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风口在哪儿？
先出给我的思考：产生在技术变革与政策共振的交集地带。
18世纪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代替手工的时代。蒸汽机的伟大，是催生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
同时，客观上改变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生产关系。
当然，也有广为人诟病的地方：圈地运动，殖民扩张，环境污染。
半个多世纪后，一位英国化学家的学生，灵光乍现，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开创性地得到了产生交流电的方法。
这位“以生为平民为荣，并不想变成贵族”的科学家，为人类带来了“电气时代”。
他的名字叫法拉第。
随着西门子们实现了发电机的量产，电灯、电影、电车、电话相继问世。
两次工业革命的交叉融合，实质上促使了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焕发出了强大的生产力。
过剩的生产力在寻求市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喋血”的特性。
东印度公司们，凭借着坚船利炮，不断打开各个古老国度的通商口岸，又诱发了西方脆弱联邦以及东方帝国的瓦解。
伟大的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分析，预言到了“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下世界性大战的爆发。
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不可避免。
只是，技术的变革所能辐射到的群体，以及其带来的足够大的蛋糕，并没有迅速埋葬资产阶级，人类的历史蜿蜒向前。
就像“电气时代”创造了难以估量的就业一样，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消灭一个“邮递员”的同时，会创造>1个岗位。
人类似乎真的可以在不断竞争与追逐中，完善和调节生产关系。
可那些伟大的国度，终究逃脱不了马克思的预言，纷纷堕入了“帝国主义”的泥淖。
至此以后，“先军政治”成为了帝国们的大纛，一大批根植于军事应用的技术，雨后春笋般，遍地滋生。
其中，便包括航空、核物理、无线电、船舶工业、计算机、材料学等。
借助于国家垄断，电力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焕发出了强大的生产力。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生产力的跃迁，又促使了殖民浪潮的肆虐。人类的命运，走向了“民族主义”的丛林，万物肃杀。
1932年，德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提出抗议。
后离开德国，前往美国。
他的论文，为人类跨过“蒸汽机”与“电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先军政治”的遗产，客观上诞生了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与遗传工程等一大批应用突破。
后“世界大战”时代，昌盛者过剩的生产力，剑指太空。
而技术的不断迭代，又造成了有“格局”的大国重新定义“人力资源”。
囿于犹太难民接受计划的意外收获，1946年开始，《富布莱特计划》落地，美国政府利用真金白银，不断从世界各地吸纳“尖子”。
而后知后觉的日不落帝国，待到了19世纪60年代，方才醒悟，急忙出台一系列措施，以遏制“尖子”外流。
人类历史从来如此，生产力的跃迁对生产关系的改善，需要付出惨痛的教训。而去纠正老路子，总是绕不过一大批食利之旧族。
古老的大国，牵绊太多，篱笆太多，纠葛太多，城堡太多。
所以，古老的大国需要新鲜的血液。新中国政府不惜以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飞行员表达诚意，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方才历经艰难险阻，回到了故土，旋即扎进了茫茫的戈壁滩。
一年后，他给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顶梁柱写信，用人民的名义召唤其归国。
同样是历经艰险，郭永怀携夫人而至，并与王淦昌、彭金武一道，站在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最前沿。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也出尊严。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一些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意识到，完备的工业体系，是免遭“二次殖民”的唯一金牌。
于是，东方卓越的政治家，拿出了“焚书坑儒”的气度，组织全国人民，发展民族工业。
至于身前生后名，也只能任人评说了。
另外一个层面，这一轮技术革命意外地把“军民融合”这个崭新的话题，推上了时代的舞台。
科技进步对传统衣、食、住、行的改造，间接导致了一大批“旧动能”的谢幕。
其中“集成电路”的发展，使得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连接的技术红海，好似找到了一叶扁舟。
至此，不少哲学上的命题，纷纷通过人类思维的扩展，而进入到现代实验室。
甚至，我们开始展望，人类可以找过“压榨”同类之外的路径，而充分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
倘若前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基建”，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找到了人类发展的“动能”。
而尚未完成“基建”的国度，注定会“一步慢步步慢”。
至于未来发展的“新动能”，第二梯队以外，注定汤水全无。
在此逻辑下，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基建”的国家，才有资格拿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票。
201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4.0”成为了会议焦点。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官方机构给出“工业4.0”的完整定义。
