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有两条主线，一条名为“山川形便”，一条名为“犬牙相入”。
山川形便很好理解，那就是以山川大河等显著的地标，划分行政区域。
同一个区域内，由于气候和地质的相似，使得文化风俗也较为相近，反之，由于降水和温度的不同，山川江河两侧的生态往往有着显著的差异。
因此，一般王朝新立之初，都会遵循“不折腾”的原则，顺着山川形便进行区域划分，这样便于管理还能降低成本，有利于休养生息。
这一政策也使得很多古城市取名时根据“山南水北”常出现“阴阳”二字，而大区级的命名也基本离不开“东西南北左右内外”八个字。
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 十曰岭南。 新唐书·地理志·卷二十七
山川形便这种“股份化”的发展模式在初期有着巨大的优势，各地往往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统筹资源，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高速的发展。
但时间一久，中央政府的监管便将遭遇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大山大河往往都是天然的屏障，山川形便时间一长就会引发割据的倾向，对此，也有了流传已久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会对地域进行强行的“犬牙相入”，譬如会把黄河北岸的渡口划给河南，把长江南岸的渡口划给了湖北，把入蜀门户的汉中划给了陕西，又把入藏门户的西康划给了四川。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通过相互之间的掺沙子，避免了地方政权的尾大不掉。
甚至当年我们炮击金门的时候，坚决把“反攻大陆的前哨站”留给了老蒋，也是借此维持台湾大陆之间“犬牙相入”的态势，防止割据。
而对于那些已经尾大不掉的，我们往往都进行分割，就像把重庆从四川剥离出来，把南海从广东剥离出来，把天津从河北剥离出来。
对于不方便分割的就插入了一个兵团。
甚至改革开放之初，除了“散装江苏”之外，对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这沿海五小强，也分别在省会之外，设立了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个权限高于省会的计划单列市。
用古话说，这叫反割据，用现代话说，这叫反垄断。
毕竟，让各省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促使守旧的官员们转换思想，才能将改革开放推动起来。
当然，就像中国自古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垄断与反垄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
譬如西汉建国之初是按照山川形便分封诸王，过了几十年之后就搞起了推恩令，把大区级的诸侯王细数分拆。而等到东汉末期，为了对抗黄巾起义，汉朝又恢复了大区级的制度，在郡守上面重新设置了权力极大的州牧。
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扬州牧刘繇，兖州刺史刘岱，五大国军主力成为了拱卫汉室的依仗。
同样，我们建国之初实施的大区级编制有利于高效调集东北与华东的资源跟入侵的美军在朝鲜半岛进行较量，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随着抗美援朝和各地剿匪的结束，大区级这种编制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其中最有趣的应该是元朝，在照本宣科的执行“犬牙相入”上堪称典范，可等到元末起义的时候，被拆得稀巴烂的各省缺乏天然的险阻，导致各地方政府被反元的农民军打成了筛子。
可以说，政策的背后并非孤立，而是受着时局变化的深远影响，而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根据局势对政策不断进行微调，有张有弛。
譬如唐朝为了应对北方契丹的威胁，授予安禄山三镇节度使搞混业经营，契丹是没威胁了，但安史之乱爆发了；
明朝为了对抗蒙古的巨大威胁，默许占据全国一半税负的南直隶（安徽江苏）做大，蒙古是没威胁了，但东林党迅速崛起了；
清朝为了对抗太平天国，默许总督能够节制署地巡抚，太平天国是没威胁了，但是东南互保之下的地主武装却崛起了。
安禄山史思明也曾提着脑袋为大唐出生入死，顾宪成曾国藩更是对朝廷赤胆忠心，但面对威胁时搞出的“混业经营”权宜之计若不能及时妥当调整，届时不仅会释放出更大的危机，还会把朋友变成自己的敌人。
回顾历史，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股份制与市场制，平台经济与反垄断，没有任何的政策可以永远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针对局势的变化，不断的团结和不断的调整，也许才是永恒不变的。
就像武侯祠内的那个千古绝对：“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