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昨天看到一条好玩的消息，上海有人在微博上做了个试验：
那些在微博上骂人做小三最猛烈、道德感最强的人会不会做小三？
他在微博上选取了数量若干骂小三最爆棚的人，从中选取合适的样本，然后雇了演员，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接近她或者他，看看，或者说钓鱼执法式进行测试，看看他们的道德水准是不是和他们的言行一致。
答案是，他们都做了“小三”。
这个人说他本来想用视频记录的方式，但考虑到道德和法律的风险，最后采用了文字记录的方式。
我看完后，想到了四句话：
第一，千万不要考验人性，人性最不靠谱。
第二，当我们愤怒地伸出中指指责别人时，不要忘了，还有四根指头其实是指向自己的。
第三，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那些道德感爆棚的家伙。
第四，儒家文化背景下，盛产伪君子，真小人。
02
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因为网友，严格地说是因为和读者互动，有了一些线下的接触，因此认识了一些读者朋友。
其中有位小伙子，大家拿他当小老弟看。
有朋友安排他跑腿，给我送过两次文艺演出的票。所以，他有了我电话号码。
后来，在群里，因为某一件事，他所谓的道德感爆棚，闹得不亦乐乎，被我踢出群。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网上的事情，网上了结，江湖路远，彼此不再相见，互相保重而已。但没想到，今年上半年，我的手机号码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某某某，你在我平台分期借款，逾期不还，我们已经起诉，巴拉巴拉之类。
某某某，正是前面有我电话号码的“小老弟”，再看看借款，居然不是什么正经借款。
我就很生气，你借款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留下我的电话？难道你哪天去夜总会，会拿着我的名片，说是我不成？
于是我就截屏，发到群里，让群里和他有联系的人告诉他，妥善处理好这事。
同时提醒大家，千万警惕那些道德感爆棚的家伙。
然后真的有人截屏告诉了他。他转过话来，说对不起。
我心说，年轻人，一时糊涂，过去了就过去了。
没想到，这个事情，几天前，又有了新的剧情，我的手机，再一次收到了催款短信：
我突然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幸亏他只是填写我是联系人，如果冒用我的名义，做了其他的坏事，我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责任？
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在群里，有那种道德感爆棚的表现？
我甚至想到了前些年，在西安拿着U型锁砸日产车的那个河南小伙子，据说，他已经服刑几年，在去年底和央视的那个名嘴一样出狱了。而那个被他砸昏过去的日产车的车主，现在是植物人的状态。
我总觉得，这个小伙子，和河南的这个小伙子，有某种联系和某种相似性。
就像我昨天写到的，我们的很多青年人，一旦谈论起那些宏大的词汇，都幸福感溢于言表，道德感爆棚，但一旦谈论起自己个人的际遇，则无比地丧。这个开某种饮料铺的小伙子，何以就借款到了这个份上呢？
同时也在想，这个网上，真的是鱼龙混杂，和人交往，一点要有边界感和分寸感。
03
上个周，某个以写鸡汤文知名的某个大V，在他的微信公号上给某个文艺女青年写了一封信。劝她不要去做妓女。
事情的起因，是这位女孩子，给大V写了一封信，用文艺的笔调，自述自己来源于全国某top10的城市，在北京的某所985211的大学读大一。因为误用了某个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双商在线的30多岁的青年才俊，才俊提出来每一个给她4万块钱，换取每一个周3次的性生活，问她是否同意。
于是女青年变得迷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答应。在to be or not to be 之间犹豫。
于是写了一份文采斐然的信，给大V。请大V指点迷津。
大V最擅长写信。
于是大V也写了一份文采斐然，道德感爆棚的文章，只是劈头给姑娘棒喝：
你这是想做妓女啊！
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道理。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
我看了很不爽，于是写了一篇《xx老师与妓女》。
估计是XX老师看到了我的这篇小文，在第二天，又来了一次双飞：姑娘看了信，得到了道德高潮，幡然悔悟，写了一封感谢信，依然是文采斐然，不输大V。大V依然是写了一封道德文采斐然的信，坐实了确实有这样一位姑娘，确实有这样一封信。自己没有玩双簧，没有玩仙人跳，自己是道德高地上的巨人。
网上流传着一段话，据说是鲁迅或者王朔说的，说中国的文人有两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
我呸！
有人劝我再写一篇，也给那个不知道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的姑娘写一封信，既然大V能给姑娘写信，那我也写一篇，说不定姑娘也能收到，也会写来一封感谢信。
我骂你是妓女，你还热脸贴冷屁股，姑娘，你真的是智商和情商双不在线。4万块钱一个月，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说的就是你啊。
我倒是觉得，与其把灵魂卖给岳不群这种伪君子，还不如把身体卖给黄金大嫖客。就像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湖南还是湖北的民歌所唱的那样：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郎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砍头。
后来我想了想，何必呢！就如同一位读者朋友评论的刘墉的那句话：
不要惹那些一无所有的老狗。
都沦落到去消费PUA一位迷惘的自称无知者的文艺青年小姑娘了，你说说，他还能有多久远的未来？
04
常常有人不解，说我既然出生在孔孟之乡，所谓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何以一直对孔孟儒家文化抱持着一种很不屑的态度？
为什么，因为我来自于那个地方，所以深知所谓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姑且不说历史上孔子孟子思想的真实性如何，最起码现在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在我看来，真的是盛产伪君子真小人的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何以在王朝的初期，新朝的建立者，一般对孔孟不屑一顾，第二代开始重视，到了第三代就奉为圣人先贤，祭祀褒扬提倡的原因。
