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抱歉晚了一天，谢谢不离不弃。元旦快乐，万事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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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的2020年从2019年12月30日开始。
那天下午4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把一份病毒检测报告中的“SARS冠状病毒”字样圈出拍下，传给了一位同为医生的同学。下午5点43分，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班级群告知：“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一个小时后，他在群里补充称：“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
当晚，消息传遍武汉医生圈，继而扩散到社会层面。
后来，很多人说，“是文亮救了我们！” 他们把李文亮称作为“吹哨人”。
“吹哨人”，亦即 Whistleblower，这个词源自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的动作，以引起同僚以及民众的注意。
再后来，媒体赋予“吹哨人”另样的光环。2002年12月2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标题就是The Whistleblower。《时代周刊》把世通公司员工辛西娅·库珀、联邦调查局员工科琳·罗利以及安然公司员工莎朗·沃特金斯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理由是“她们冒着巨大的职业及个人危险去揭露世通公司、联邦调查局以及安然公司的事实真相”。
那年，李文亮还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一名高中生，他不一定知道《时代周刊》，更不会想到18年后自己会登上《时代周刊》，以壮烈而又崇高的“吹哨人”身份被铭记。
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可实际上，无数医生因此提高警惕，加强防护，最大程度为武汉后来的抗疫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只是李文明没能保护好自己。1月30日他实名接受财新的采访，2月1日被正式确诊新冠肺炎，2月7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2020年12月16日，《时代周刊》发布了一段视频，悼念2020年离开的55位世界名人，包括科比、马拉多纳等，还有中国的李文亮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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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科比和马拉多纳会在同一年离世。
若干年后回忆起来，2020年1月27日，那天早晨非常寒冷，很多人刚睁开眼，就窒息般的和青春说再见了。科比坠机罹难。
若干年后回忆起来，2020年11月25日，那天夜晚非常寒冷，很多人刚要入睡，就窒息般的和整个青春说再见了。马拉多纳心脏病猝亡。
篮球和足球世界里最有个性的图腾都没了，带走了无数人的成长秘密。
科比不怕死。2016年，刚退役没多久的科比接受采访时，他坦然表示：“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4年后，载有科比的直升机飞行员在浓雾中坠毁前曾向塔台汇报飞机正在爬升，而实际上飞机是在向地面坠落。
马拉多纳更不怕死。除了足球，烈酒、女色、毒品以及枪支，这些都与成名后的马拉多纳须臾难离。他无数次入院抢救，又无数次回归，只是这一次没有好运气。
但他们死于2020年让人难以接受。唯有叹息一声：“爷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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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爷青结”对应的是“爷青回”，常见于 2020年的弹幕。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有一段：“像波涛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光阴也分秒必争地奔赴终点。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前呼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莎翁早就讲过“前浪”与“后浪”。不过沉溺于短视频的当代青年是从B站制作的同名视频才知道“后浪”，并掀起与“前浪”们的大争论。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潘晓”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后浪”的代表。彼时，坚冰初融，新旧思想剧烈碰撞。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杂志社商讨。胡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
《中国青年》杂志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自后，“后浪”们赶上了中国百年来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面对忽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他们无法再安于现状，整个社会充满躁动，人心初热，思潮百态。
混沌初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过去了。40年后，全球化滑入扭曲飞行，物质从未像今天这么丰裕，价值观亦未像今天这么撕裂。
“后浪”们又一次迷失了。2020年，年轻人的牢骚又一次啸聚，在微博、在B站、在抖音、在今日头条……
只是没有新的“潘晓”站出来。互联网时代的魔怔是“持续的心不在焉”。技术可以将远在天边的事情变得如同近在身旁，但也能让近在身旁的事情变得如远在天边。
面向世界，这届年轻人无比自豪，怒斥欧美，拳打印度，脚踢日澳；缩回国内，这届年轻人无比懊恼，自嘲为没有梦想的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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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一个年度词，非“打工人”莫属。
“二逼青年”、“屌丝”、“打工人”…… 新瓶装旧酒，称谓可以跟随时代在变，但骨子里的心态却能跨越时代，又恒又久又远。
一方面把自己踩到尘埃里，用“打工人”的身份作为弱者的武器，来抵抗一切；一方面把企业家贴上资本家的标签，娴熟地运用马左来战天斗地。
打工人VS资本家，这种对立愈演愈烈，与日本的“下流社会”形同神不同。
