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cel rovsion
前阵的丁真现象就体现了这种后真相时代的场景。我们列举几个代表性的话语场景:比如文化敏感者在分析我们社会内部针对边康藏地区的东方主义想像,关注体制的视角中,则大力称赞地方政府和熟稔新媒体运作规则的记者,一起推广了最好的宣传业绩和扶贫工作。
而在性别话语中,关注丁真的女性群体和媒介权力合作,借由对丁真的讨论极大扩散了女性审美话语,行使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力,推进对女性欲求的正视和女性声音的放大;而部分男性群体则对于这种女性主体审美话语的造物和消费媒介侵占式的话语营销感到极度不适,但出于文化生态位弱势很难直接点明这种自我压抑,所以顾左右而言他。更多不太关心这类新闻的男性可能还不太清楚丁真是谁。
同时还有网红产业批判话语。这属于在阶级关系和个人发展再生产的矛盾,劳动权利和资本主导雇佣劳动的矛盾,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的矛盾等等汇聚到今天网络话语体系的总爆发。不过在丁真现象中,这种批判话语显然不够有针对性,因为在这个语境中层出不穷的网红都会陷入这种批判,包括之前打工人自嘲沦为自媒体狂欢的事件。丁真反而不是那种批判语境中代表性的网红。
所以比起网红产业批判话语,这次更有针对性也更有趣的是所谓“做题家”对丁真的批判。“做题家”是近一年多才出现的一个网络舆论概念,指代那些靠上学做题考试一路实现人生价值和阶层提升的几代普通青年。这种批判是这样一种逻辑:我辛苦读书工作奋斗如何如何,丁真靠着长的帅一夜爆红如何如何等。
首先,比如微博知乎等地方确实是有一些标榜自己是”做题家“的人在喷丁真,然后这种话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不是所有被归类为”做题家“的人都是这种观点呢?显然也不是的,所以在舆论场中,支持丁者的人觉得丁真感受到了做题家的恶意,大部分被归类为做题家的普通青年感觉自己被强行代表了意见而不得不卷入舆论漩涡。而像中青报这种官媒微博下场,对着一整个打上标签的人群开炮,显然又把舆论的水搅得更混。
当然,从本次舆论形成机制分析,丁真走红事件能引起”做题家“角度批判确实也跟官方下场助推丁真有关,尤其是在丁真获得了国企岗位一事被广泛传播以后。这又体现出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事后证实这个国企岗位是大概3500/月级别的非编制合同工,显然国企岗位一事被舆论严重标签化了。
客观来说,政府这个行为完全是一种出于工具理性的行政行为。从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制来分析,在央地关系的行政发包制下,分税制和财政包干之后,央—地形成了委托—代理管理,这使得财政获得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形成周黎安所谓的“政绩竞标赛”,这种经济激励行为在早期就体现为扶持地方企业。央地关系就变成了上级执行行政目标制考核以及周期性监管,而下级采用公共服务或规划方案项目化管理的模式按行政目标化负责。
而在扶贫这种总体规划下,中央会规划整体的扶贫思路并对贫困县进行直接监管,并通过多级财政给予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这种总体规划也是项目化发包给贫困县政府的,而这之间执行层面除了贫困县政府主动激励资源,也需要企业等社会力量提供公共品,而整个扶贫带来的新市场也相当于补贴给了企业盈利本身。而“电商扶贫”以及专项扶贫农产品特卖本身就是疫情初起期间,中央扶贫冲刺阶段的总体规划,发包给各省调拨财政后,由省级调配统一资源和拼多多/淘宝/京东等企业响应之后,县级推出扶贫特产在包括湖南台综艺节目在内的各大台进行专项直卖。
而从贫困县本身来看,除却省级统筹的渠道,在区位弱势、要素配置成本过高、信息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压缩渠道成本是最好的办法,而今年初到现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出现的农村网红和推广各地旅游的小主播,以及淘宝/拼多多出现的自孵化农村带货主播以及和大主播合作等一系列渠道扩展模式,本身就有个县级地方政府宣传口的影子。理塘当地政府在一位熟稔新媒体运作模式的记者主导下,延续的也是这一个成熟的模式,只是丁真由于审美的稀缺性,变得特别得火,这是一个偶然。而地方政府通过非编制岗位代替直接的经济奖励(出于项目立项难度和财务审计风险),这也是长期的运作模式。
但是,这个完全出于工具理性的行政行为,在”后真相“传播中被就被翻译成一种针做题家们的”背叛“。体制本身只是遵循理性的市场安排和行政目标来完成的事情,被解读为,或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体制给予他们的宣告,这种宣告确实让一些对号入座的人觉得他们被踢出了基本盘,觉得做题秩序被破灭,能者多得(做题者多得)的历史承诺被撕得粉碎,从而产生动摇。
话说回头,虽然围绕丁真的舆论现象有赖于当下的后真相舆论模式,但大背景确实也是“做题家”这一标签被发明出来之后产生了很广泛的讨论和认同,并由此引发的世界观解体危机。
这种集体记忆建构,伴随着集体记忆塑造的历史话语对个体价值观的折射这种抽象统合,也伴随着父辈日常耳濡目染、宣传话语的价值观、以及一两代人探索的教育上升路径等具象化统合。集体记忆贯穿历史,有选择性地把集体记忆和个体经验勾连成一个整体,作为“活的”自我,给个体行为赋予价值的方向性。
所以这种做题家价值观既是改开后几十年历史的一种折射和历时性认知,也是直接以此建构自我的这一世共时性的认知,这带来了个体与集体目标的同构,以及对做题世界观的认知骨架。就算个体的经验感知与集体目标存在错位,依然能够从这种集体记忆里获得合理化同构。
