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特殊的群体，买办。所谓买办，旧时列强在华贸易，要通过中间人来完成，这些人就是买办。今天，很多人试图把买办打扮成一群高级经理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甚至是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但事实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百年来，列强和中国的关系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而依附于列强的买办，就是侵略者的马前卒，这是他们的根本属性。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旧买办阶层随旧中国消亡的几十年后，如今为买办鼓吹之声却高上云霄。这只能说明，这个阶层又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活跃起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氛又重来，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东西方交锋日益激烈的时代，再谈谈这个阶层是有其必要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把买办定性为最反动者，从旧买办和新买办百年来的行径来看，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总有人为买办辩解，一是说他们中有良心未泯者，如郑观应既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二是说中国民族资本家多由买办起家，资本家啊，多么高尚的时代先锋。我们总说有背叛阶级之个人，无自我背叛之阶级，对买办这群人来说，我想是合适的。
应该承认，买办，特别是早期买办中不乏忧国之士，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发达后还是想为国家做些事的。即使是最穷凶极恶的老财主，发家了之后也难免要做些慈善的把戏，哪怕日夜吸着贫民的血汗，也不妨碍掉几滴鳄鱼眼泪。更不用说买办从洋人处得利，也不免受洋人欺压，自然要寻求内心的慰藉。鲁迅形容上海滩的买办，一边西装革履，一切以洋为尊，一边高冠博带，热衷保存国粹，这正是买办阶级精神分裂的写照。
说起来这一幕，不少人恐怕觉得今天也似曾相识，哪怕时隔多年，买办在精神上始终如此。但无论他们怎么精神分裂，他们的存在是依附于侵略者的，因此，无论他们嘴上怎么说，身体上总是老实的。
至于买办之于民族资本家，确实早期的民族资本家多有买办出身。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也为中国的发展做了不小的贡献。但远的不说，近如前阵某互联网企业制裁事件的主角，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胎里病不就是软弱性吗？这种毛病从哪里来，就是从买办这个阶级来的。由一个高度依附性的阶级诞生的另一个阶级，天然继承了内残外忍的基因，以至于甚至能压制生存发展的本能。
平心而论，民族资本家还是比买办进步的多的。作为一个反动就是它生存基础的阶级，买办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只能越来越依附于主子，越来越少自主性，也就越来越反动。如早期的买办，唐廷枢，徐润都吃过外国人的大亏。怡和洋行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导致棉价猛涨，棉花行无力交货而倒闭形成了大量坏账，最后这些坏账只能由作为中间商的唐廷枢吞下，洋商的利益却无损。而在近代一度垄断中国烟业的英美烟草越到后期对买办的控制也越严格，买办必须把足够价值的房产地契等抵押给公司才能获得经营的资格，等于把亏损的风险转嫁给了买办。
买办一方面充当列强的马前卒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1849年到甲午前夕，五十年间买办就通过中外军火贸易至少赚取了五百万两的财富。另一面，买办实际上成了列强财富的蓄水池，随时可以抽取。典型如今天我们熟悉的李半城，在暮年大量将资产转移回母国，是真的和赤色政权不共戴天还是看好母国的发展前景呢？我想大部分人心里都是有数的。
等而下之，如某地产大亨不惜对某驻华大使托妻献子，难道真的是心里高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买办看上去是独立自主的，其实对列强的依附性是在不断增加，不得不更主动的把自己的命门交托在主子手上，因此也越来越反动。
买办的走狗属性是无疑的，而买办的危害又不仅仅是充当走狗。买办的危害突出为两点，一是列强对华侵略，鲸吞蚕食的帮凶，二是充当列强对华渗透，内外勾结的中介。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外实力对比悬殊的时代，买办的主要功能是对华侵略的帮凶。最典型的大概是在汉阳钢铁厂的兴衰。清政府投巨资兴建的汉阳钢铁厂一直到清王朝灭亡都没能正常投产，过去给出的解释是技术路线和选择的铁矿石与煤矿不配套。但通过后人翻阅技术资料，赫然发现是买办通过盛宣怀的关系优先把高品位的铁矿石和焦煤卖给日本人，而将劣质矿石供应汉阳，导致长期不能投产。甚至，为了保证外国钢铁的垄断，买办们统一口径说汉阳所出钢铁质量严重不过关，绝不可用，而事实上，一些清末汉阳制造的钢轨一直使用到二十一世纪。