还是罗翔说的好：“我当年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面临着像阿克顿勋爵说的四大挑战：对极度权力的渴望，对贫富不均的憎恶，对人间天堂乌托邦的向往，以及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罗翔是2020年的知识付费旗手。难得的是，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在这样的时代里，你所拥有的很多时候都是水分，就像海绵一样，看着很重，挤一挤，水全出来了。”
知识付费者归根结底就是只是一个讲授者，一个二道贩子。
人呀，心里要有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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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郭敬明和于正。
王兴说：2020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郭敬明竟然破天荒地道歉了。他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于正也道歉了。
说是道歉，满嘴心机。之所以道歉，系因为百多名编剧联名抵制，导致参与的节目《我就是演员》延播，眼瞅不妙，急于求生。
他们俩在《我就是演员》里，对演员们肆意指指点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恬不知耻。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过：“正己才能正人正事，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
老秦人到底是目光如炬。当《大秦赋》和《装台》初播时，轮流霸屏，俨然有“陕军新东征”的气势。奈何，《大秦赋》虎头蛇尾，沦为笑柄。反倒是平平无奇的《装台》一路高走。
接地气和走心，在2020年显得愈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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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少之又少，不然哪有凡尔赛文学。
凡尔赛文学，这种“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在网络上给压抑的2020年带来不可多得的欢乐。
很巧，凡尔赛文学的宗师级人物12月出狱了。听听他的语录，就能轻易猜出其身份。
“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和我的好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起吃饭，并讨论了全世界如何携手战胜全球金融危机……”“我每年都会跟基辛格会面三次……”“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给我题过字……”“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帮我调整领结……”
状元出身，青年得志，央视抢眼；平视政要，问遍全球。一切精彩戛然而止，徒留一只空话筒……
《人民日报》曾专门为他发了一篇文章，这么说：“他误把自己的机会当作了自己的身份。这就像皇帝身边的护卫看门，王爷和大臣给点银子，打声招呼、打探个消息，就自以为自己高过王爷和大臣，甚至以为自己是皇帝。他或许真的认为自己的现在，或自己的未来能成为甚至超越这些首脑、首富，私下里对这些首脑和首富们品头论足。他真要成为他采访过的对象，或与之成为真正对等的朋友，没有凤凰涅槃，是根本不可能的。”
心太大，难免自欺，心太急，必然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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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作中国首富更大和更急的心吗？
当下，中国首富是卖水的钟睒睒。可前些年房地产才盛产首富。如今，王健林折戟，杨国强潜伏，地产界的扛把子就剩下许家印了。
当年他大动干戈，把恒大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与特区如漆似胶，下了一手好棋，试图恒大地产借壳深深房。
可怜深深房的价值投资者们，一套就是四年。
2020年9月是节点。一封疑似恒大内部文件恰到好处地流出，曝出恒大用财务危机来胁迫有关部门开绿灯。当然，恒大随之声明，文件系伪造，已经报警。当然，这种声明一般都没有下文。
无论真假，这次有关部门顶住了。在房住不炒的铁律前，最终恒大地产借壳深深房宣告失败。
对于许家印来说，2020年格外寒冷。但毕竟是做过首富的人，债多不愁，还能让一帮债主们来共同站台，把债转股，其中就包括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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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似乎啥都没落下，活跃于任何一个风口；又似乎啥都落下了，没有一个风口站稳了。
2020年9月30日，苏宁慷慨高调地为恒大纾难解困，没曾想几个月后自己陷入“钱荒”。
2020年12月11日，媒体曝出，苏宁控股全部股东已将所持公司股份尽数质押给了淘宝。
细数苏宁这些年的作为，不得不承认苏宁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没法战胜大势。
阿里和京东完成线上布局之后，依托物流和供应链，向线下发起反攻。苏宁拼尽全力做了所有能做的正确选择。相比同时代的国美、大中、五星等，苏宁的互联网转型最成功，但依然无法实现华丽的逆转。
正如大润发创始人黄明端当年所说：“我赢得了所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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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近东日子不好过呀，他的“死对头”今年出狱了。
尽管过去几年，关于黄光裕出狱的传言不断，但今年才尘埃落定。不过，他虽然6月就已经出狱，但直到12月30日网上才传出近照。
不再是标志性的光头，人胖了，全无当年枭雄的狠劲儿。但老狼也是狼。他可是2004年、2005年、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之大陆首富。
他入狱时，中国互联网零售风起云涌，他归来时，时局大变。马云已经退休，刘强东隐退幕后，80后黄峥撑起了互联网零售的第三极。
黄光裕比李彦宏小一岁，比马化腾大两岁。是就此蛰伏，还是重新出山？
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要想清净是不可能的。对此，马云肯定深有体会。
2020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他放了一个“炮”，然后黄浦江畔真的风起云涌。整个中国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都为之改变。
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在2020年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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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六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断言：“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依托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数字化成就了一批互联网巨头。
