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18年最后一天的跨年局，我们许久不见的八个朋友聚会，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这八个人中，有七个都计划在明年离开北京了。虽然我一直认为所谓“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概念，但是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样本里比率会这样高。我们都是14-15年香港一年制硕士，到今年普遍都是工作了三年。我也在社交网络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调查，发现选择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大致都是在工作3-5年这个时间点。对于一线城市打工者来说，“三年之痒”确实成为了一个现象。
找过工作的朋友都知道，1-3年工作经验是一个待遇，3-5年是一个待遇。三年这个坎，要么就在本公司升职、担任基层管理角色；要么就跳槽，工资至少涨个50%。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工作三年后劳动者们普遍要“奔三”了，到了而立之年考虑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创造的激情、对事业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现在大致都要考虑：买房怎么办、户口怎么办、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孩子养不养得起……同时一些美好的憧憬也多被现实击碎。所以如果在一线城市没有一个好的预期，纷纷离开也是一个理性人权衡利弊之举。
那么我们就要拨开现象来分析问题的本质了，一线城市之所以是一线城市，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聚集。资本的聚集带来了工作机会、繁荣的商业、便捷的生活，以及最为重要的——未来预期的途径和较多的上升渠道。劳动者们选择大城市也是满怀着对更好生活的期待，毕竟多数人的家乡都被陈旧的生产关系、肉眼可见的天花板和封建化的人际网所蒙尘，相比较下，资本营造起的光鲜亮丽成为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所以并不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有多吸引人，而是资本选择了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因为其各自的特质——北京政治文化中心、上海经济金融中心、广州外贸中心、深圳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能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理想场所，是“看不见的手”做出的最优选。资本的聚集带来的是几何倍数增长的工作机会和上升通道，因此劳动力去追逐资本就像非洲大草原上追逐水源和草的迁徙动物们一样，这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资本描绘的图景真有那么美好吗？正如我上面所说，资本是一个冰冷的市场元素，它只服从于经济规律——就是要自身增殖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北漂沪漂的年轻人不过是它实现增殖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降低成本——也就是选择廉价劳动力，自然成为资本存在的题中之意。
很明显，当这一波年轻人逐步进入中年，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是更上一层楼的，更因为结婚生子的需求而大大增加生活成本，因此就不能满足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离开资本聚集地去寻找另一种人生也就成为了必然。而就如庄稼一茬一茬生长一般，不再廉价的劳动力走了，更有刚成长起来、刚刚毕业肯吃苦耐劳、对于未来怀有着满腔憧憬与野心的年轻劳动力补入，继续维系着一线城市浮光掠影的华彩与生生不息的繁荣。
上升渠道的狭窄与资本逐利的冰冷共同构成了这一现象。除却极个别新兴行业，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有多高的学历，但从事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就算是技术性很强的岗位（如医生、航天科研人员、机电材料专业等），也都是给前辈“打下手”做起。基层和基础性工作就意味着可替代性强——又不是非你不可，我招一个应届生便宜好用随便欺负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之前就说过，没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只有根本性的“上升渠道狭窄”和“阶级晋升危机”。