大官僚盛宣怀一开始依靠买办如义子傅筱庵等，本人最后成为依附于日资的大官僚大买办。清朝灭亡后，他乘机吞没萍乡煤矿，又试图拿下汉阳钢铁，袁世凯试图收汉阳为国有，他干脆以资不抵债的名义把汉阳抵扣给日资，举国哗然。亏空了二十年的汉阳钢铁在民国初年马上开始盈利，却是主要服务于日资，不能不说是讽刺。当然，有趣的是这一幕，似乎在当代也不太罕见。
盛宣怀开了内外勾结，官僚买办的先声。日后他的义子傅筱庵一度做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抗战时甘心投日充作大汉奸。而真正继承盛宣怀精神的是蒋中正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蒋中正发动四一二事变，多亏买办虞洽卿为代表的浙江财团的财力支援，后来又直接搭上了宋氏家族代表的英美财团。最终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官僚买办阶级。他们通过中美通商协议等，差点让中国沦为美国经济殖民地，也成为买办在中国权力结构中的最顶峰。
然而，旧买办已经随旧中国的瓦解而走死逃亡，少数通过港台日后成了还乡团，但已经被打出中国的权力核心。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外实力的均衡乃至反超，买办的另一个危害反而突出了，那就是买办的渗透作用。
虽然很多人喜欢把外国人想象成某种古板讲规矩的存在，编造了无数西方神话。但事实上，列强在人情世故上大概和中国人相差无几，一样精通各种潜规则。列强进入中国不久，就很快注意到通过买办对国内官僚进行收买。第一代买办如郑观应等人大多出身寒微，但很快买办阶级的构成里二代的成分就增加了。如沈昆山是沈葆桢的孙子，吴调卿则是李鸿章的同乡好友，王铭槐则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把兄弟。这些人通过商途而非仕途为自己的家族或幕后老板赚的盆满钵满。如克虏伯在对华军售中，回扣要达到10%，甚至个别情况下高达50%。
这种情形，长期发展最终就形成了列强和国内一些掌握核心权力的官僚权贵通过买办勾连，共同牟取国家利益的局面。买办阶层这时作为列强侵蚀中国的得力助手，确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使到今天，就像我们熟悉的裸官，或者某些官宦子弟神奇的创业经历，都延续着这类渗透模式。这种以利益乃至姻亲为纽带集团，盘根错节，在中国近代至今的对外斗争中，始终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比起列强的硬实力，这种软腐蚀显得更加具有危害性。
当然，买办的危害不仅仅是在行为上，在思想上也一样存在。买办阶级一直都是列强对华施加精神影响的媒介。他们自身既然堕落，哪怕为了寻求内心的平衡，也自觉不自觉的把对外依附和对外软弱这种特点作为一种思潮传播出去，致力于塑造一种洋人不可战胜的脑内钢印。像宋子文那样，直接说外国人的盘尼西林多到用不完，何必国产的极端例子是少的。但像如今一些人在拼命鼓吹放弃产业升级，主动要把国内的要害产业，产业的核心技术交给外国人，以此保证中外的互信和平，大家恐怕都不陌生。
大量的收买无耻文人，把持舆论来包装自己和主子一直是买办的重要工作。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人们在关键时刻有时就会就出现匪夷所思的情形。如当年的张东荪，本不是一个坏人，在中美可能在朝鲜开战的关头，不惜主动出卖中国出兵的情报，来谋求所谓日后的缓和余地，不以为耻反而觉得是目光长远。这种骨子里对西方的深刻畏惧，不敢斗争，只求妥协，不能不说是西方人和他们的走狗长期经营的结果。
买办产生的基础是西方长期主导世界秩序和迄今为止，中外事实上的广泛不平等。即使在国内，这种不平等也时不时能看到。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如果不能铲除这样的土壤，不改变中外之间长期的不平等关系，国内的投降派就不会放弃妥协，国外的列强也不会放弃野心，那么新买办还是会不断涌现。
当买办吃香喝辣的，看似风光无限好，但当买办真的有前途吗？旧买办自认为是有前途的，虽然他们努力为主子赶着羊群，却没想过主子看狗肥了也是要吃香肉锅的。第一代买办郑观应就感慨老友徐润外面风光，内里却是身后萧条，更像是感叹一个群体的命运。旧买办随着旧中国覆灭了，新买办随着新主子一起重回中国。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真有那么牢固吗？我想到今天，就算西方人自己都没有太多信心了。说到底，一个具有高度依附性的阶层，一旦它所依附的主子出了问题，那么他们自然是第一批牺牲品。
无论如何，随着西方文明的退潮，西方支配下的秩序也在溃退，买办的好日子恐怕不会持续太久。百年弹指，买办这个群体随侵略者带来的耻辱而来，也注定成为中国洗雪国耻的标志。中国人只有从物质到精神都站起来了，才能彻底消灭这个最反动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