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春节将至,又是一年岁末,但此刻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依然很紧张,许多人依然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上。就像大家知道的,随着之前疫情陡然反复,各地在抗疫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应该说,经过一年的战斗,我们如今已经对新冠病毒有了更多的了解,准备也十分充分,许多矛盾疏漏是本不该发生的。但现实中,特别是抗疫的基层一线,一些本就存的基层痼疾,因为疫情却变得空前突出,使得基层抗疫的工作显得十分被动,而这正是值得我们来谈谈的。
我们不妨先来描述一下不久前一些地方的基层十分令人不安的局面。全国不同地区因为政策,经济发展等差异,基层情况并不相同,本文讨论的一些具体情况主要是针对笔者所在的,比较了解的地区。
大凡对我国的政府运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岁末本就是各部门,特别是基层一线最忙碌的时候。而像今年这样,三道压力同时发力的情形则是空前严峻的,堪比20年夏季的长江大洪水。
第一道压力来自年终考评。今年和往年相比,由于近几年的部门改革合并和之前疫情的相对缓和,甚至是今年执行的基层减负年政策,共同造成了不少部门年底算总账的情形,使得基层的年终考核面临着报复性释放的压力。动辄数十页的考评要求和陌生的新考核标准,大量材料必须从零开始,又使得即使最老练的基层干部只能绞尽脑汁,疲于奔命。在短期内制作的材料动辄堆积如山,这些都是以高强度的加班为代价的。
第二道压力则来自各种日常工作。岁末本就是基层日常工作的收官节点和新一年工作的起点,比如民政维稳,秋冬防火,新农合收缴,农村房屋保险等。实际上2020年本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工作量远远大于往年,很多持续数年的阶段性工作,如大家熟悉的精准扶贫工作,就是以这一年为收官之年的,这种最后冲刺带来的压力也是空前的。不少地方还面临着乡村振兴,厕改,宅改的压力,可以说,很少有像2020年的年终这样,历年工作收官与开局如海啸般涌来的。
第三道压力自然来自防疫管控。面对春节前人员的密集流动,基层干部一个人挂包几十上百人的情形并不少见。而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这种压力是陡然增加且不断逐级加码的。就如很多人遭遇的,上级政策要求落地核酸和中高位地区返乡七天隔离,到了基层就变成十四天隔离甚至是七加十四天隔离和三次核酸检测,这就是明显的层层加码。由此带来的全面摸排和严密跟踪,大量的数据填报,密集的入户走访,使本已经筋疲力尽,时间高度紧张的基层干部完全无法支撑,就必然要出现脱漏疏忽乃至偷工减料的情形,而偏偏新冠病毒是最会钻漏洞的,所以相关部门才要一再强调不得层层加码。
好在,现在随着年终各项工作的逐步完成,各地的主要精力也逐渐转入防疫工作,加上疫苗的逐步投入使用,我们刚刚度过了很可能是今年抗疫最艰难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到2月7号,全国已无本土新增病例,阵脚可以说已经稳住了。
当然,这不是靠运气,而是得益于我们一年来对国内疫情的成功控制和强大国力的支撑。在极短时间内对数亿流动人员的全面核酸检测,和对疫情地区以城镇为单位的人员集中隔离,这在中国以外是不可想象的,有效切断了病毒的传播。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虽然整体上有惊无险,但一些问题是不应该的,总在河边走,难免要湿鞋。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偶发的因素,比如2020年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但也有一些固有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和去年相比不但没有得到修正反而要严重的多,使基层这本就勉强支撑的情形加剧恶化,最终导致了一些地方基层抗疫力量的不增反减。
我们不妨来看看去年年初,在物资紧张,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战胜疫情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与强大国力的支撑,一线干部的奋力拼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前者随着对新冠病毒的进一步认识,是不断强化的,但后两者恐怕是出了些问题了。
之前谈到了作为防疫一线基层干部的疲惫不堪,实际上群众也是怨声载道。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上级三令五申要求简化检测和隔离的措施,但到了一线具体执行,却全然不见效果,只有不断的加码。于此同时,不少基层原有的矛盾也被激化了。
去年在地方上一线抗疫的主力大体上有三种构成,作为核心的干部,包括上级下派和基层原有的,还有群众中动员的党员和志愿者。现阶段是三支队伍,一些地方只剩下基层干部一支孤军作战了。上级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不存在下派的。