2018年互联网裁员潮就是同样的“资本逻辑”。四五年前，作为一个科技革命新兴行业，互联网产业是最受资本青睐的载体，也早就了众多创业泡沫：不是为了正经作生意，而是为了炒作概念抬高估值，为了下一轮融资让上一轮资本脱手，说白了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风险游戏。也因此，互联网行业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早在两年前创业泡沫就纷纷破裂，现在轮到大公司了：去年开始一级市场趋冷，同时资本对于互联网产业的热衷程度逐渐减退（行业越成熟，暴利越少，因此前两年大量热钱还是流入影视行业，电影泡沫一如当初互联网泡沫），大公司日子不好过，它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而众多狗逼公司选择在年底裁员，无非是要省下一个年终奖。一切终究都是资本逻辑，蝼蚁不配有声音。
所以说北京上海为什么有底气控制人口呢？根源在于众多打工者从事的都是基础性工作，没啥不可替代性，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可别在我们这里赖着了，又不能贡献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代替你的新鲜劳动力大把大把，还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种政策的底气，在于经济的客观规律。
本质上讲，你看似是“主动”离开北上广深，实则是权衡利弊无奈之下被迫的放弃，这背后的根本是冷酷的资本运作规律。你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一线城市奉献了青春最鲜美可口的剩余价值之后的被抛弃，但却还要包裹上一层“自主选择”的伪自由面纱，这就是后现代社会隐蔽且残忍之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概念，“被北上广驱离”才是真相，而更直指问题核心的定性应该是“廉价劳动力被资本抛弃”。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从来不会有主观意愿去占有、剥削与压榨，是因为资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其本质就是要实现自身增殖最大化，这是以资本为名的客观规律和终极目的；至于劳动者只不过是其自我实现的一个手段，什么剥削压榨，什么加班996，什么年底裁员，不过是实现目的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这样冰冷而残酷的逻辑，借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毁灭你，与你何干？
（中）
化用托尔斯泰一句名言：混下去的北漂都是相似的（有钱），混不下去的北漂各有各的死法。我来讲一讲我这七位“逃离北上广”朋友的故事，于其中我们可以一窥资本运作的规律。为了方便叙述，我借用葫芦兄弟的名字分别把他们成为大娃、二娃、三娃……七娃。
大娃和二娃算是香港商科硕士职业生涯的标准开头，在香港参加四大面试，一个去了德勤，一个去了毕马威，然后工作地点选在了北京。她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真的太累了，四大的辛苦程度那不是说说的，平均下班时间一两点；日常出差，一个月三十天能有二十五天在外地，租个房子也住不上就是为了放东西。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学长学姐会跟我们说，在香港去四大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内地生肯吃苦、肯加班，专业基本功和英语口语都好，笔试面试容易过，而且申请调动回内地也容易；工资低不要紧，拼三年，再去跳槽，四大就是个金字招牌，工资翻个几倍轻轻松。
这个路径看似很美，但我这两位朋友都是卡在跳槽上了：一个想去投行，但是今年金融行业哀鸿遍野；一个已经跟某大互联网公司金融分部谈的差不多了，结果HR一个电话打过来，不好意思公司结构调整，这个职位不招新了。跳槽出不去，四大内部又没什么晋升途径——因为领导也跳槽不出去，职位空不出来，无比真实。
像这样每天猝死级别的加班和工作强度，未来预期又不明朗，再继续做就没意思了。我这两位朋友同时进四大，在三年这个槛上同时离职，她们也没有商量过，只能说是巧合中代表了一定的问题。她们两个人一个打算穷游一年，一个通过父母关系去了老家985高校，还是做财务。在四大的梦想与野心的愿景，算是告一段落了。
三娃更惨，她的工作量不比在四大少多少，但是工资低了几倍。我当年是跟三娃一起拿到的中央电视台的offer，我至今印象深刻：工资硕士3700一个月，本科3300。这完全就是一个在北京活不下去的侮辱性报价。但是CCTV嘛，店大欺客，一副“爱来来不来滚”反正后面排着队有人想进的嘴脸。我当时压根一点都没有考虑，但是我朋友去了。因为她家里人一直给她灌输这点：女孩子，工作稳定最好；而且可能也觉得去CCTV有牌面吧。然后她这三年多，工资一次涨了170，一次涨了240——依然是一个侮辱性价格，完全是靠家里的“补贴”过日子。她父母都是五线城市快退休的政府领导，局级以上厅级未满，对她的经济支持也是非常“厚重”的。同时加班一点也不少，因为电视节目播出可不分工作日休息日，有的时候连轴转一个月都没有周末。