在为《数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纪念版所作的短序中，尼葛洛庞帝认为尽管诸多预测成为现实，但他老实承认自己作出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他一度预测“随着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分权效应，民族国家概念弱化，天下日趋大同”，而当今世界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
监管巨头就成为应有之义。此前，互联网巨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技术和市场风险，现在则是政策风险。
不过，有司并没有一棍子打死阿里。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里有“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人民日报》两评反垄断，一次讲“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一次讲“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实现平台经济更加规范更有活力更高质量发展”。
阿里就当渡劫吧。昔日承受了无上荣光，今朝就要承受莫名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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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4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动笔写《世界是平的》时，Facebook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而今天，一切以“指数的力量”在爆炸式增长，自然包括病毒的传播。
2020年5 月24 日的《纽约时报》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四年时间只造成了40多万人死亡。新冠病毒4个月内（在美国）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这场战争并不是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到国外去保卫我们。这场战争关乎着购物者、去教堂的人、去酒吧的人、参加聚会的人、工厂工人、医护人员和警察。这是一场普通人的战争，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也都是潜在杀手。”
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和同事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
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展示出对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与此同时，松散社会在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甚至是特朗普本人，都加剧了全球所面临的风险。
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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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把世界历史分为——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
“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松散文化会转向紧密，而紧密文化越发紧密。
继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2020年中国又一次迸发出罕见的动员能力。在武汉封城的74天里，8万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筑成血肉长城。
武汉是英雄之城，对这8万医护人员我们必须肃然起敬。希望有一天，有才华有担当有格局的导演能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拍出一部《八万》，这将比《八佰》更精彩。
《八佰》把淞沪会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局部战斗无限放大，赚足了眼泪和金钱，原来国人真不读史！好比看完《金刚川》，才恍然顿悟《集结号》才是最好的国产战争片。
战争片的落脚点必然是反战。因为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战争是灰，病毒也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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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着实不易。我们或困于家，或困于城，或困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使用技术，来寻找联系。
但不是所有技术都会向善。
这一年，在线视频平台迎来史无前例的大爆发。国外是Zoom，国内则是钉钉。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创意产物。
这一年，算法被千夫所指。每个人都困在了算法的系统之中。
2020年9月，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核心观点是，外卖平台的算法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对外卖员安全的忽视，无数外卖员由此变成了平台和算法的工具人。
此文之所以能形成声浪，因为每个人都心有戚戚焉。其实，被困在系统里岂止外卖员，白领被困在了写字楼里，农民工被困在了钢筋水泥里，普通人被困在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里。
每个人都在咒骂，可又心甘情愿把为数不多的空余时间消磨在抖音和快手里，沦为算法的囚徒。
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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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算来算去，最后总归要卖货。还有什么比直播带货更有冲击力？
万物皆可直播，人人都在直播。只是有人日进斗金，如李佳琪、薇娅；有人马翻人仰，如吴晓波、汪涵。
罗胖仿效乔布斯，折腾了N年高科技，一败再败，欠下一屁股债，反倒是直播带货来钱最快。
直播跟二十多年前的电视购物有什么区别？中国的骗术就那么两下子，但韭菜依然层出不穷，都惊动了打假一哥——王海。
王海打了二十五年假，依然拦不住这块土地上疯长的韭菜。2020年，他重回镁光灯前。打假一哥单挑快手一哥。
一向高调浮夸的辛巴，终于遇到了麻烦，他在直播间卖的燕窝实际上是糖水。
