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烂漫时，武大爱动武 | 猛哥

汤商皓、铃木光子与两个孩子的合影（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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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武汉的夏天非常热，毒日头当空高高晒。

李四光蹲在乱坟岗里啃干粮，他的坐骑——一头小毛驴正在旁边吃草。乱坟岗位于武昌罗家山，不远处是烟波浩渺的东湖。

此地甚好。

李四光拿出地图，顺手环绕罗家山画了一个圈——足足有八千亩。他是受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的委托，来给一所新学校选址。

前一年，为改变中部地区教育落后现状，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原有的武昌中山大学，新建一所国立大学。

李四光当时是中国地质学会会长，被蔡元培任命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好朋友叶雅各（林学家）的建议下，他来到山水相连的东湖之滨考察，终于找到理想之所。

敲定校址，李四光延请美国建筑学家开尔斯来操刀新校园的蓝图。

开尔斯以北京故宫为范本，巧妙地利用了周边两座山，将中国传统建筑的“轴线对称、主次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原则融入校园的设计之中。

这才有美轮美奂的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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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一出世便风华正茂，名师荟萃。

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觉得罗家山这个名字太土了，改作珞珈山。

首任校长则是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他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民国时代的重要法律，如“六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都是他牵头拟定的，后来升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及外交部长。

王世杰后在台湾去世，曾留下遗言，“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他对武大的深情以及对武大校长一职的自豪。

武大创校后，报考的青年才俊多如过江之鲫。

1930年，18岁的汤商皓考上了武大经济系，他是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永定区）人。

民国时代，武大经济系出了很多牛人，汤商皓有个同学叫张培刚，后去哈佛大学留学，其博士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成为欧美大学指定教材，回国后在武大任教，厄运连连，被“发配”到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前身），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该校经济系，被誉为“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

汤商皓的学术人生没有这么精彩，乱世飘零下，他的命运被历史反复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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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汤商皓从武大毕业后，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门工作，随后被公费送往日本留学。

起初，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部研修，后以当时日本农业不如工商业之积极于现代化，乃转入东京商科大学（现名东京一桥大学）研究部，学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留日期间，他寄宿在一户日本人家里，与这家的养女铃木光子相识相爱，同居生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汤商皓不得不中断博士学业，携带妻儿返国。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聘请他为经济系讲师。

1938年2月，日军逼近华中地区，武大决定西迁四川乐山。为保护校舍，王星拱安排汤商皓及4个校工留守。

王星拱的理由是：汤商皓的妻子是日本人，他会说日语，可与日军周旋。

汤商皓不想做亡国奴，再三拒绝，但王星拱，“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

见校长“情辞恳切”，汤商皓“乃临危受命。”

日军兵临武汉时，汤商皓等人躲进法租界，哪里想到，小小的法租界涌入10万难民。

日军占领法租界后，将汤商皓等留守人员抓获，最后是铃木光子“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得以释回。”

之后，经汤商皓和铃木光子斡旋，用一个月时间，把10万难民平安疏散到难民区或返乡，“难胞一再表示感激良深。”

武汉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类似事件，汤商皓和铃木光子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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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治安和交通恢复正常后，汤商皓让妻子前往“武汉治安维持会”日军顾问部洽谈可否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

经获许可，他与铃木及同仁渡江前往校园视察，日本宪兵随行，经洪山至武大校门，但见“路断人稀，兵车，一副战时景象，暗中唏嘘不已。”

武大校内驻有一日本联队，联队长是荒原大佐。

汤商皓对荒原说：“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言兹长所系，……，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上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

他提出建议，武汉城内有很多空置民房，日军就不要驻扎在武大校内，可否搬走？

荒原居然还蛮客气，表示可以将士兵调入城内，不过军官们还住武大教授宿舍，野战医院不便搬迁，也继续放在校内，但会“小心维护”。

他向汤商皓保证：“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水秀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大可放心。”

汤商皓等人见他言辞颇合情理，“道谢”告辞。

归途中，看军车云集，汤商皓还是很伤感，“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卖武之场，感喟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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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汤商皓听说驻武大的日军换防，再去探视，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个文职武官高桥少将。