她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十一回家的时候父母有意无意地跟她谈了谈未来：说你明年也就三十（虚岁）了，也没找到男朋友，真要一辈子在北京这么漂着吗？尤其是委婉地向她表达了一下：这三年多平均每年家里要“补贴”近十万元让她在北京工作，然后父母过几年就要都退休了……她说自己当时就哭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工作了每年还要花父母这么多钱。最后她也是靠父母关系，去了老家的地方电视台，待遇跟央视持平，但是工作要轻松很多；况且她又是关系户，升职前景也很看好。更关键的是吃家里的住家里的，那点钱也差不多够了。
四娃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一个“主动”离开北京的，别人的选择看似主动，但终究还是在北京没有一个好的发展与愿景。四娃是港大数学系的硕士，一边上学一边自学编程，这种数学基础扎实的程序员在招聘市场上异常抢手，所以轻轻松松拿到顶级互联网公司的校招offer，这几年的薪水是我们几个人平均的两倍多。他直接跳槽去了杭州同级别的互联网公司，待遇跟北京持平，但是生活成本少太多，生活质量提升太多。
他的话讲：在北京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上的乐趣”，看看上地到西二旗这片儿，死偏死偏，交通死堵死堵，房价死贵死贵，尼玛合租一个单间，一个月四千起，房子也不比香港大多少；每天上班的路，都是细蒙蒙的黄土，坐地铁挤死打车堵死；这点钱在杭州租一个六七十平米的一室一厅，上班走路十分钟美滋滋，环境和空气还好得多。他说去杭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圈子在北京抬头低头全是程序员，看男人都看吐了；而杭州据说动漫公司、二次元公司、cosplay公司很多，漂亮的妹子自然也多，自己也要考虑一下“未来的个人问题”了。当然，这些死宅，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我非常认可他离开北京去杭州的这一个决定，归功于阿里巴巴和网易，杭州互联网行业的待遇基本跟北京持平，生活成本还要低太多。学数学的就是不一样，非常理性地最优解。
五娃和六娃也都是毕业后通过校招进的大互联网公司。五娃是年底被裁员，年终奖自然是没有了，公司还没按N+1补偿，她工作两年半只给两个月工资。她说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主要是她爸妈那种虽然没有恶意但是嘲讽感十足的话：看吧，我就说你找个工作不“稳定”，让你早点回来你不听，在北京漂着有啥意思啊，回来吃家里的住家里的……她讲，从来都对爸妈“稳定工作”的言论不屑一顾，但是这次让她第一次怀疑自己。她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一份新的工作了，因为完全看不到关于未来的清晰图景，只能像一个投降的士兵，回老家面对趾高气扬的父母，以及他们安排好的人生。
六娃相对较好，不是被裁员，是在年初主动从大公司离职，然后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做运营方面的主管。虽然待遇翻了一番，但工作半年多之后就下决心要离开北京了。他说这一年有两个时刻颠覆了他的思考：一个是交接完工作离职当天，他六点钟按时从公司下班，猛然间看到了望京的夕阳，当时就泪流满面不能自己。他在北京工作整整三年，第一次能“跟着太阳一起下班”，第一次在工作日看见夕阳。他说你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你们在四大的好歹有个淡旺季，还有个考试假，我这可是全年如此啊。结果跳槽之后工作依然如此辛苦，同时发现老板是个吹泡沫的人，公司发展前景不理想。自认为曾经期盼公司创业成功，并且拿到期权、实现经济自由的愿望是痴人说梦，又辛苦又没有盼头那就离职了呗。于是决定回家工作，住家里180平米的大房子，过能天天看夕阳的生活了。
七娃比较特殊，她是主观意愿上最不想离开的。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很幸福，父母控制欲很强，总是想把她的人生从婴儿车到棺材安排的妥妥当当，所以她早就下决心离父母越远越好。18年很不幸，她得了一场大病，住了一个月的院，父母都请假来陪床；同时因为没有办补充医保还是什么保险，绝大多数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她一下就“破了产”。她讲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医保政策相关的东西，等出了事已经晚了，然后狗逼公司又耍流氓不履行病假承诺，说你这个不是在公司得的病所以这一个月的工资按事假全扣，她一气之下就提了离职。结果出院之后的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她父母已经把她的所有物品都打好包了，说已经买好高铁了，你今晚就跟我们回济南，已经跟中介说好一会过来退房子了。我朋友当时就蒙了，坐在地下精神崩溃了。最后跟父母吵得天崩地裂割腕跳楼都差不多了，双方终于妥协了：允许我朋友等到过年再回家，然后来年去青岛找工作。她父母的理由也很简单，看北京这个医保什么都不报，这个病的后续负担得多重，去本省找个工作好歹本地户口本地医保福利多一点。我朋友也认同了这一点，只要不在家问题都不大，她说也是感受到了“北京虽大，但这里并不接纳自己”的驱离感，换一个地方也就换吧。
（下）
所有的故事中，有两个核心的元素。第一个，是房价。