辛巴的燕窝事件让当下最火爆的直播带货暴露出了危机，各种全网最低价已演变成了不顾品质只顾价格的厮杀。
用智能手机和网络是很难创造人际关系的。现在每个人都只关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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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是双刃剑。所以巨头进军社区团购激起强烈反弹。但数字化的大势无可阻挡。
资本追逐暴利，有其血腥的一面。OFO一地鸡毛还没收拾干净，瑞幸咖啡和蛋壳公寓又露出獠牙。
但这不至于把资本推上断头台。键盘侠们只会高喊打倒资本家，鼓噪要把企业家们挂路灯。
在网文《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中，作者犀利指出，一波更大的撕裂正在迎面而来：左的看不起右的，右的瞧不上左的，“女权”和“男权”在微博上互喷，年轻人在B站吊打资本家，甚至因为爱国的“姿势”不对，都能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资本本无罪，监管资本才是正途，也更考验智慧。相较于键盘侠，Tuzhuxi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在政治、政策上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时代。政府在围绕一个日渐明确、清晰的价值主线治理国家。这个价值主线在绝大多数地方还是遵循道德传统、常识、直觉、共识和民情的，它也超越了资本主义及“法不禁即可为”的规则。这个状况，与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的政治政策有了比较大的转变。”
到底是Red三代，眼界不同，一下子就抓住要旨：某种意义，我们实际上处在了一个“德治”的时代。
以后，企业们真要如李世默所言：“读《求是》，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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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zhuxi 除了家庭背景显赫，还有哈佛的治学背景。少为人知的是他对《邓小平时代》的撰写亦有贡献。他曾是哈佛教授傅高义的助手。
2020年年末，傅高义辞世。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WG及改革开放的完整书写者。他的离去，意味着西方主流知识界又少了一个有分量的“知华派”。
特朗普虽然连任失败，但未完待续，他下下个四年卷头重来未可知。
中美大局不可改，拜登上台后，这颗老姜会有什么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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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2010年，鹤总曾牵头写了一篇文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后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症的异同。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逐条列出，皆因字字珠玑，对照今时今日，是不是昭然若揭？这可比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更有意义，更不要去吴晓波和罗振宇的跨年演讲中寻找答案。
冲突是常态，历史不会终结。10年前，鹤总等人就做出了一些观察与评论。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10年过去了，重新检视，这些观察与评论依旧颇有见地、值得重视。全球化能不能重构，由天不由我，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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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自己的事。于个人，就是不坠青云之志。
2020年12月28日，傅聪离世。《傅雷家书》再次被广泛谈及。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傅雷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有理想就有苦闷，不随波逐流就到处龃龉……尽管人生那么无情，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少给别人一些痛苦，多给人一些快乐。”
金庸如此评价：“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当下戾气横行，人人都应该重读《傅雷家书》，学习什么才是家教和修养。
著名学者刘再复读过《傅雷家书》后，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做好自己的事。于国家，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
傅聪离世后一天，皮尔·卡丹也走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及受益者。
1978 年的一天，皮尔·卡丹身穿黑色大衣、脖上搭条围巾，手插在兜里，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像在看外星人。那时他第一次来中国。
在那前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
这一年，除了皮尔·卡丹走进王府井，还有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涉外宾馆。
随后，中国开始了壮阔的新征程，“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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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真是恍如隔世。
2020年12月6日，《时代周刊》封面写着“2020，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白底黑字的2020被划上一个红叉。
红叉在《时代周刊》出现过四次：希特勒死亡；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2006 年美军击毙伊拉克基地组织首领扎卡维；2011 年美军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
唯物主义教会我们，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但不管如何，2020年到底是结束了。我们不说再见！
20
致敬英雄们，缅怀逝者，感恩我们还活着，要加倍珍惜时光。
最后用俄罗斯的国宝级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几句诗结尾：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
微弱响声
像时间轻轻滴落。
这首诗题目是《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