蒸汽、电力、信息时代之外，单纯地用“AI”为之命题，总归太过单薄。
“智造与制造”的区别，则需要人类长时间的探索，方能找到清晰的表达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大量无效的投入。人类在找到准确的通道之前，山重水复疑无路。
风口在哪？
寻找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回归到技术本身。
因为，没有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是能够脱离技术而独行的。
譬如，我们打开《自然》、《科学》、《细胞》、《物理报道》等等，关注最前沿的自然科学，便会意识到，技术进步，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滚滚而前。
其中，医学、材料、量子力学、遗传学，极有可能诞生下一个时代的“西门子”。
拿最近大家聊得比较多的“特高压”举例。
我国，76%的煤炭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80%的水能分布在西南部；绝大部分风能、太阳能分布在西北部，而70%以上的用电需求却集中在中东部。
能源资源与电力需求分布极度不平衡，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的距离长达1000到3000公里。
过去的几十年，高层的主要基建重点一直是放在交通上的，比如1990年代的公路网，2000年代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2009年之后的高铁网。进入2018年，交通网络基本成型，我国的基建发展进入补短板阶段。
十二五期间，“特高压”命题首次进入国家计划。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基建横空出世，成为2019年的经济工作重心。
而上峰阵前点将，华能&三峡办双经历的寇大人接掌国网公司帅印，宣告特高压成为新基建的主力之一。
而如此前瞻性的规划，既得益于我国电力人才的储备，也归功于国家资本的倾注。
缺一不可。
类似的表述，我们细读各次高级别会议的报道，总得嗅到国家资本行为的端倪。
只是，时与运，相辅相成，大国政策上的复杂考量，总是要置于彼时之环境。
有朋友在问，未来可能爆发式发展的高新行业，该如何押注？
说实话，能押中，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可能产生“裂变”的行业面前，需要纳入考量的体系太过繁复：技术本身，资本持续投入的耐性，时，运。
也因此，我们从国家战略中，能找到的，远远还称不上风口。
08年前后的光伏，则是最好的教训。
往前数，还有“运10”们的坎坷身世。
可问题是，不从在文件里明确的方向寻找突破，则更容易找不着北。
伴随着人口周期的转变，规模拐点降至，“零和博弈”与“负和博弈”纷至沓来，数量经济被扭向质量竞争。
80后中3500万高等院校毕业生，90后中超70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未来将有2.5亿人受过高等教育，而这部分高质量人口的迁移路径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兴衰，其沟通方式、消费习惯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决定了未来5年的风口。
这也是，5G热有如此恢宏的时代印记的原因。
在高阶的预期下，即便5G 的研发及部署进展不及设想，也难以阻碍政府采购主导下的智慧城市成为资本瞩目之焦点，智慧政务、智慧环保、智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生活、智慧企业等场景，教人浮想联翩。
5G之外，还有一部分资本聚焦土地流转下的金矿。
2017年来，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全国耕地确权基本完成。2018年，农村土地的三项改革试点和土地法修正完成。
“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循着官方立论之足迹，我们可以想象，本届政府将会把国内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彻底解决，而土地资本化也一定是今后农村发展的破局点。
我在牲产队里私下交流时，对农村的事儿，土地的事儿，介绍的比较多。归纳起来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跳不了三尺高”的小农经济，若要焕发生机，一定离不开生产要素的资本化。
听起来很残酷。
因为，没有土地资本化，则一定没有土地规模化。而离开土地规模化谈农业现代化，都是扯淡。
悲观的是，东北亚型的小农经济，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日韩等现代国家久拖未决，总是能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农业概念的火爆，并不意味着土地生产力的质变。
资本大佬们，定能明白我之所指。
那么，在明眼人都能瞧见的风口之外，是否会诞生新的动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
若我预测无误，那么下一代的弄潮儿则属于在基础研发上，有着核心实力的团队。
这里，既包括对传统衣食住行的升级换代，也包括创新人类视界，或全新体验。
无论哪种方式，总是少不了计算机科学的全方位支持。
前天，还有朋友聊到，纯做技术而言，靠自己本事在京沪能买房的，程序员的比例最大。
他还讲了个笑话，一算法工程师，观望之际共接到了247个猎头的电话。然后，他建了一个群，让猎头们互相絮叨，互通有无。
结束促使了一大批猎头的转行。
工业4.0时代，基础科学领域，人类智慧陷入了长时间的瓶颈，计算机科学是技术本身，还是“工具”，已愈发模糊。
阿尔法狗打败的，是生物智慧触及的极限。
循着这个逻辑，AI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必然会消灭人类大量的重复劳动。
不远处，失业潮的警笛重鸣？
人类不被时代淘汰的办法，不锈钢饭碗之外，是进入“创造性”工作领域。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例子。
它们是风口吗？Who knows！
而开篇提到的技术变革与政策共振的交集地带，毫无疑问，会引领下一个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