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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上午，我和老赵蹲在一个200平米的大坑前，两根烟的时间里相对无言。
老赵五十岁了，工作是工程抢险，哪儿出事了，哪儿就有他给开发商擦屁股。工地上什么肮脏没见过。
看着眼前的废墟，老赵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话：
跑了这么多工地，没见过出这种事情的。
一天之前，杭州萧山，碧桂园前宸府项目边上出现了一个大坑。早上六点，已经有人发现工地基坑坑壁上出现了裂痕；不到两个小时，基坑边缘路面塌陷。
你包叔看到，基坑下面的水泥桩都歪倒了，梁也断掉了。一辆黄色的小挖掘机被泥沙埋了起来，只能看到挖臂，就像变形金刚“大黄蜂”被活埋了。
十几年前，你包叔的好友兽爷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南下，还是北上。
深圳朋友对他说，南下来深圳吧，这是中国最平等的城市。大家都赤条条来到这里，再穷也可以在布吉的城中村落脚。不管有没有深圳户口，死了都能享受1830元的免费殡葬。
兽爷听说后十动然拒，头也不回地去了北京。
十几年后，当年中国最平等的城市深圳，也回不去了——这座城市正在举行着一场场轰趴，大多数人只能围观，无法加入其中。
一场轰趴是在6月21日的雨中进行。那天深圳的雨下得和书桓走的那天差不多，为了认筹深圳华润城润府三期，房产登记中心前开证明的人们排起长队。
官方发文辟谣，“打印无房证明排队5公里”、“婚姻登记处排队离婚买房”是恶意夸大歪曲事实，将会调查到底。
几天过去，官方也没说清队到底排了几公里。这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
741套千万豪宅，引来6776人认筹，摇号中奖率11%。
6000多人失望走出摇号处，认筹最多客户认了15个筹，3000万现金冻结在银行。
结果还是没有摇中。
这场轰趴源于政府的限购。润府的价格，已回到2016年。润府一期二手房价格最高到了十三万，三期备案价却仅为八万五，买到的人，等于喜提300万+。
2003年，顺驰一路狂飚的时候，孙宏斌突然创立了一家名为融创的公司，专做高端楼盘。
融创与顺驰同样激进，一年之后，销售额就达到了25亿。孙宏斌甚至认为，5年后，他将拥有两个顺驰。
两年后，孙宏斌将自己手头上的资产分成了顺驰A和顺驰B。他把顺驰A卖给了路劲，即便再多熬四五个月，就能拿到30亿回款，但顺驰已经枯竭了。
转让顺驰好几年后，接盘侠路劲董事长单伟豹还在吐槽孙宏斌。他说孙宏斌兜售顺驰前，已经掏空了这家公司，留下了一堆烂资产，把好的资产全装进顺驰B——融创里面了。
顺驰的失利成了孙宏斌人生的重要一课。融创因此学会了断臂求生，把收购来的成都著名烂盘蓝谷地和长春的项目马上卖掉变现，融创获得重生。
融创的“创”，来源于天津城投旗下的“天津创业环保”。天津的朋友告诉你包叔：
融创的第一桶金，来自与国企的眉来眼去。
2015年，天津一位女领导落马，牵涉了“建口”20多个官员，到现在仍有余波。
那时，孙宏斌还不知道，十年后，他将投资两家房地产以外的公司。一家是乐视，一家是链家。他也不会想到，自己将接连被掏两次。
世事好轮回。
2013年9月，一个浙江地产商跑到成都西北一百公里的北川新县城，拍了块地，要搞房地产。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北川是大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县城2.2万人只有8000多人活了下来，大半个县城都在土里埋着。政府重建了一个新县城，给每家都分了安置房。
人人有房住，比雄安还更早消灭商品房市场。谁还会买房？
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安徽大别山深处的“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学生，将结束一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坐着车牌号为“91666”的大巴奔赴考场。
而在一个月前，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学生们在奥体中心开了自己的校运会，多位奥运冠军坐阵，比赛解说员是央视骨灰级名嘴宋世雄。
小学常常被称为“人生的起跑线”。但很多时候，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一个赛道上。
即便在北京，学校也被分为“牛小”“普小”“渣小”，学生被分为“牛娃”“奥牛”“英牛”。
