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三十年，把资本关在笼子里的战斗 | 404厂

1984年5月，那一年的中国金融学年会在合肥召开。1981年成立的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派出了25名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第二天，这篇《提纲》就被全世界各大通讯社传送到了五洲四洋。

自己的学生们大出风头，当时央行的副行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刘鸿儒对金融改革的前景却没那么乐观，他后来对人分析道：“建立金融市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从当时的条件而言，却并不具备。”

五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刘鸿儒拿着全会的决议问当时的总理，这句“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总理摇摇头，说，看不准。

那一年，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这个汇集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组，成员有当时的财政部长谢明，还有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青年学者。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沉寂，经济学在中国又一次成了一门显学。

五道口的“亮相”惊艳了全国。当时跟人行研究生部一街之隔的清华大学也决定办一个经管学院。几经商议，清华大学在五年前成立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还请来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老校友朱镕基兼任首任院长。

那一年，水利系学生刘士余本科毕业，成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批研究生。

那一年，西城区委书记履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局局长，在他的规划下，北京阜成门到复兴门一线渐渐成为北京的金融中心，金融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后来也陆续迁入这条街道。

 

01

起点

 

1992年8月9日，常住人口60万的深圳市一夜之间挤进了150万人。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拿着身份证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一张身份证就可以拿到十张“新股认购抽签表”。有的人甚至找遍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装了满满一大包身份证踏上了南下的旅途。

9日一早，深圳证券交易所门口拥挤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尽头，一名来自江西的打工仔被挤出队伍，满头大汗，他沮丧的表情成为那次事件最著名的一个剪影。

那一年，深圳市决定在8月10日发售1992年的新股认购抽签表，一时间，百万大军下深圳，去争抢认购新股的难得机会。

▲1992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门前被挤出队伍的江西打工仔

但到了10日当天，气氛却变得有些紧张。有人说，“内部人员”正在炒卖认购表，有人信了，有人没信，但也变得有些烦躁。

晨光熹微的时候，焦灼的人群在报纸上看到了500万张新股抽签表被抢购一空的消息。失望、沮丧的人群更愿意相信之前的传言是真的，人们的情绪顿时像被点燃的油桶一样爆发了。

“反对欺骗！要求公平”“严惩不贷营私舞弊者”“吃多少，吐多少”，人们打出横幅，高喊口号，开始在各个销售网点麇集，并渐渐向深圳市政府靠近。

迫于压力，市政府宣布，将准备次年投放的500万张抽签表提前发放，人群应声散去。

“8.10”事件震惊了全国。两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

早在“810事件”的两年前，就有人提议，股票市场忽涨忽跌，要不先暂时关闭，等经济情况稳定了再开放。当时正值珠海特区成立十周年，最高领导人南下参加庆典，就这个问题征求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的意见。

刘鸿儒的意见是股票市场的试点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

“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刘鸿儒向最高领导打了包票。

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了下来，人们说刘鸿儒“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国股市”。

1992年10月，刘鸿儒就任证监会首任主席。据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刘鸿儒谈话，问他能不能干？刘鸿儒有压力。朱镕基一再坚持，刘鸿儒终于松了口：

“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 

到1993年春天，证监会先后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并在天津开了第一次全国性证券会议。这次会议上，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批监管者们聊起了世界历史，从1929年“大萧条”一直聊到九十年代全世界各式各样的金融危机，最后，刘鸿儒总结道：

“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 

后来，人们将这个论断总结为“基石论”。

什么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刘鸿儒给了自己的标准：

一要真实，不能有半点虚假；二要业绩好，有成长前景，要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是能够切实改善治理结构，做到内有动力、外有压力，不断增强竞争力。

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督体系渐成规模。1995年3月，刘鸿儒卸任证监会主席，国务院也正式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副部级直属事业单位”。

 

02

曲折

 

刘鸿儒正式卸任是在1995年的3月30日，而在一个月以前，因为万国证券的违规操作，当时开始仅仅两年多的国债期货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

在这次“金融期货大劫难”中，陈万宁的交易席位亏了七千多万。后来，这位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少年班”出身的金融“学霸”一次次亏得一败涂地，于是专心做起小说和剧本来。十年后，《武林外传》火遍大江南北，没人再记得交易员陈万宁，只记得编剧“宁财神”。

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以“国债期货市场屡次发生由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风波”为由，关闭了国债期货市场。直到十八年后，2013年，国债期货才又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上。

这是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的第一次“出拳”。

金融市场起起伏伏，总逃不出“一平二负七亏”的定律，更何况，彼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并不那么完善。

有人在股市里赚了钱，更多人亏了，甚至亏得倾家荡产。作为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证监会总是免不了成为人们的“出气筒”。

1997年，证监会查处了盈利造假，抬高股价的“琼民源”公司，公安部门将该企业的负责人拘捕归案。随即，有人雇了两卡车工人堵上了证监会大门，声称“工人发不出工资来了”，要证监会给个说法。周道炯反问道，“琼民源”自称盈利5.7个亿，怎么就发不出工资来了？

堵着大门的人群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散了。

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有人弄了两车炸药，要来炸证监会。这条谣言还摆在了周道炯的办公桌上。——所幸，这是虚惊一场。

1997年，67岁的周道炯离开证监会，到这时，这位“救火队长”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对接任的周正庆说：“我的飞机平安着陆了”，对方则回答道，“我的飞机才刚刚起飞。”

