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欲望如影随形，从不曾离去。MY GOD，请赐予我宁静，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 ----《Mr. Brooks》
01
杭州，一个像画一般的城市，到了冬天，也是冷得紧。那是一种不同于北方的冷，小雨连绵不绝，到处湿漉漉的，即便钻到被窝里，也裹着一层湿气，渗入骨髓。
在这样一种杭州的冬天，一位赫赫有名的富豪，正在凄风冷雨中走向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已经身无长物，瑟瑟发抖，望着漫天而降的丝丝雨滴，望不到希望。
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希望，那么他的生命大概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人，曾经野心勃勃，号称全国首富。
别误会，我说的是胡雪岩，他悄悄地倒在那个冬天，虽然只有62岁，但他所有的希望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束了。同一年的秋天，军机大臣左宗棠病逝。
市面上曾有本畅销书叫作“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把两人并列，一个是做官的楷模，一个是经商的典范。但如果有在天之灵，这两个人是决不同意这种“并列”的。
曾国藩会气得口吐白沫，把眼睛洗三遍，把耳朵掏三番，竟然把一个商人的名字与我大清“曾文正公”并列，呸，脏了眼。
胡雪岩会吓得在大门口挂块匾，上写“我誓与姓曾的不共戴天”。都知道胡雪岩是官商，最懂讨当官的喜欢，为什么遇到一品大员曾国藩会如此抗拒？
原因很简单，他胡雪岩再有钱，也不过是左宗棠的一条狗，而左宗棠平生有三大爱好：抽烟、喝酒、骂曾国藩。
虽然他们都是湖南人，虽然他们一起平定了太平天国算是多年战友，但从来都是互相看不上眼，互不对付，直至辱骂。左宗棠脾气不好，逢人就骂曾国藩。曾国藩涵养高，不声不响，暗暗回击。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曾国藩死后，继承他遗志的好学生李鸿章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与左宗棠事事斗争，闹得不可开交。其中最大的一场斗争就是“海防”与“塞防”之争。
那时候大清朝疲弱，列强虎视眈眈，一派瞄准的是东部沿海，以英法为代表。一派叩开的是西部边塞，以沙俄为主。大清幅员辽阔，东部与西部相隔万里，两头防备无法兼顾，必须得有个重点。
李鸿章主张“海防”，在东南沿海构建要塞，耗费巨资把海军做大做强。至于西部边疆，他主张放弃，在给朝廷的上书中，李鸿章建议，自乾隆爷平定新疆一百年来，每年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维持治安，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朝廷却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实在不划算。不如抽身出来，集中力量于东南沿海。
左宗棠却持反对意见，他主张一定要先平定西部叛乱，举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沙俄一向得寸进尺，是大患。而东南沿海的英法列强，本质上是生意人，只要好好跟他们做生意，就太平无事。
有那么一阵子，“塞防”派占了上风，这就有了左宗棠远征新疆，胡雪岩扬名东南，一个硬邦邦去打仗，一个软绵绵来经商。
02
都说商人在官人跟前不过一条狗，即便是加了顶戴花翎有了一定级别，遇见大官人也照样得趴着走。
对于大官人，就像家大院大必须得养条狗，身边也得有商人。喜欢用什么样的商人，体现了官人的价值观。
比如李鸿章，他就喜欢用那种官味足的人来经商，像盛宣怀那种，出自官宦世家，父亲是进士出身，从小当着少爷长大，恰如五道杠少年，官场的规矩融入血液，举手投足有模有样。
但左宗棠的口味就不同，他重用的是胡雪岩，出身贫寒，自幼流离失所，在米店当过伙计，在茶馆干过跑堂，满身的市井烟火气。
两种商人，两种经商方式。
盛宣怀办的企业太多了，轮船、铁路、矿业、红十字会，特点是官办，有财政支持，有特许经营，有得天独厚的垄断地位。
像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就被确定为朝廷重点项目，核定股本100万两，目标宏大：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把中国的航运事业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要达成这个目标，朝廷不仅要投入股本，还要给予贷款，划拨土地。于是盛宣怀手中攥满了钱，大买特买，首先在轮船数量上赶超了英美企业，然后快马加鞭向朝廷报喜。
买轮船容易，拉业务难，盛宣怀这种人怎么可能低三下四到市场里找生意，还是要朝廷给政策，把漕粮交给他专营，并免除了其它企业必须要交的厘金。
漕粮是彼时航运业最大的生意，专营，又不交税，这轮船招商局想不做大都难。
于是迅速的，业务规模超过了美国企业旗昌洋行和英国企业太古洋行。面对激烈竞争，旗昌洋行不想干了，主动把自己高价卖给了轮船招商局。
消息传到京城，朝廷上下喜气洋洋，满大街的小报都在沸腾：“不得了，咱中国人把美国企业收购了，咱轮船招商局成世界第一大航运公司了。”
盛宣怀被评为“大清朝洋务运动十大先锋”，“实业兴邦先进个人”，各处的书报摊上摆着他的成功哲学：“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这几句话，也适用于胡雪岩。在左宗棠的提携之下，胡雪岩帮朝廷干成了不少生意，筹措粮饷、订购军火，向外国银行借债......左宗棠大军能够顺利西征，得益于胡雪岩从中居间向外国银行团借来了1595万两白银。