任何一个以约束个体来获取集体存在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伪君子真小人的土壤。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圣人都是死人，活着的人很难成为圣人？为什么？因为人都欲望，而这种文化的基因，是压抑个体欲望的。
但有些东西，是压抑不住的。
所以，在这种文化里长大的人，很多都是道德感爆棚的人，也都是言行不一致的人，也都是知行不合一的人，也就自然出现了伪君子，真小人。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动不动就给你讲道德，那么，你要小心警惕了。因为他百分百是个伪君子，是个真小人。
就像茅盾在《子夜》里写的那个吴荪甫的老父亲吴老太爷，从乡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到开衩开得很高很高，高跟鞋的女人，即便是《太上感应篇》也救不了他。一命呜呼了。
05
忘记了原作者的名字了，有人写过一篇关于韦小宝的文字，如果我记得不差，应该是李海鹏。他说：
韦小宝的英雄主义
韦小宝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金庸写过一篇《韦小宝这小家伙》，挺长的一篇散文，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来帮助理解韦小宝的特质。虽然老爷子声称，自己说的，并不就是标准答案，但作者的意见，确实是一把很关键的钥匙。
金庸说：“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适应环境，提升了韦小宝的生存能力；讲义气，保证了韦小宝的道德底线。
有句古话，叫“我优也，言无尤”，我是个搞笑人物，说错话了，人家也不会见怪。韦小宝未必知道这句古话，但显然很懂这个道理。他时时以一个搞笑的乃至有点小丑化的形象出现，是因为知道，自己出身卑微，武功差劲，只有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才能化解对方的敌意，降低对方的警惕，从而让人家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这常常是他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的唯一出路，但只能如此，他却并不快乐。
所以韦小宝搞笑的时候，不会是一副自赏的表情，“你看我有多么风趣幽默”，而是面具之下，藏着内心的刺痛。也因此，只要有机会抢到强者的身位，搞笑者的角色，也就丢给别人了。如韦小宝吩咐御前侍卫为自己捉弄情敌，于是：
众侍卫都笑道：“韦副总管的大事，大伙儿赴汤蹈火，岂敢退后？”一名侍卫道：“他妈的，这小子调戏韦副总管的相好，好比调戏我的亲娘，老子还不跟他拚命？”众人一齐大笑。
又譬如在扬州，当地的官员派韦小宝马屁，说将来韦小宝建功立业，戏台上也要搬演他的事迹：“那自然要一个俊雅漂亮的小生来扮韦大人了，还有些白胡子、黑胡子、大花脸、白鼻子小丑，就扮我们这些官儿。”他自己是俊雅漂亮的小生，小丑的角色，自然只能派给小官。
至于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又和所谓家国大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重义气，是底层游民社会的生存之道。因为不论国家的法律，还是主流社会的伦理，对他们保护都很少。他们必须靠“义气”结合成互助的同盟。这种所谓江湖义气，一般说来和高远抽象的理想关系不大，而是建立在非常具体的人际交往上，将心比心，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
韦小宝重视的，就是这种义气。
他跟陈近南讲义气，但与反清复明的理想无关；他跟康熙小玄子也讲义气，但与忠君报国的理想无关。
所以韦小宝不愿意帮助反清义士刺杀康熙，而康熙要把反清力量一网打尽时，韦小宝又无论如何要破坏康熙的计划。救反清群雄这事，道德上本来不妨给以极高评价，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但金庸偏让韦小宝自己消解了这个行为的意义：
韦小宝笑道：“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大义灭师的事，却万万做不得的。”陈近南道：“甚么叫做‘别的朋友也还罢了’？只要是朋友，那就谁也不能出卖。‘大义灭师’这四个字，也用得不对。”
他对陈近南之外的人没有太深的情感联结，所以救也只是顺手，不救会对反清事业有何影响，他也并不怎么考虑。救陈近南这事在道德上该如何定性，他也并不很清楚，他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敬爱的人遇难罢了。总之，韦小宝重视的义气，和任何宏大主题无关。
写《鹿鼎记》的年代，金庸对自己当年着力渲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显然有了很强的幻灭感。所以韦小宝的成功，——不光是事功上的，韦小宝也绕过了大多数致命的道德污点——似乎表达着这样的观念：有底线有常识的小聪明，要优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高尚情怀。
陈近南奔波一生，直到“两鬓斑白，神色甚是憔悴”，事业也无所成就，顾炎武、查继佐，黄黎洲、吕留良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的努力亦然，何况随着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固，这种事业的正当性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反而是韦小宝穿梭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不断建立足以彪炳青史的业绩。
从这点说，《鹿鼎记》与余华的《活着》，倒似乎存在某种互文关系：在连续不断的苦难压迫之下，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
这段话，似乎印证了下面这句话：
《鹿鼎记》这个小说不复杂，就是一部旧知识分子的挽歌。他们的认知到了顶，智慧发挥到极致，也不过就是个轮回循环周期律。什么救世济民，什么匡扶社稷，都是狗屁，还不如扬州瘪三登堂入室。
陈寅恪没招了就写妓女柳如是，金庸没辙了就写混混韦小宝。卷无可卷，就会拿最底层最悲惨的人大做文章。
06
在一个人人都是道德卫士，人人都道德感爆棚的时代，那些所谓的道德卫士，其实都是伪君子，都是戴着面具的真小人。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家，那里的报纸上电视里网络上都是好人好事，看不到一点儿不好的事，那我们可以断言，那个国家的好人一定都在牢房里。
最后，我还是想用电影《教父》里的一段台词来结束今天的早读：
“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为族群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事实上作为男人，前两步成功，人生已算得上圆满，做到第三步堪称伟大，而随意颠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不值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