但当下这种基于稳定发展期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从经济上直接的变化是资产置业阶级和资本服务职业群体他们的资本回报率过高,导致这些群体脱离传统生产导向的经济秩序,而教育回报率愈发降低,不仅导致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空间陷入瓶颈,甚至这种高学习成本的做题回报无法得到一个看得过去的下限兜底。做题家不仅往往与教育带来的再生产捆绑,也同时与现代性社会的生产性秩序捆绑,而这两者在当下跨国资本主导的世界网络秩序中显得很弱势。
其次是不确定性和要素市场导向带来的劳动力配置供给的局部过剩,以及对应的技术职位供给不足,甚至于对应产业的衰退。而劳动力配置成本问题,让大部分劳动力雇佣都集中在本土市场,无法向全球市场转移,资本却很容易往全球市场转移。这让无论教育背景还是个人人生取向严重路径依赖的群体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差,以及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无所适从。
做题家视角还面对着文化生产上的弱势,消费主义秩序和审美中,做题家往往被定义为隔绝于消费文化的边缘者,成为一个反现代性社会的他者,被视作嘲讽的对象, 成为主流消费文化建构的反文明、不时尚、价值观落后的不洁者。
制度性视角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技术产业的主导、文化工业输出的重视,以及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提供国际公共品,这些全球性事物和国内结构的互动中,使得不管是我国还是美国都存在世界城市和跨国资本主义构成的全球化世界与作为传统经济腹地和衰退产业转移地的本土性世界之间的对立。
综合以上几种视角可以看出,做题家世界观危机的核心的问题是面对不确定性和消费产业驱动的晚期现代性社会时产生的应激性失能,而这里面的核心是本土性世界的失落。
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是论述这个问题非常好的著作,作为传统liberal和精英女性,她完全可以在liberal的共情之墙内保持世界观的清晰和稳定,以一种道德优越感俯视这群人就行了。但她却主动去探索liberal共情共同体中完全不可理喻的疯癫的保守红州人士。而这本书讲的一个本土性世界的深层故事:
在全球化的创造性毁灭制造的全球化世界和本土性世界隔离,本土性内部的不平等语境下,越来越稀薄的经济机会和传统上升渠道的解体带来的是一种整体性格的失落,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再生产和社会分配上的,还是群体地位(传统秩序遵从者)、文化生位和社会尊严、自豪感以及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整体性失落,仿佛一座金字塔的坍塌。
而在美国,当年的特朗普给了这些人的一种希望,一种文化主体性被承认的感觉和一种失落后复兴的幻觉。而现在作为传统民主党建制派的拜登上台,使得这种被承认的政治继续产生了分裂,对特朗普失望的转向新的精神象征,对美国失望的则转向深度的特朗普狂热。
我们很有幸还不用面对这样的叙事,我国的全球性世界局限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的消费名利场和全球性社会分工体系中,而我国的本土性世界虽然局部性衰落但依然有着有活力和烟火气的市井文化和本土性生活,消除地区发展差异还能够提供一些内生经济动力和就业创造。治理者本身对这种割裂也在通过各种经济和政策工具包进行均衡,并在文化上给予统合,使得两种世界的矛盾被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微妙错开。
这种力量被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马苏米称为本体权力,是一种对整个共同体提供工具理性组织以及统合化的社会取向,用治理者的稳定本身弥补这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做题家世界观里面象征化的官方如此得重要且能够作为整个世界观秩序的基础,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丁真现象的后真相化曲解会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共鸣了。
本文分析做题家世界观的解体,但我并不支持对做题家世界观进行冷嘲热讽,何况喜欢嘲讽做题家的自己往往也是做题家,而本土性世界观就算不符合晚期现代性社会的逻辑,但也不能仅仅嘲讽化来处置。从某种角度来说做题家世界观曾经是本土性的社会共识和承诺,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
拥抱全球化,但不等于拥抱跨国资本主义主导的一切;拥抱本土性,也不等于不剔除本土性里面不适应的部分。全球化叙事和媒介生态带来的割裂,使得世界的话语策略变成制造恐惧,政治极化和单一化凝视,我们更需要关注整个全球化表皮下的深层故事,所有人的深层故事都该被讲述,都该放置在公共领域里面讨论,技术毁灭了共识本身,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让更多的面孔被看见。
毕竟,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时代谁又不是陌生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