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摧垮了东南亚的经济，重创了香港、越南，中国股市也岌岌可危。靠着当时还比较低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资本市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是，冲击依然存在，仍然有大量的投资者被套住，仍然有投机者蠢蠢欲动。

1997年8月，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统一划归证监会管理，几个月后，人民银行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也转归证监会监管。1998年，证监会与国务院证券委合并，新的证监会升格成了正部级。

1999年，中国证监会向中央政府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消息传出，中国股市随即大涨，八个交易日狂涨20%，一个半月内，涨幅达到了70%。后来，人们称这次增长为“519”行情。

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大牛市”。

“广大股民来投资是支持你国家建设，谁投资你套谁，你这叫什么资本市场啊。”周正庆说道，面对大牛市，这位见证了中国证券业起步的“老领导”依旧保持着慎重的态度：

“股票指数还没有超过历史最高点，A股1300多点，这是恢复性行情，没有出现井喷。” 

相比于“井喷式”的增长，周正庆可能更希望中国股市保持缓慢而稳定的增长。

“我们要保持慢牛，快牛不好，低迷也不对，如果每年增长一点，每年持续增长，不要说1000点，如果从十年前每年涨100点，现在也应当是3000点、4000点。”

“入世”谈判即将进入尾声，到开放的那一天，这个市场能否发展出足够应付风暴的稳定性，这是摆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面前一个巨大而严峻的问题。

 

 

03

风浪

 

2001年，朱镕基在北京会见了索罗斯。两年前还在香江畔对垒的两位金融战略家坐在一起，聊起了中国的资本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这位“老对手”向朱镕基进言。

索罗斯还举了日本的例子，当年日本制造业强势冲击美国市场的时候，金融体系却一塌糊涂，结果制造业挣来多少，金融市场就丢掉多少，“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金融“大鳄”索罗斯

那时候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正是当年“金融改革研究小组”里的青年学者周小川。一年后，周小川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51岁的尚福林升任证监会主席。

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改革在此刻紧锣密鼓地拉开了。

当年，中国证券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一位老部长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上质问刘鸿儒，全世界凡是搞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是搞私有化的，中国也要走这条路吗？老部长的话代表了一大批对资本市场充满戒心的人。到最后在向国务院报告的时候，刘鸿儒等人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上市公司60%的公有股不纳入流通范围，而剩下40%的股份进入流通领域。

“从此留下了股权分置的问题，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留和推进股份制与股票市场不得已而为之。”多年后，刘鸿儒深感遗憾地说道。

而到了十多年后的2005年，股权分置的改革终于从日程落到了行动上。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法人股”进入流通领域的改革就水到渠成，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因此荣登中国年度经济人物。

“脱缰”的“法人股”给股票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到2007年，中国股市暴涨，上证指数逼近6000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资本市场全面繁荣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2007年股权分置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大“牛市”成为中国证券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此时，国际资本却风云突变。

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极大震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刚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都无一幸免。一时间，一年前还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股市成了人们叱骂和调侃的对象。

美元下挫、油价暴涨，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如越南的资本市场几乎狂泻三分之二还多。证监会连续表态，要“继续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与此同时，围绕着一些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传言也渐渐多了起来。

当时，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甚至在专栏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玩家都以这样的逻辑行事，恐怕资本市场河清无日。”

 

04

前路

 

不过，事实最终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过去，中国资本市场的生命力依然顽强。

2011年，尚福林卸任的时候，大盘已经回升到了3000点左右，比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涨了足足三分之一。

2016年，当年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研究生刘士余担任了证监会第八任主席。前一年的风浪刚刚过去，“监管”成了这位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谈得最多的一个词。

三年时间里，证监会开出了无数张罚单，行政处罚的数量和金额年年刷新纪录。

“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刘主席的话说得一次比一次重。

在刘士余的任上，新股上市的排队时间从两年压缩到了半年，困扰A股多年的“IPO堰塞湖”问题得到了缓解。

这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跟他的前任们一样，从体制改革委员会起步，历任人民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直至证监会——这个全国资本市场的“大管家”。按照1991年的100点看，到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容纳的资金量已经是当年的30多倍。

九位证监会主席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一日千里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有人实现了梦想，也有人从此堕入深渊。

高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为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募集到了巨额的资金，支撑了三十多年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也让无数人的财富梦想在起起伏伏的K线图上跌宕起伏。

每年，无数的创业者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将创意转化为财富的资金，也有无数的投资者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市场，实现了自己的资本之梦。

30年前的深圳，深圳证券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国投的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仅仅一个月时间里，深发展股价上涨了100%，万科和安达上涨了380%，原野和金田也分别拥有210%和140%的涨幅——这是当时深圳仅有的五只股票，正是从这五只股票起步，中国A股市场如今已经有了3600多家上市企业。

30年前草创阶段的繁荣给了当时南下调研的刘鸿儒巨大的信心，他对人说：

“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干了10年副行长，主要抓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其他方面都有框架了，唯独资本市场还没有闯出一条路来，所以我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30年后，这条路上已经有了1.42亿同路者，聚集了数十万亿的财富，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它是梦想的起点，也是罪恶的渊薮。

2019年5月19日的夜晚，刚刚卸任证监会主席转任供销总社理事长的刘士余主动投案，配合调查。人们记忆中他对资本市场上那些“大鳄”们说过的话再次刷屏了网络。

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位与中国金融改革同时起步的专家型管理者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会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三十年长路上，踏满了传奇的脚印。

今天的太阳晒不干昨天的泥泞，但却会照亮明天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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