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飞剑客
也就是说，明年1月1日就要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身边的年轻人听了很不冷静，咱们今天在这里聊聊这个冷静期。
总结起来，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到婚姻登记处申请离婚后，30天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撤回登记申请。2、冷静期30天满后，必须双方都亲自到场申请离婚证。未亲自到场、只有一方到场、或逾期领取的，都视为撤回离婚申请。3、冷静期后依然申请离婚，需要再等待30天的审理期，最后才能拿到离婚证——离婚的程序变复杂了，协商顺利要60天。
从某些立法者和有关专家提出婚姻冷静期的逻辑出发，你会发现，按照这套逻辑，设置结婚冷静期是理所当然的。“离婚冷静期”设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离婚率逐年攀升的社会问题。
离婚率攀升，是社会现象，但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呢？这有待商榷，在某些地方反而可能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比如说在新疆，什么时候离婚率能够提起来，妇女能够自足离婚了，去那旅游就更放心了。
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离婚率相对就越高，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业化赋予女性更多就业岗位，促使其对男性经济依附关系减弱；城市化主要带来原子化的个人，人们不再受制于在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离婚也不会受到太多非议和指责，使得家庭关系从宗族关系转变为较为简单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除了经济、生育上的合作上那层私有制底色，互相取悦越来越重要了。人遇到了不和谐的婚姻状态，没必要忍气吞声，谁离开谁活不下去呢。
我们过去的旧社会的父权婚姻里，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甚至会出现男性早夭，弄个冥婚（这几天山东有个方洋洋案，就是女子被婆家虐待致死，后被娘家安排了冥婚），嫁鬼随鬼，在封建社会时一般是富贵人家比较兴这套。绝大多数女性对自己婚姻没有选择权，当然，需要说明，在父权制下屌丝男也没有选择权，那会男女婚姻看起来更“和谐”，离婚率也低，社会上可没有什么男女对立、讨价还价，实质上是妇女被迫屈服。
很多人都在担心，冷静期会不会让家暴受害者逃离暴力变得更困难。为了澄清这方面的误解，有关部门和专家们都特意强调：
冷静期不适用于起诉离婚。
换言之，诉讼离婚是不存在冷静期的，但要注意了，这个解释苍白的地方就在于，不论是什么案件，走诉讼途径都是耗时耗力也耗钱，就比如深圳这边随便一个民事案子，走下来最快也半年了。诉讼离婚的审限一般是六个月，最长可以一年三个月，涉外的话还不适用审限。
这就是无形的冷静期了。
平心而论，从世界范围内关于离婚的规定来看，目前中国可以说是离婚最为自由的国家之一，这也曾经被视为新中国的进步，用邓颖超同志的说法，就是“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对比一下美、法、英、德等国的规定，大多数国家都会设定一个数个月到数年不等的分居期或者等待期。我们过去十多年的离婚方式，不仅手续简便，节省双方的时间，而且无须陈述离婚的具体原因——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隐私。现在，我们要与国际接轨。
（套用鲁迅的说法：与国际接轨，便对么？）
在这样宽松的离婚规定上来看，头脑一发热就跑去离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肯定有。根据16年的《中国婚恋调查报告》等相关调查，闪婚闪离、草率结婚离婚的人不足5%。调动生活常识来思考，对于大多数走到离婚阶段的红尘男女来说，是人家没想好仅仅吵个架就离婚的吗？这样的（冲动）婚姻离就离了，以后吵的时候更多，倘若成年人连自己情绪都管不住，还在一起过什么日子？生了孩子，会产生很多悲剧，这方面，不妨参考豆瓣的某个著名的谈论父母的小组，很多小孩的心理阴影，就是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吵架就没停过，还拿他们撒气，说到离婚又以孩子还小的名义为要挟，最后继续拿孩子撒气。
有关部门和专家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的初心，是好的，但看似贴心之举，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把自己代入了“这都是为你好”的家长了呢？要当家长，也不是不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既然离婚设置了冷静期，那么结婚同样应该设置冷静期，现在小年轻冲动结婚太多了，连房都没有，就想着裸婚了（丈母娘视角）。冲动结婚反而没人管了，给社会埋下多大的隐患。无论怎么辩解，这实际就是提高了离婚的门槛。在这方面，笔者是不赞成法律家长式的立法。
没有意外的话，离婚冷静期会在明年元旦正式推行，笔者态度表明在这，但不妨碍我们继续掰扯条法规带来的对各阶层的广泛影响。
我们首先要排除法条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一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讲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某种意义上，一夫一妻制婚姻在对资产者来说是一套符号资本，把含情脉脉的面纱昭示给劳动者，以维护社会稳定；在隐秘的地方，资产者通过同联姻保证阶级再生产，并不需要额外感情条件，亦不需要离婚，就能各自精彩。
那么对于中产市民阶层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也许挽救了一部分的婚姻，但在已经确认失败的婚姻中，会带来一定负担，他们被迫延长这份痛苦，甚至因此激化矛盾；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阶层中有些人假离婚，是为了在购房和征收补偿上争取一些利益，购房不用说，征收上一个（户）人两套房，和一人一套房，补偿标准可是差着不少了。两个人的名字的话两套房都能享受两次置换房产的政策优惠，一户人家的两套就只能享受一次，等一个月离婚，万一人家征收的奖励期过了，至少得损失上万元。耽误了人家一个月，确实不地道啊。
说到“假离婚”和房子，有读者就会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房产税！的确，房地产税是后土地财政时代解决地方财政的一条出路，不可不尝。参照国际惯例，如果当地对家庭或个人第一套免征，那两套房的夫妻可以离婚各持有一套来避税，假设把家庭第2套房视作纳税主体，那么假离婚现象就避免不了，离婚冷静期政策的出台，显然会抬高有这些心思的人的离婚门槛。
不过，笔者在这里要提出的异议，只要还能离，拖了一个月离婚，那最终是会析产的。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对中产避税肯定是有考量的，但实际影响也不好说。这个离婚冷静期是全国适用，房地产税尚无明确征收标准，等算将来真开征了，打个时间差说一个月内开征，在冷静期的作用下，会不会反而造成更多的人去离婚，就像熔断机制造成狂跌？这和解决离婚率攀升的初衷相悖。
我们再聊聊这会对城市劳动者造成什么影响。理论上，躺平，不结婚，不生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不想（能）结婚的人本来就不会（能）结婚。想结婚的还是要结婚。这个条例更多是把城市里一些中立，犹豫要不要结婚的这部分人推到了不敢结婚的一边。对于城市化中的单子化的“理性人”、“经济人”来说，一个进入机制容易，退出机制有问题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谨慎考虑要不要进入。
离婚冷静期能不能实现它的初心，这里我们不得而知。它就像射入多棱镜的光，分解出各种当代婚姻的光谱，在闪过的片段里，布尔乔亚还在积虑着扩大合法后代的财产而结婚，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转变成粗鄙的交易，亦如百年前；市民阶层还在合伙人的征途上龃龉前行，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出轨的丈夫，歇斯底里的主妇，无性婚姻，丧偶教育，以及房产税；而那些城市里匍匐的新穷人，婚姻更像是把两个人捆版为消费共同体，在一次次望房兴叹中消解了婚姻自身实体的意义；离婚门槛上升，真正的隐患是谁在承受呢，在前现代的、父权文化发臭的地方，诸如拉姆、方洋洋等悲剧在考问我们：是不是亟需完善家暴立法？
最后，不要忘记在1950年，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讨论《婚姻法》草稿时说的：
“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