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书接前回。——阴阳眼
02
我记忆里,我父亲有一阵子患牙疼,吃各种中西药都不好,就有人说,该不是招惹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要不让金泉来看一看吧。
于是就请了金泉叔来。那个年代,请他来作法,报酬很低,无非是吃一顿饭,自己家里做的。再就是给瓶酒,或者两盒烟。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廉价的酒和烟。
到了晚上的时候,金泉叔来了,进门先是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口里自言自语,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开始在堂屋里的八仙桌子前,上香,烧黄表纸,倒上白酒,用白酒把燃烧的黄表纸浇灭,然后吩咐家里的大人拿出一个大的吃饭的那种瓷碗,里面灌满水,又吩咐拿出一把筷子,有两三根的样子,他一只手扶着筷子,把筷子直立在碗里,另一只手不停地撩着碗里的水,口里念念有词,最后,居然有两根筷子在他的手脱离之后,没有任何力量扶助,那筷子居然立着站在了碗里。他口子念念有词,说原来是你们两个在这里祸害人。
然后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就是过去挂吊瓶盐水,打青霉素——装青霉素的小瓶子。他把小瓶子的橡皮塞打开,说了声进去吧。然后塞上,装在怀里。那两根筷子,应声倒下。
他说好了。然后把这些做法的东西收拾起来,坐下来,和大家吃饭聊天,聊家长里短,世态人情。全然没有了刚才的神秘紧张。和平常完全一样。
只是在聊天的过程里,告诉家里的大人,我父亲是在下地干活的时候,经过某个地方,那里有脏东西,招惹了父亲。因为父亲的禀气弱。现在好了,他已经把它们捉走了。
第二天,父亲的牙疼病,神奇地好了。
后来我读书,有了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观念,试图解开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心理作用。心理暗示作用。病人接受了心理暗示。以为怎么样了,就会怎么样样了。
再就是,那个让筷子立在水里的法术,其实是一种魔术,是一种物理现象,只要有耐心和技巧,你也可以做到。
我没有试验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03
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对这些事情正是懵懂,或者说似懂非懂的时期。神秘,但又好奇。
我们大家都相信禀气这个词。我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金泉叔说的,还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文化里固有的。
现在想来,所谓禀气,应该是一个人身上的能量所谓禀气硬,禀气弱。为了写这段故事,我专门百度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命理学的名词:
禀气,命理学中常见的一个词汇。其解释以东汉王充的禀气说最为代表。王充主张气的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论衡物势篇》)。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
我父亲在45岁的时候,患病去世。那时候,我读大学三年级。那是我一生的痛。
在中国的文化里,人就是这样变成鬼的。人和鬼,就是这样阴阳相生的。
04
有一年,我去美国,从肯尼迪机场出来,乘车去曼哈顿,我印象里有一段高架,下面不远处,有一大片墓地,那片墓地,好大,好大,我记得走了很久,才看不见那片墓地里的景色。
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西方的文化里,好像不像东方文化里这样,生死这样对立,人死后,不这样恐惧。比如,他们家人的墓地,会很美丽,安静,安详。而不像我小时候,走进家族的墓地,总是被大人告诫,有鬼,不能去。
在我的印记里,那片长着高大的白杨树,长满了蒿草,有着高大坟头的地方,有蝴蝶飞进去,有金针花开着,地上爬满了南瓜的藤蔓,也有着神秘,诡异的传说。
也许,那个时候,我对于生死的不理解,一直贯穿到了现在,即便是现在,我也依然不理解,不明白。
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走过那么多的地方,见过那么多的人。大家都活着,向前走。
前头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死去的人,被我们很远很久地抛了后面,可是到头来,却发现,其实,他们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阿Q临行前画押,却怎么样也画不圆。于是骂道,奶奶的,孙子才画的圆呢!
05
昨天有人留言,说他们小时候也放过羊。
关于放羊,我印象里最深的故事,是那个关于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黄土高原的放羊娃的故事。
你放羊干啥?
让羊生娃,用羊换钱。
然后呢?
娶婆姨。
然后呢?
生娃。
然后呢?
放羊。
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还很年轻,就像王小波文字里还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捶的年纪,我觉得这种生娃放羊的轮回简直就是动物一般的生活。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就像当年毛在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问答:我们要走出历史的周期律。
然后呢?然后我走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
到最后却越来越疑惑,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生有价值和意义吗?我所寻求的不一样的人生,和其他人的人生,有什么不同?
就像那个渔夫和富翁在海边钓鱼的对话:
富翁批评渔夫,你不能这样懒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勤奋,要多打鱼,然后买渔船,有自己的船队,有更多的钱,。。。。。。
然后呢?渔夫问。
富翁说,然后,你就可以像我这样,悠闲地在海边钓鱼了。
渔夫说:可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啊!
坦率地说,我到现在越来越疑惑,在渔夫和富翁之间,到底是谁的生活更有价值和意义?谁的选择才是人生的真谛?还是他们的选择都没有价值和意义,都是生活的皮相?
还是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殊途同归?就像阿Q画圆一样?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6
微博上,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播音员宋英杰发了一段文字,说他的四岁的孩子:
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宋关闭了评论。所以后来虽然有4021个评论,我们却看不到。
还是昨天有人在这里留言:
记得她在这个年龄,还努力把整个世界分成光暗两面,总希望阳光照到身上,新一代思想完全不同,她们只有目的,不理青红皂白,要光的时候,信手开亮电灯,要多大的电伏都有,再也没有人问:像你这样好好的女子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亦舒
说不定睡觉才是人类活动的形态,而我们白天活动是为了搜集做梦的素材。
我曾经对“红尘梦醒自知归”这句话充满了好奇。特别是这个归字,用繁体写出来的时候:歸
所以,每次,读到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记里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凄徨:
《倚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
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虽然宽厚大度,慷慨仁侠,豪气干云(其实他的侠气最重,由于从小生长于冰火岛,不知人世险恶,不会重视自己利益,因而能奋不顾身地助人),但不免也有缺点,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是绝对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在爱情上,杨过对小龙女至死靡他,视社会规范如无物;郭靖在黄蓉与华筝公主之间摇摆,纯粹是出于道德价值,在爱情上绝不犹疑,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这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也无法干预了。
张无忌一生只重视别人的好处,宽恕(甚至根本忘了)别人的缺点,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后也必定失败。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敌人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但政治才能太强的姑娘,往往并不很可爱。
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
所以这部书中的爱情故事是不大美丽的,虽然,现实性可能更加强些。
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和张翠山之间、谢逊和张无忌之间父子般的挚爱。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一九七七·三月
下面的文字,摘自知乎上一位网友: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
“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以上摘自傅国涌著《金庸传》。
倚天后记写于1977年3月,距离金庸长子自杀只有五个月,金庸依然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所以才有了后记里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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