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一个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王岗乡的姑娘因为拿到上海户口，上了五次热搜。
这位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女孩在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上海简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老大。
她应该是想说，她是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这家公司注册成立到她拿到上海户口，中间隔了34天。上海公布这件事的时候，名单还在公示期。
很多人对此愤愤不平，甚至把举报电话打到了中央巡视组——这个王岗乡的女孩凭什么拿上海户口。于是微博上有人评论，时代不同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在骂凭啥有户籍制度。
这个幸运地成为吾伲上海人的王岗乡女孩，名字叫杨超越。
从流程看，杨超越落户没有什么瑕疵。2019年6月，上海把“特殊人才”引进的权力下放给了临港。特殊人才有13条标准，其中第九条明确说了文化艺术类紧缺人才。
临港的领导对这位企业代表表示了相当的认可，在介绍杨超越时说：
她是年轻人欣赏、尊敬和爱戴的偶像代表。
这才是杨超越落户的更大意义，向年轻人们发出一个信号：
上海欢迎你。
有人开玩笑，这整个事件，更像临港买的一个热搜。但可能连杨超越也没有意识到，她无意中成了墙上的一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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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到11月，上海市连发了四份文件，全部都是关于放松户籍限制的：
上海四所985高校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
张江科学城引进的人才，落户年限可以缩短；
留学人员回国2年内来上海工作，即可落户；
国家职业资格一级等同于博士，可直接落户。
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一条：
“紧缺急需人才”的审批权，直接下放了到了各区、各部门。
也就是说，杨超越落户临港这种事情，在上海会越来越多。临港新片区声称，未来五年每年要增长10万人；再未来五年，每年要增长15万人。
这也意味着，写在十三五规划和上海2040规划中的人口红线，必然是要落空了：
到204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不超过2500万。
2500万的红线是在2014年提出来的。上海行动得很快，他们比北京还更早地疏解不符合大城市功能的人口，以拆违建的名义整顿隔断房、群租房，以及小区的破墙开店。
之后的上海，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26万。
对于2500万红线，不是没有人表达过反对意见。
上海交大的年轻教授陆铭就是其中一员。在2500万红线出来的第二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大国大城》，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社交媒体上很多读者都在问：
这本书是怎么面世的。
上海死守红线的五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西安用了16个月的时间将户籍人口突破到了千万，增长了100多万。
杭州也突破千万人口大关，腰杆挺直了的杭州人民开始思考：
上海算环杭都市圈的吗？
2020年8月24日，经济和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最年轻的专家，是陆铭。
在后来的一篇专访中，路铭隐晦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要把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投入到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都市圈发展要打破行政区划。
无论是杨超越还是陆铭，都在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影响力印证一句话：
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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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红线的必然失守，意味着施加在上海头上的人口规划，又失败了一次。
在过去的70年，这样的失败已经有过三次：
1959年，上海说1973年要将人口限制为600万，实际人口1000万；
1986年，上海说2000年要将人口控制在1300万，实际人口1600万；
1999年，上海说2020年要将人口限制在1600万，实际人口2450万。
上海的发展，每一次都超出了领导和规划专家们的想象。唯一一份准确预估了上海人口的，反而是74年前的一份规划。
1949年5月27日，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和新政府市长陈毅完成了和平交接，一本规划方案被作为献礼交到了陈毅手中，这份方案里有一句话：
到1996年，上海的人口将达到1500万。
事实上，199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上海的常住人口为1451万。这份规划方案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
《大上海都市计划》。
此后七十年，《大上海都市计划》被当做旧时代的产物放在档案室里，没有任何一份官方规划会提到它，但它准确预测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律动。
它不仅在上海人口只有400万的时候，就准确预见到了未来70年后的上海规模，而且今天上海的很多项目，都被它言中。
比如洋山深水港，内环路、延安路高架，乃至后来架桥开发浦东，规划者们甚至提出浦江两岸要释放出来留给市民当做公共空间使用，而现在徐汇滨江等区域，终于实现了这些设想。
领衔这个规划的人，是德国建筑师鲍立克。《大上海都市计划》从1946年开始编纂，经过了三稿编纂，对上海的布局、功能、港埠、绿地、道路、人口都做了专题研究和规划。
规划的最后一稿，是在内战如火如荼，上海政权交接前夕，由留下来仅有的四个人完成的。
鲍立克把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当车，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着这一点些微的力量，来引起全体市民的注意，从而产生更大的力量。
鲍立克的研究者们发现，《大上海都市计划》不仅汇聚了中外一大批规划头脑，更重要的是工作制度的公开和透明，编纂团队中不仅有公务员、建筑师、工程师，也有金融从业者、教师和医生，而且还不断面向公众公开征询意见。
他们甚至公开了所有的工作会议记录。
这也正是《大上海都市计划》最大的启示，城市规划应当服务于人口增长与人民生活，而不是对其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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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广东省开始评选“第三届工艺美术大师”。滑稽的是，深圳工艺美术市场产值占据了广东省的六成，却只有三位大师入选。市场占有率远不及深圳的其他几个地级市，人数都在两位数。
吃瓜群众发现，这次评审仅接受有广东户籍的人申报，而43个评委中，没有一个深圳人。几个月后的深圳两会上，领导不无所指地说：
有的人把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深圳，结果还不是深圳人，不能这么做！
也是那次两会上，来自上海的律师杨一平公布了自己的提案，建议深圳的居住证可以直接转为深圳户籍：
长期在深工作、生活、投资、纳税的外来建设者，可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深圳人”。
深圳人应该感谢杨一平和另外一位政协委员邓清辉，2008年，他们共同推动了深圳的居住证改革，让暂住证退出了深圳历史。
后来，深圳各区之间的户口迁徙，也取消了关内、关外的限制。
再后来，深圳招考公务员取消了户籍限制，深圳启动新的人才引进政策，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无限制入户，外来务工人员统一采用积分入户方式。
那位深圳领导说，凡是对深圳建设有用的人才，都可以考虑让他们入户。2009年两会开完没多久，深圳就取消了中小学校借读费：
深圳成了第一个几乎推倒户籍之墙的城市。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十年的时间里深圳的户籍人口增加了301万，站稳了一线城市的脚跟。
和现在二线城市的“抢人潮”不同，从一开始深圳就没有想过仅仅抢夺高端人才，更没有利用人口支撑房价的私心。
杨一平和邓清辉认为，一个城市必然需要一些低端人才，学历不应该成为落户的主要条件。
他们只是想冲破那堵墙。
根据2020年5月的数据，上海的整体就业人数在1015万人左右。深圳就业人口数据是：
1170万人。
对深圳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深圳的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上海。到了2020年6月，深圳上市公司数量也首次超过了上海。
10年前，当杨一平和深圳领导在两会上畅所欲言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放松落户限制对这个城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退休回到家乡上海后，杨一平说和上海比起来，深圳人的精神面貌是不同的：
他们敢想、敢说、敢闯、敢为天下先。
什么是敢为天下先，早在2001年，一篇著名的毕业论文里提到：
大胆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坚决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彻底消除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