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士绅 | 郝大星
跳至内容
今年是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很多媒体都写了纪念文章。老先生是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绕不过去的人，领导们现在讲，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老先生早就在这么做了。80多岁的时候还奔波在乡野调查的路上，一辈子笔耕不辍，写了700多万字。
老先生在自己的书里讲过很多基层问题，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乡村教育缺失、文化自信缺失等等。越到晚年，他越频繁地提起中国的传统结构及其核心联系纽带：
士绅阶层。
士绅主要是由读书的有钱人构成，是乡土自治体系领头角色，负责最基层的公序良俗、生产秩序、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新中国建立后这一阶层彻底消失了。
最近几年，领导们一直在推动精准扶贫，从国家政策、资金到企业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全国贫困人口每年净减少1000万以上，到今年年底，全国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在这个了不起的成就里，互联网公司到农村养猪养鸽子，大学生去当村官，大厂中层回乡种橙子，甚至豪气一点的老板派几千员工去承包一个县等等。大星注意到，媒体在描述这些带着资本和知识扎根农村的人时，使用了一个词：
乡贤。
乡贤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士绅。
叫什么无所谓，这些新时代“乡贤”解决的问题和历史上相似，遇到的困难，也差不多。比如一个村的乡贤只解决一个村的具体问题，用互联网话术来讲，就是产品没有办法标准化。而且，大家把脱贫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乡贤哪有那么容易当。
2018年，平安集团启动了“三村智慧扶贫工程”。说实话，搞扶贫的大企业太多，大星当时没记住这个名字。最近和中国平安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三村工程这两年在21个省落地，惠及了70多万贫困人口。
所谓的三村工程，是村官、村医和村教，分别对应产业扶贫、医疗扶贫和教育扶贫。能在这么多省同时落地，肯定是有标准化方法论的，所以大星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几年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很多会把员工派到基层参与扶贫，中国平安也派了不少干部直接下到村里，区别是，中国平安的干部大多数是扎下来驻村的。如果他们干的是和乡亲们一起种花椒、百香果，逢年过节发发物资这种事，那大星就不写了。
很多人觉得贫困就是和钱相关，其实，健康和心智的贫困更为可怕。在中国平安的三村工程里，他们首先强调的就是扶智培训。
中国平安的驻村干部们给致富带头人们办起了培训班，除了给大家讲农业知识外，他们还教大家金融知识，上过培训班的乡亲们，有人的创业项目借到了无息贷款，有人学会了期货保值，甚至有的还：
发了债券。
可别小看这些农村普惠项目，它们带动了近300亿产业扶贫资金，超过15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年增收2500元。
要说保险集团组织人培训的能力是强，三年里几十万平安人参与了公司的三村项目，除了开班教大家金融知识外，中国平安在村医、村教领域也搞了很多培训。
三村工程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平安一共援建升级了接近1300所乡村卫生所，义诊接近700次，援建升级乡村学校近1100所，除了这些硬件，他们请了各地名医和各领域学者，累计培训了：
11175名村医和14037名老师。
标准化的具体例子不少，比如平安银行的谭泽洋连续5年去支教，他走过飘雪的宁夏六盘山，走过湿热高温的云南中缅边境，走过偏远贫瘠的广西山区，也走过空气稀薄的青海高原。大星注意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教当地的孩子们打乒乓球。
倒不是他讨巧，中国平安是很强调拼搏精神的公司。三年前，马明哲在安徽六安希望小学支教，他给孩子们讲了《老人与海》：
只有在逆境中的成长才更扎实。
大星给翻译一下，有困难不要怕，奥里给就完了。
培训、项目、资金、技术、健康、教育等等，都被中国平安揉进了三村工程这个闭环，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讲起来挺复杂，回头看看费孝通当时担心的问题，中国平安的解决方案是不是还挺扣题的？
在中国，能把毛细血管问题解决好的公司，大的战略方向就不会偏。比如大星以前写过的华润，别人都喜欢赚快钱，华润就两脚沾泥地一直深耕大消费领域，等到2015年消费风口来了，公司就剩下坐着数钱了。
中国平安也一样，这几年他们在保险业务上除了固有的保障型产品，还开发了很多与社会民生相关的普惠保险。综合金融里的银行、信托、证券，也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支持民营企业和中西部民生发展的项目里，京沪高铁、一带一路这些国家项目里，都没少了他们。
费老讲过，士绅治理和精神，植根于儒家信仰的文化自信，乡绅阶级消失了，文化自信也就消失了。马明哲比费老小45岁，他讲过一家企业，只有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才能基业长青。
你看，精神和文化自信这种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消失。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