产业资本在一线城市聚集中大快朵颐地享受着鲜美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怎么可能作壁上观？高房价高房租就是土地资本要薅的羊毛。住房，是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再生产（吃喝、睡眠、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当今社会的资本无孔不入，不但要在生产维度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更要在再生产的维度通过消费主义、土地垄断资本、媒介霸权等，再薅无产阶级一次羊毛。我们普通劳动者就像这个经典镜头中的卓别林一样，忍受着资本齿轮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无情压榨，工作生活“两开花”。
总有人说不止北上广深房价高，全世界一线城市房价都高的离谱，想通过此来侧面证明高房价的“合理性”。就如我所说，一线城市的本质就是资本聚集，本质相同自然也会出现相同表征。这非但不整证明合理性，反而恰恰证明了资本的荒谬。
大卫·哈维在其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都对于全球大都市的高房价进行了本质层面的剖析。哈维的观点是，是土地价值决定了土地的利用，土地价值的变化是在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参与下，“由特定的权力关系决定的”。哈维的城市地租理论的出发点是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毕竟，与马克思时代的土地关系不同，当今世界的房地产产业已经成为了支柱产业之一，除了与建筑业、制造业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还与金融行业剪不断理还乱，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就是房贷引发的么。用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将土地解放出来，使之隶属于生息资本的流通，并将土地市场、土地利用以及空间的竞争纳入资本的一般流通过程。
在哈维另一本著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哈维指出房屋的价值远低于其交换价值（房价），在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房屋这种商品已经被严重的“投机化”。房屋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工人和物料）外，还取决于另外两项因素：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以及购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具体到我国，扮演这两个角色的就是房地产商和“代表国家出租土地”的政府。基于此，交换价值迅速地主导了整个房地产市场，而其使用价值在高不可攀的房价面前，更像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附属产品。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严重剥离，势必引发投机现象，而投机现象愈演愈烈，终将酿成危机。投机，说白了就是一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美国学者刘易斯的著作《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就详细阐述了房地产投机行为如何引发了不可逆转的金融海啸。除了美国次贷危机之外，2007-2009年爱尔兰、西班牙同样出现了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严重违纪。再往前追溯还有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1990年日本土地市场大崩溃，以及1986年的美国储贷危机。
因此哈维的结论是，房价、地租属于“垄断产品”和“垄断价格”。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地租，面对的是一个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形成的不同阶级结构。而地租的直接来源也不再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包括了无产阶级工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收入。于是这种地产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出现了众多“食利者”——即只靠资本增殖（房租），不需要通过劳动就养活自己：
正如我们前文分析，资本对劳动者剥削得主战场从生产领域进军到了再生产领域。就如我们前文所分析，房屋供给往往是由日趋投机的交换价值操作驱动，而房屋市场是榨取租金（包括土地和房产）、利息财产税和利润的地方。房市也是一个以大量掠夺式活动诸城的市场。哈维指出：劳动者可能经由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争取到客观的薪资增幅，但他们为了在投机驱动的房市中取的房屋的使用价值，必将遭遇无可避免的掠夺——会消耗掉他们全部的薪资增幅甚至更多。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成果，被地主、商人、银行业者、收取佣金的律师和中介全部偷走，更不要提除了房屋供给外，医疗、教育、供水、污水处理和其他基本服务私营化和商品化。
