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宁
2019年7月1日，新城控股的江苏老板王振华在上海的五星级宾馆里，因为干了不是人干的事情，被警察抓了。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7月8日被撤销了。此前，他还曾经是江苏省全国人大代表，荣获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过全国劳动模范等。
新城在中国的房产企业中，不大不小。在7月3日被新闻媒体披露此事之后，新城控股于7月4日、5日、8日在A股市场连续三个跌停。到了7月11日，市值仍约630亿元人民币。
新城控股的2018年年报非常亮眼。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1.3亿元，同比增33.6%；实现归母净利润104.9亿元，同比增74.0%。实现销售金额2211亿元，同比增速75%，进入行业前十。公司新增土储4773万方，总地价1112亿元。2019年上半年各项指标表现优异，各研究机构都推荐买入新城控股股票，6月6日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把新城控股的股价目标价定在58.68元。但是所有追捧新城控股的机构都没有调研信息。
这个目标价看来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了。在此之前，新城控股的股价从4月10日的高点46.84元，一路下挫到5月28日的低点35.23元。6月6日的收盘价是37.84元，7月3日收盘价42.69元。10日股价已经跌到28.06元，还不到58.68元的一半。2018年的收盘价是23.69元，几天的跌幅已经几乎抹去了2019年的全部上涨。因为新城的大量股份用于质押融资，股价如果继续这么跌下去就有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那新城就算完了。
截至2019年3月31日，新城控股的总资产达到3666亿元人民币，但是净资产只有307亿元，负债达到3133亿元，也就是说，总资产中有85%都是负债。而且负债中以流动负债（一年内偿付）为主，达到2470亿元。而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总共产生的现金收入也只有392亿元，这相差得未免太大。这要如何是好呢？
借新债还旧债。2019年第一季度筹资现金收入为272亿元，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要多了将近50亿元，其中主要是依靠借款和发行债券获得。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借钱给新城控股的。在各种借钱方式中，有两种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股票质押。王振华先生把自己的大部分股票都质押了。股票质押，显然需要股票有一定的价格。如果股价跌得太厉害，被质押的股票市值威胁到了借款的安全性，借款方有权力要求补仓或者还款，实在不行可以平仓。据报道，新城的股票抵押价在每股20-25元之间，而7月10日收盘价28.06元，意味着6月3日向上海国际信托质押的4850万股已到达了警戒线，再继续下跌就可能爆仓了。
一旦爆仓，股价会更加猛烈地下跌。这时候，所有的质押都可能接二连三的爆掉。而且，一旦被平仓，王振华掌握的股票份额会下降，这也会影响到部分债券。今年4月4日新城发展的2亿美金债券融资中，就有违约条款。其中一条便是，王振华必须持有50.1%以上的股份。这也便意味着，不管市场发生何种变化，只要王振华持股比例低于50.1%，可能会触发条款违约。
此外，新城控股还有大量融资担保，这部分负债大概在598亿元左右。如果股价和经营情况继续恶化，新城有断贷的危机。
介绍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证券市场上如同夏夜雨后青蛙大合唱一般的喧嚣背后的秘密是怎么回事。机构闭眼狂吹新城控股，把股价吹上去，这样王振华就可以融资、借款，把泡泡继续吹大，用借来的钱维持现金流，同时大肆扩张，购买土地，反过来又作为新城迅速发展、快速扩张的证据，进一步推高股价、借钱。
绝非只有王振华在玩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事实上，这是资本市场的常态。新城凭借着三百亿的净资产，操纵着三千亿的债务，这还远远算不上夸张。负债经营是资本主义的标配。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唯一的功能就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利润。这个使命光靠自己的资本是远远不够的。最成功的资本家是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马克思这样说：“进行投机的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在这场冒险游戏中，股民们为资本大鳄的盛宴助兴。股民们满怀憧憬，把自己的棺材本投入到股市中去，然后迎来了晴天霹雳。王振华出事了。
股民们自然损失惨重，一些重仓持有新城股份的机构算是咎由自取，入戏太深，居然信了自己的胡诌。但是王振华们呢？他们会损失多少？
恐怕不多。且不说7月1日到3日出逃的5笔大宗交易，目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家早已经为自己铺好了后路。对，就在那个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地方，香港。
王振华早就在香港搞了家族信托。他先在海外注册了Hua Sheng信托（由王振华作为财产授予人，其家族成员作为受益人设立），然后委托渣打透过其代名人SCTS Capital Pte. Ltd.持有Infinity Fortune Development Limited 100%的已发行股份，而Infinity Fortune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First Priority Group Limited 100%的已发行股本，First Priority Group Limited又100%持有富域香港。王振华的新城控股、新城发展控股和新城悦服务的全部股份都被富域香港持有。
这样，尽管王振华是三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其个人无论遭受何种惩罚，王氏家族在三家上市公司中的权益，或不会因为其个人原因而受到牵连。只要新城不爆仓，股票不变成一张废纸，就还有翻身之日。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相信一百七十年前一部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讽刺的是，不但在股海中沉浮的股民的私有财产不明不白的蒸发了，王振华的私有财产也没有了。王振华简直是“自由的一无所有”，难怪是全国劳动模范。如果要没收他的个人财产，得到的可能都不够费事的。和珅何其不幸，早生了两百年，要是大清王朝的时候就有信托这种好东西，嘉庆皇帝也只能干瞪眼。不过要是那样，我们也看不到《红楼梦》了。
同样，也绝非只有王振华在玩这样的把戏。中国大陆的企业家们在海外——特别是在香港——搞家族信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仅2018年底至2019年1月，已经至少有5名中国富豪将近2000亿元资产转入离岸家族信托。比如小米的老板雷军，将其持有的小米集团42.95亿的A类股以及22.83亿的B类股，共65.78亿股都托管于诺亚财富旗下的方舟信托ARK Trust（HongKong）Limited（简称“ARK”），受益人为雷军及其家人。这样一来，雷军在小米集团的控制权集中在信托一个主体上，即使将来他离婚或者后代继承时，也不至于对小米集团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而且，原本按照中国税务规则要求，雷军个人持有的小米集团所有股份一旦分红，需要在内地缴纳相关税赋。但是，雷军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后，其在小米集团持有的利益实际已经委托给了ARK，相当于雷军不再个人持有小米集团的所有股份，而缴税主体也相应发生改变。通过这样的设置，雷军未来很可能只需要缴纳从信托公司分红后其个人作为受益人的税赋，而信托的其他受益人若是非中国税务居民的话，则不再需要缴纳中国税赋。更极端的可能性是，若是作为受益人的雷军并不从信托公司分红，他可能完全不需要因持有小米股份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香港抗拒大陆的背后都隐藏着哪些因素？是哪些人把香港当作自己的自留地，不许他人染指？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些年在“创新”的名义下中国金融市场已经乱成了什么样子，到处都是金融骗子，一个接一个的爆雷。在2018年4月27日，为了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央行、银保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联合发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江湖上人称“资管新规”。但是紧跟着，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又出台了所谓37号文件，即《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家族信托不适用“资管新规”的有关规定。监管当局是多么体贴啊，干部要有“店小二精神”。什么是“店小二精神”？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但是伟大如马克思也没想到，资本主义玩起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把戏，在自身范畴内对股份制度又来了个扬弃，来了个“螺旋式”上升。马克思不是说，股份制使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现在少数人也不占有社会财产了。社会财产在形式上真的成了没有主人的“社会财产”。
这些没有财产的人，可以在上海繁华地段的五星级酒店里玩弄女童；与此同时，更多没有财产的人正在汗流浃背，努力工作。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