胡雪岩也立了大功，得了二品顶戴，亦官亦商。
在普通人看来，好像盛宣怀和胡雪岩差不多，但在朝廷看来，这两个人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像是他们的主子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不同。
03
太平天国末期有两大战场，一是南京，一是杭州，围困南京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打杭州的是左宗棠。这两大城市在1864同一年被攻破，意味着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
同样是攻城，曾国藩兄弟与左宗棠的做法很不同。
曾国藩对百姓极其狠毒，南京城破后，纵兵杀戮，从年迈的老人到哇哇叫的婴儿，秦淮河两岸尸首如麻，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南京及周边百姓对曾国藩兄弟恨之入骨，骂他们是“曾剃头”、“曾屠户”。
左宗棠却是治军严明，进城后安抚百姓，秋毫不犯，让杭州乃至浙江的百姓大为欢呼。
杀戮一通后，曾国藩兄弟被南京百姓仇恨，又遭到地方官的弹劾，无法立足。曾国藩就趁势裁撤军队，把从老家湖南带出来的子弟兵纷纷打发走，包袱里装满钱财，回老家买地置产，好好过日子。
秋毫不犯的左宗棠，很受浙江人拥戴，他先当浙江巡抚，又升闽浙总督，顺势把老部下安排在浙江各地当官主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让浙江率先从战争的荼毒中走了出来。
两种大员，两种做法，朝廷会喜欢哪一种？
当然是曾国藩了，他先自己丢掉民心，又主动裁撤部下，自剪羽翼，让朝廷大为放心。所以曾国藩死后，谥“文正”，是最高级别的谥号。
至于左宗棠，虽然干得不错，但是夜半三更，总让朝廷睡不好觉。
这种状况，在左宗棠的西征大功告成后达到顶峰。左宗棠打仗太厉害，以远道而来的疲惫之师，打垮了在新疆以逸待劳的阿古柏武装，连同其背后的沙俄势力，一扫光。
而且，左宗棠把在浙江的做法带到了新疆，秋毫不犯，安抚民心，新疆各地纷纷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敬他像神一样。
大清朝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表面上当然要重赏，左宗棠被晋升侯爵，赐封进士，命入翰林，授东阁大学士。左宗棠是没考上进士的，这次破格提拔是大清朝的特例。由此，左宗棠走向人臣的顶峰。
一同重赏的，还有在左宗棠背后打理后勤，办理粮饷军饷的胡雪岩，授布政使官衔，赐黄马褂、戴红顶子，走向了商人的顶峰。
当他们走到了顶峰，接下来面对的只能是衰落。
左宗棠的衰落，是软着陆，调到北京当了军机大臣。他年纪大了，戎马半生体弱多病，慢慢等着他死掉吧。
胡雪岩的衰落，是硬着陆，硬硬地从云端掉在水泥地上，粉身碎骨。
04
关于胡雪岩的书有很多，都说他是顶峰时期太疯狂了，目空一切搞垄断，试图囤积生丝，控制市场，结果资金链断裂，崩盘。
这样的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雪岩囤积生丝是在1882年，距离左宗棠平定新疆已经过去了5年。这5年里，虽然胡雪岩的生意在继续扩大，但他越来越感觉到，形势在悄悄地变化。
左宗棠好像不太行了，他在浙江的老部下被以各种原因撤换，胡雪岩的生意停留在盐、茶、布、中药、当铺、钱庄，始终拿不到盛宣怀那种独霸江湖的特许牌照。
人家盛宣怀搞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关系朝廷命脉，大而不倒。他胡雪岩搞的，是个商人都能搞，竞争激烈，爱倒不倒。
在官商两道混了几十年，胡雪岩当然知道，如果不趁着左宗棠仍然在位，不利用左帅在江浙残留的影响力搞定一项产业垄断，左宗棠去世那日，他一定很麻烦。
于是，他瞄准了生丝，原因有二：
一是养蚕的集中在江浙一带，容易收购，实现从源头上的垄断。
二是欧美人最喜欢中国丝绸，他们又不懂养蚕，只能从中国进口。那时候的生丝属于出口创汇的战略资源，相当于今天的稀土。
胡雪岩觉得，囤积生丝，拉抬价格，统一国内市场，既有利于江浙蚕农创收，又从外国人那里多赚来外汇，利国利民，比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强多了。
所谓轮船招商局，轮船要从外国人那里买，花掉大批外汇；生意却只限于在国内做得开，还得朝廷不停地扶持。
孰好孰坏，这不是明白着的吗。于是胡雪岩踏出了他人生最冒险的一步，拿出全部身家，斥资白银千万两，大举囤积生丝。
他觉得，办这样的大事，社会各界都得支持，如果他的资金不够了，背后还有钱庄，钱庄的资金不够了，朝廷也应该开箱援助，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嘛。这不，前两年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企业，陷入亏损，朝廷不是马上增资扩股了吗。
胡雪岩还是太嫩了，他虽然有官衔，但没有真正混过官场。他虽然戴着红顶子，但根子里是个百姓，哪有盛宣怀来自官宦世家的底色。
他不知道，李鸿章早就制定了“排左必先除胡”的方针，等着他资金紧张的时候，来个釜底抽薪。
他不知道，朝廷在左和李之间，已经选定了李鸿章，虽然左宗棠骂李鸿章打仗不行，但没准朝廷看中的正是李鸿章打仗不行。
一场大战开始了，胡雪岩摩拳擦掌， 不知凛冬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