏500头以下的猪场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例逐年下滑。即使在2015年至2017年长达两年的历史最长景气期中，每年依然有近7%的散养户永久退出养殖业，留出的市场空间被规模养殖场所填补。生猪产业布局发生重大转变，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猪肉供给萎缩，处于猪肉净消费区，河南山东及东北主产粮区生猪出栏量大量增加，全国猪肉供应呈现“南猪北养、跨省调运“的情况。

也正因此，尽管从2015年至2018年能繁母猪存栏量下滑了15%，但是全年商品猪出栏量依然保持在7亿头上下。这说明在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下，行业生产率稳步提高，行业PSY接近20。

一切都很美好，直至大厦崩塌。

非洲猪瘟-------压垮猪肉供给的“黑天鹅”

2018年8月2日下午17时，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诊断，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街道（新城子）五五社区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并于8月3日上午11时确诊。截至8月3日15时，疫点内913头生猪已经全部扑杀和无害化。这是中国第一例确诊非洲猪瘟。此时，生猪价格正从年初的10.2元/公斤缓慢爬升至15元/公斤，进入行业盈利区间。规模企业依旧保持着连续数年的扩张节奏。

非洲猪瘟自1909年在肯尼亚首次报道，一直存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957年先后流传至西欧和拉美国家，多数被及时扑灭，但在葡萄牙，西班牙西南部和意大利的撒丁岛仍有流行。2007年以来，非洲猪瘟在全球多个国家发生、扩散、流行，特别是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难以根除。其特点是潜伏期短，致死率接近100%，且病毒存活时间极长。低温暗室内存在血液中之病毒可生存六年，室温中可活数周。

非洲猪瘟给中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非洲猪瘟的高致病性和致死率带来的大范围死亡和集中抛售清栏。农业农村部在疫情发生初期，要求发生疫情猪场周边三公里内生猪全部扑杀，每头扑杀生猪补贴1200元。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无力支撑无害化处理补贴，后期此项政策几乎被弃之不用，疫情完全失控，半年时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疫情。笔者关系较近的一个长辈，其所有的企业因为对疫情防范不力，短短一年时间，产能缩减了90%，一生心血付之东流。这已成为疫区常态。

其次，非洲猪瘟的爆发导致本已抬头的生猪价格拐头向下。受疫区集中抛售和禁止跨省调运导致的主产区产能过剩影响，生猪价格从2018年8月份的15元降至年底不足9元，单头商品猪亏损额高达近600元。而在此之前，从2017年年底至2018年6月，生猪养殖已经经历了大半年的亏损期，本已脆弱的资金链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受此影响的大型养殖企业如温氏和牧原，纷纷调低出栏目标。而已成为生猪养殖主力的500-10000头养殖场，则被迫减产。

最后，非洲猪瘟要求企业大规模增加投入。据笔者调研，为应对非洲猪瘟，需建立三级中转站，所有进入养殖场的设备、饲料都需经过三次烘干消毒，每次时间间隔1-2天，猪场内部人员车辆与外部人员车辆做到“人不见人，车不见车”，方可降低感染概率。一个年出栏20000头商品猪的养殖场，仅此一项的投入，就需增加近200万元。非洲猪瘟爆发后的禁止跨省调运政策，导致大量自繁自养场无法出售仔猪，被迫全部自己育肥。笔者所调研的养殖场，2018年年出栏20000头，其中育肥猪1万头，出售仔猪1万头。而在疫情发生后，仔猪被迫自己育肥，由此增加了大量投入，包括饲料费用和新的猪舍建设费用。在疫情发生后仅一年，负债即增加了近800万元。

疫情本身的打击以及疫情带来的现金流危机，极大的打击了生猪产能。我们知道，由于农业企业高风险性，生物资产能以抵押，年出栏500-10000头的规模养殖场大部分是不具备贷款条件的，然而其规模所需资金是单靠自有资金无法支撑的，因此大多依赖民间借贷，资金成本高昂。枯竭的现金流成为绞杀中等企业的绳索，再加上大型企业降速和散养户退场，多方合力造成了此时此刻的猪肉供应短缺。据业内人士估算，2019年猪肉供需缺口在1200万吨至1600万吨之间，占总需求的25%-30%之间，而全球猪肉贸易量仅为800万吨。今年可能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第一次居民肉类消费下降的年份，这已成为一场实实在在的猪肉供应危机了。而即使现在生产产能出现恢复性上升，其产能的兑现也要等到一年以后。

展望

从俄罗斯2007年首次发现非洲猪瘟开始，尽管短期生猪产能及价格下滑，但是近十年来，俄罗斯生猪出栏量仍保持了较快增长。即使在疫情较为严重的2016年和2017年，出栏量依旧保持增长，从2007年的2600万头增长至2018年的4400万头。在此期间，生猪养殖的集中度不断上升。从俄罗斯的的案例来看，笔者认为非洲猪瘟不改变生猪养殖的产能和价格长期趋势。

因此，对于2019年的猪肉供应短缺无需太多恐慌。中长期来看，大型养殖企业因技术能力和融资优势将继续保持保持扩张态势，中型企业受惠于高猪价亦可保证生存。非洲猪瘟的存在，可以看成是一个较之于环保限养更高的行业门槛，因此近期的生猪养殖解禁并不改变散养户退场的趋势。

当我们回首去年一年的疫情防控历史，我们会发现政策依然有其发挥的空间。在疫区和主产区结构性过剩的时候，倘若能够扩大冻肉储备采购，将生猪价格控制在盈亏线以上，同时通过金融工具给农业企业提供融资，能够让企业维持产能，或许今年的缺口就不会如此之大。

笔者在过去的调研之中发现，散养户的主力大多在50岁以上，而中大型企业的员工则有更多的年轻人。老人的凋零和年轻人的蓬勃向上，伴随着技术的提升和资本的富集，构成了中国养殖业现代化的大图景。也是现代中国各行各业的趋势。我们正在经历和创造历史。

声明

由于本文所写之时养殖上市公司已经历一轮股价暴涨，处于历史高位，且后期各大公司出栏量具备不确定性，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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