此时，校内军人军车减少，被当做后勤办公之地。

高桥的态度较为和善，说武大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

高桥说：“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与此，以增情调。”

汤商皓说：“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

汤商皓的本意是，樱为日本的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高桥很狡猾，婉拒说：“樱苗易得，梅种难求。”

高桥邀请汤商皓来年回武大赏樱。汤商皓打哈哈，随即告辞，巡视武大各处，见无异状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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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西迁之前，给护校小组留了一点经费，但到1939年冬天，经费耗光。

众人被迫分散开来。

汤商皓是日眷，不便出走，只好困守；有两人潜出日军防线，去四川向校领导复命请示；有一人回老家（武汉黄陂）；还有一人姓涂，上了年纪，就随汤商皓继续留守。

为了维持生计，汤商皓租一小店，由铃木向日侨批发部购买日用品出售。每逾数月，前往珞珈山探视。

条件艰苦，姓涂的校工后来也回湖北汉川的老家，就剩汤商皓和铃木夫妇坚持护校。

三年过去了，武大方面始终没有跟他们联络。

雪上加霜的是，铃木因为生孩子，“瘿病不治，于1942年冬逝世。”

两个孩子嗷嗷待哺，殊难照料，汤商皓乃于1943年夏与刘姓女士结婚。一家四口生计维艰，将此二子寄养在岳父家。

汤商皓和妻子计划去找学校，走陆路太危险，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再转香港，然后入川。

临行前，他们再一次去珞珈山探视，“作最后一次护校之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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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汤商皓的计划完美，但难成行。1943年冬天，他与妻子辗转抵达上海后，听闻香港沦陷，只得滞留上海，由友人介绍，入一银行工作，得以安身。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武大复校，汤商皓终于跟学校取得联系，时任校长周鲠生嘱他返校。他正欲成行，哪知又是一个阴差阳错。

当时台湾刚光复，急需留日学生前往协助接收。汤商皓被安排前往台湾，几个月后，接收的事情办妥，他又奉命主管台湾省商业行政。一年后，他又奉命筹设中兴大学商学院，担任院长兼系主任。

就这样，汤商皓自此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学院，直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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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一别40年。

1985年5月，已经移居美国的汤商皓回大陆探亲。他当年寄养在岳父家的两个儿子在武汉光复后，由湖南老家派人接回原籍抚养，因为海外关系，屡遭劫难。

72岁老父与40多岁儿子抱头大哭。

经老同学张培刚等人邀请，汤商皓重返武大，尽管时过境迁，他还是不忘昔日校长所托，写下3000余字的文章《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向母校汇报护校经过：

噫！予毕业武大，返校任教，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校舍无恙，幸未辱命。夫以当时数百万国防军，犹不克抗阻顽寇，而纷纷损兵失土。而予与数同 仁，皆手无寸铁之文弱书生，尚克冒险犯难，与寇酋数度周旋，完成此一艰巨之任务，未负学校当局之苦心。

他还专门感谢了前妻：

其间日妇铃木嫁夫随夫，颇明大义，协助护校良多，似亦不无勳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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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武大师生全部从乐山迁回武汉。

次年三月，他们惊呆了，老斋舍（现女生宿舍）前顿成花海，原来是日本人种下的樱花开了。

如今，樱花遍布武大，其实主要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82年中日友好10周年、1992年中日友好20周年时，日方赠予的樱苗及其繁育品。

汤商皓1997年因患肺癌病故，享年86岁。他晚年在美国从事侨务工作，先后任武汉大学美国加州校友会会长、加州湖南同乡会监事主席、湖南旅美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一文曾于1991年被《武汉大学校友通讯》刊发。可惜文章流传范围有限，武大这段校史及武大樱花的由来不被更多人所知。

大约武大本校人员亦少有人知悉。要不然，武大保安怎会狠揍“和服”赏樱男？战火纷飞时，尚能文风不坠，不卑不亢；和平赏花日，却斯文扫地，动辄拳脚。

武大正门牌坊上书写“国立武汉大学”，常被人念作“学大汉武立国”，如今看来，武大果然爱动武。

参考资料：《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武汉大学校友通讯，汤商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