5月28日，杭州官方发布了年度“十大热词”。他们的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最能反映杭州人民呼声的十大热词，是：
跑改、地铁、环保、教育、单车、电费、食药、拥堵、降费、垃圾。
去年这个时候，杭州十大热词是：
办事、减负、雾霾、健康、邮递、物价、食品、拥堵、降费、垃圾。
在杭州房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两年里，杭州人民关心列表里，没有“房子”。
杭州十大热词出炉的那天，核心商业区的一块地被恒隆以107亿价格拍下，楼面价每平米5.5万。上海中心新天地的地起拍楼面价也仅有3.5万。
这块地拍了7个小时，竞价了336轮，佛系的香港开发商恒隆，很多年没有露出獠牙了。
2018年快过去一半，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也阻止不了全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从二线四小龙再到三四线城市，庞大资金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看不到尽头。
在丹东，炒房客把这座边陲小城炒出了限购；在成都，几万人抢一千套房，排队绵延几公里。
在西安，316套房子摇号，出现了几十个公职人员关系户；在郑州，融创壹号院和金茂府把房价拉到十万一平米，有销售甚至喊出“二十万不是梦”。
这些城市气温都没杭州高。
摇号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991年。
那一年中国股市刚刚起步，股市就那几支股票，新股一出来就被抢购一空。上海三家本地券商申银、万国、海通想出一个办法，先发预约券，然后摇号来确定谁能打新股。
1991年10月，万国证券发兴业股票预约券的那天，人山人海，黄埔营业部的谢荣兴正和公安局局长商量怎么避免搞出群体性事件，一位城管局的小官员直闯办公室，说你们的标语影响市容整洁，要进行处罚，磨磨蹭蹭不肯走。
谢荣兴过了一会儿才明白：
明明是要来敲诈拿预约券的，还冠冕堂皇讲市容。
小鬼难伺候。 继续阅读“你包叔 | 摇出一个家属院[转]”
1986年9月10日，《蛇口通讯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天津开发区是否会赶上蛇口——年轻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
只用了两年时间，天津东边的一片盐碱地，就让创造了蛇口神话的袁庚都为之紧张。
连喜欢画圈圈的总设计师当时也给天津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当时的“希望”，是全方位的。
希望的源头是一群从北京和深圳奔赴天津的年轻人，管委会主任仅仅33岁。他做过北大学生会会长，身边围绕着一批津门最有思想的年轻人：郭保平、皮黔生、唐建宇……
过去二十天海南的大起大落，实在太刺激了。
自由港规划出炉一周后——4月22日，海南出台了史上最严的限购政策。“天涯海角”成了中国唯一一个全省限购的地方。
在此之前的2017年，是海南楼市历史上收成最好的一年，卖了2700多亿货值的房子。销售额相当于海南2017年GDP的五分之三。
限购政策将一片喧嚣热烈的楼市，一把推入了冰河中。5000亿货值的房产被锁定，所有炒房客能找到的漏洞，都被政府堵上了。
2017年海南全岛一年卖了25万套的房子，八成以上的房子都被岛外人买走。对岛外人限购，就意味着海南几乎“失去”了八成的房地产市场。
“4·22”后，好几万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海南地产人怎么也想不到，工作也就一下子这样凉了。
唱着一首凉凉的不止是地产商。政策之严厉，连一位鼓吹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限住了。
著名经济学家想要买套海南陵水的别墅。定金已交，却赶上“4·22”限购政策出台，因户口问题，被拒之岛外。
陵水的开发商朋友对你包叔说，四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从对岸游回祖国；四十年后，他也越不过琼州海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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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港概念，把海南又一次拔高到让人仰望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