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云霄一羽毛 | 瞎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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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9年8月11日，周日，农历7月11日。

昨天看到有消息说，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1948年3月，巫宁坤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51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巫宁坤回国从事英语教学，巫宁坤决定放弃博士学位，毅然归国出任教授。

回国之后，巫宁坤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校担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2年，巫宁坤前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期间，巫宁坤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4年，巫宁坤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之后，巫宁坤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巫宁坤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巫宁坤对于苦难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

“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02

巫宁坤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以艾略特为主题，师从Ronald Crane。1951年，翻译家赵萝蕤先生邀请他回国任教，巫先生报国心切，当即决定扔下博士不读了，回去报效祖国。

临走时，巫先生昔日的室友李政道前去送行，巫突然问李政道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巫当时不过是个文学青年，阅历不深，不懂政治，“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要求去中南海接受长达七个小时的“思想改造”报告会，而他接下来一二十年的命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代大陆知识分子常见的命运了。

1979年10月，巫宁坤从报纸上读到李政道回北京讲学，阔别28年之后，他们在北京相遇了，当时李政道的身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他是举国崇拜的对象，是华人的骄傲，而当时的巫宁坤去北京是要办理“右派改正”的手续。

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一个人走向了学术和人生巅峰，一个人则全部浪费在了炼狱里。

后来，巫宁坤用英文将这段人生经历写成了自传，书名叫《一滴泪》。

余英时先生曾上过赵萝蕤的课，后来在美国读到《一滴泪》，大为震撼，但当时他不认识作者，更不知作者与其昔日的老师有过那么深厚的交情，余先生对《一滴泪》的评价是：

“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

巫宁坤有个女儿叫巫一毛，这“一毛”便是出自巫宁坤最喜欢的诗人杜甫的“万古云霄一羽毛”一句。另外巫老自己对坎坷人生的总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其原意是指向恺撒的名言“veni，vidi，vici”，在《一滴泪》里用这种春秋笔法巧妙带过。

巫宁坤的三个孩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巫一毛，还有大儿子巫一丁，小儿子巫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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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选自巫宁坤《一滴泪：燕京末日》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 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上面这段文字里出现的人物：俞大絪 - 俞大维 - 吴兴华 - 周恩来 - 张东荪 - 曾昭伦  - 朱光潜 - 李政道 - 李赋宁 - 杨周翰  - 翦伯赞 - 胡稼胎 - 赵紫宸 - 赵萝蕤 - 陆志韦 - 陈梦家，每一个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百度一些，你会发现很多故事。比如，赵萝蕤和钱钟书，有人说赵萝蕤是唐晓芙的原型。而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则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而陈梦家的故事，更是一篇人生辛酸故事。

《一滴泪》在大陆没有出版过，只是有电子版在网络上流传。他在前言里这样写到：

04

巫宁坤翻译的《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05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国内有很多版本，各个版本的好坏，见仁见智。巫宁坤的版本，是国内最早的。

很多人会背诵这本书的开头：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 ”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结尾：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前行,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06

前年还是去年去世的百岁老人周有光说过一句话：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不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如果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比如看某新闻节目里声嘶力竭地泼妇般骂街，你会感觉，那么多年过去了，某些人的世界和它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直都没有变。尽管它们也都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哈佛等大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