想要达到一线城市“留下来”的成就，买房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骤，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将来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都与房产密不可分。但是只要通过平均房价和平均工资一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难依靠自己的收入在一线城市顺利买房，就连父母的支持也显得杯水车薪。就拿我们八个人来说，我们家庭基本都是城市中产往上，毕竟能负担得起留学成本基本也差不到哪去。但就这都没有一个人在北京买房，因房子实在是太贵了。如果买一套位置条件差不多的房子，再算上还房贷利息和装修家电，差不多八九百万要出去了。以我在香港平均一年不到20万的花销，买一套房子我可以去读四十个硕士，这四十个读完我也就快七十了，直接去养老院等死呗，何苦一辈子去供一套房呢。
我之前就说过，高额的房价榨干了上一代一辈子的储蓄（父母掏钱首付），同时预支了下一代一辈子的预期收益（还一辈子房贷）。这样的一股经济力量释放出来，经济不繁荣才怪。
房价如此，房租同样如此。2016年英国非营利性组织“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的调查，北京房租负担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注意这个数据不是房租的绝对价格，而是房租负担，就是房租与收入的比例。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21日报道，这份报告对北京的包容性增长提出担忧。根据调查，北京房租负担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员工的通勤时间。该调查发现，医院护士、小学教师和公交司机的房租是他们收入的1.1倍到1.5倍。
这个数据统计结果是房租竟然高于工资，我在《生而贫穷》第十章中分析过两种可能性，但是我忘了另一种可能性，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众多北漂都在靠着父母的补贴过日子。所以我就吐槽啊，现在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进化了啊。以前是劳动者剩余价值被剥削，资本家把工资压低在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价格。劳动力再生产就包括睡眠、饮食、通勤以及必要的放松和娱乐。结果现在应届生拿到的这些钱连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都满足不了，还得靠家里的父母另发一份工资。但再生产的劳动力全部为工作所用，这尼玛不就相当于劳动者倒贴钱给公司吗。真是先进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贫富差距不大才怪。
这个1.2倍的房租负担指数还是已有一定参考性的。我们来看一下新浪平台统计的北上深的平均工资，这个统计好就好在把不同程度样本的比例展示出来了，避免出现种种“被平均”的状况。
我们在看一下房租水平，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18年7月，北京房租同比上涨达到21.89%，环比涨幅为2.63%，北京房租以每平米92.33元远远甩开其他一线城市。四环内，没有一间低于2000块钱的单间。而以上只是反映了北京房租的平均涨幅，北京五六环等热门地区，房价整体涨幅已经超过了10%，某些房源甚至10天暴涨100%。”
我们就按92元/平米来算，如果租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大概一个月需要4600元。如果两个人合租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要6440元，每人得分摊3220元。——想想自己的月收入，依然是一笔让人心头一颤的数据。
租房的朋友这两年就能明显感觉到，说要收房产税房租涨一波，说要抵扣个税房租还要涨一波。所以说资本永远都是处在不败之地，一切成本上涨和风险都会转嫁给劳动者。所谓平等契约、自主意愿，不过是资本主义传唱了千年的谎言。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房租到期了，结果中介说涨价。这家中介是连锁大户，曾经给出的承诺就是“三年不涨价”以此来吸引北漂年轻人的。但是他们非但涨了价，中介工作人员还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逻辑：你可以选择不签约啊，这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我们是公平的哎。但是就算不在这家租，整个区域内的房租普遍涨价了。我朋友说终于理解了我一直说的“无产阶级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只能选择被这个资本家剥削或被那个资本家剥削”是什么意思了。我就说嘛，小布尔乔亚们就缺少被生活教育，哪一天被资本的铁拳锤爆了狗头，分分钟就能理解高中政治课本里讲的内容了，我们这个社会才是最好的“老师”啊，虽然这个老师往往是通过体罚的方式让你学会知识的。