还有村,社区在去年紧张的时候,自发雇佣了一些村民来进行防疫工作,不少财政紧张的基层单位对这些钱也存在事后扯皮的现象,造成了不少怨言。于是,这些工作到了今年都只能交给基层的干部,除了过度增加了压力,这也导致基层可以动员的力量,实际上是减少了。
疫情作为一个特殊时期,本该流程清晰简化,人员精干充实,最大程度的发挥行政上的效率,俨如战时。但现实的情况是在疫情期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这里面两层因素,一是近些年来的趋势,随着制度的严密,责任层层向下传导,上级单位的要求不断加码,基层明显感受到越来越细致的考核与越来越少的转圜空间。
今年的基层减负年,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基层大规模的加负。比如要求减少发文号,就用便函来替代,甚至直接用微信来下达任务,要求减少开会,就改为每日通报和开套会、开长会,只要基层工作压力不减少,人员不增加,那么无论怎么减负,形式主义很简单的就找到了应付的方式。二则是疫情带来的压力。虽然实际工作中强调对疫情是早发现,早报告,但任何基层单位都意识到自己处理疫情的能力有限,疫情一旦发生,就要转入抗疫的战时模式,由此带来的广泛经济影响,更加繁重的重复摸排监控,都不是基层有能力的承受的。
因此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业绩,各级都必须层层加码,至少能撇清责任。但防疫工作偏偏是无法量化的,只有成和败两种。那只能是靠有限的资源,在缺乏动员和支援的平时模式下去完成接近于动员模式下的工作量,这就必然要把一线的压力推到极限。
很明显,现阶段防疫的一线工作中,战时和平时两个模式几乎没有中间的过度缓冲,不存在一个临阵准备模式。基层苦于资源有限,为了不出问题,在平时模式下强行运转战时模式,自然苦不堪言。比如卫计部门,和乡镇卫生院一样是第一道接触群众的屏障,在抗疫中是基层最应该加强的部门之一。但实际的情形是自从计生放开以来,基层卫计的人员不断减少,特别是乡镇已经到了勉强维持的程度,很多地方长期是靠临时工来维持,一年来虽然面临疫情压力,这种情形并没有改变。
实际上,我们再看,过去的一年里,随着国内疫情的缓和,松懈的情绪是明显的,在一些地方,抗疫一线的基层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一定削弱了。很多工作又回到了原来的重床叠架,层层甩锅的情形。
比如疫情反复的危险明明已经迫在眉睫,很多地区都宁可在疫情爆发后再动员机关下基层,却不肯在预警阶段就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以至于出现催工作的干部要多于做工作的干部,这种相当荒唐的情形。又比如像年终工作,其实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上级应该更注重平时考评,而不宜再搞年底算总账和三堂会审,让干部在特殊时期,能把更多精力能集中在抗疫上。这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实事求是,但在很多时候却总是被人抛之脑后。
长久以来,在经济利益导向下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没有太大收益的基层。这几年通过扶贫工作和扫黑除恶等,基层力量得到了很大强化,但基层单位长期存在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在地方上的很多工作,常常还是习惯搞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攻坚,而忽视日常累积,这种权宜之策是很难长久的。
如果我们从今年疫情的发展特点来看,就很明显了,问题大多出在基层薄弱环节,这本身就是一个警讯。所以目前的政策也马上反应了这一点,根据最新的联动指令,农村城郊的隔离措施和检测量都要比城区更严格。但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免存在这样的情形,那就是那些最偏远,力量最薄弱的乡镇农村,往往也是外出人口最多的地区,面临着最繁重的压力。这种能力和责任倒挂在一线的执行过程中,却得不到加强,反而使压力集中于弱点,是十分现实而突出的问题。
2020年,通过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带来了全国上下的极大自信和认同。但也要看到,除了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暴露的问题,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萎缩,和与西方对抗的不断加强,中国的发展也将要进入到一个内外压力不断增加的阶段。而基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抗疫的胜利更是证明了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基层涣散无力,西方国家目前的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光把压力放到基层干部身上连表面问题都解决不了,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只想收益不肯付出是没有出路的,整个社会必须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基层这个可能看不到经济收益,但却事关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