看一下平均工资水平，再看一下平均房租水平，就不难理解众多年轻人嚷嚷“逃离北上广”了。你要回家的话最起码可以住在家里——在生产场所是父母的，可以免费，不用被地产资本割一刀，这样生活自然就滋润很多。
第二个关键词，是原生家庭。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们几个人的家庭都是城市中产，个别还有官员和本地资本家，说明我们至少有退路，我们真在北京过得不如意了，回家里有车有房有父母关系找工作，权衡一下利弊选择离开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决定。我也专门问了身边几个从农村来北漂的朋友，他们的日子过得跟我这些朋友们差不多，但是他们并没产生离开的念头，因为他们退无可退，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当我问到他们将来买房、结婚、养孩子的问题时，他们都是一脸愁容表示想不到办法，真到那时候再说吧；也有一些人表示，可能会去房价便宜的北京河北接壤处买房，也有人打算未来去天津成都这些二线城市发展。
我们整篇文章批判了资本的冷血与残酷，其实吧，资本也是有先进性的，至少比封建先进。在我们一些七八线小城市、县城、农村中，封建残余非常严重，一切都是关系与利益交换，你阶级晋升的天花板取决于你原生家庭。封建化腐朽的气息，是催赶年轻人一波一波义无反顾地投入资本血盆大口的根本动力。一般来说二三线城市介于封建与资本的中间地带，没有那么严重的剥削与压榨，自己原生家庭也稍微说得过去，这一波人是“逃离北上广”的主力军。
另外为了使本文更加完整，我专门调查了一大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却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北漂的体力劳动者。我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无一例外都是美其名曰的“白领阶层”，也就是脑力无产阶级，学历本科打底，人均海归211——但这只能代表一部分北漂群体的状况。
那天跨年局之后，在这七天里我调查了少量的外卖、快递、保洁和摩的人员：我每天点外卖就说小哥我给你打赏五块钱，你陪我聊个一两分钟；在楼下等快递小哥，说我帮你搬两件咱俩唠唠嗑；每天请一个保洁，跟阿姨说我家也不脏，你随便擦擦然后歇会聊聊天；从地铁站做蹦蹦车到小区，再让他拉回去，在地铁站再换一辆反复如此。接触到的样本虽然很小，但是还是能看出一定的普遍性来。
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体力劳动者的流动也非常非常频繁，一般会在一个时间点选择离开：比如丢掉工作、结婚或者攒够了钱在家买房；其次体力劳动者的吃苦程度远超我们想象，他们要么住在极其偏远的市郊，要么住在极其拥挤的群租房，还经常面临被驱赶的窘境，每天睡眠时间平均在五到六个小时，劳动时间几乎没有低于十二个小时；第三，也正因为此，体力劳动者往往能攒下钱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的原因，而离开通常是在一个钱攒够了的节点——在老家买房或者夫妻在县城租一个门脸开个店，体力劳动者几年下来的积蓄绝对能让依然靠寄生在原生家庭来维系北漂生活的小布尔乔亚们汗颜；第四，夫妻共同生活的，大多会在北京留更长的时间，比如这几天我找的保洁阿姨都是跟老公一起生活在北京，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或保安，一般都待了五六年最多有十年，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第五，对于他们来说孩子教育是个大问题，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他们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第六，他们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多为老乡抱团，比如十几个老乡一起租下一个地下室，比如老乡车队垄断一个地铁口的运营，然后会排挤“外地”的摩的；第七，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处境主要艰难在，不仅仅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剥削，更会受到“看得见的手”的驱离，这就是敏感话题不好多说了。所以本来应该有第三个关键词是政策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那么问题来了，体力劳动者在一线城市，确实能够通过压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与辛勤劳动攒下一些钱来，那么月光族或者靠家里补贴来维系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的脑力劳动者们，强撑着他们留在一线城市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本文分析的资本聚集是一个根本原因，还有更加直接、更加醒目的元素，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