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是以美国社会为例，和大家讨论精英主义对社会的危害。
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后浪和屌丝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引发了阶级之间的隔离。但造成隔离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贫富差距导致的人们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变化。这些年来，美国精英们越来越相信自身的成功都源于自己努力，成功是对他们优秀成绩和简历的奖赏。而失败者，不应该归咎于任何人，只能怪他们自己懒或笨。
这种看法的基础就是精英主义的理想：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脱颖而出的人就应该获得奖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这样的理想还很远。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能提升自己的阶级，把别人踩在脚下。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依然贫穷，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孩子。这种观念在美国精英阶层是天经地义的。这两年我国互联网上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调，相信经常看沉思录比如我们前阵文章《“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的朋友都会认识到这种观念的荒谬性。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精英主义，英文Meritocracy，也译作优绩主义，是否危害了我们的社会？ 这个问题在美国表现的最为突出，故以美国为例讨论。这个视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分析讨论问题，二是回答一些大家心中可能有的疑问。在此感谢Michael Sandel教授对我的教导和启发，本视频一部分内容和观点来自他的新书《TheTyranny of Merit》。
在开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先想想：1.你眼中的精英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什么样的责任？2.你想的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精英的形象出入大吗？3.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对社会贡献最大呢？是那些挣钱最多的工作吗？4.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考上大学，是不是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呢？
今年的疫情中，我们听到美国的政客和明星们纷纷站出来呼吁“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同舟共济”，这句标语听起来很暖心，但人们不禁怀疑，这真的可以做到吗？美国大选刚刚结束，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是什么样子，两极分化并充满了憎恨，美国人的团结程度完全不足以应对疫情。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后浪和屌丝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引发了阶级之间的隔离。但造成隔离的，不仅仅是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贫富差距导致的人们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变化。这些年来，美国精英们越来越相信自身的成功都源于自己努力，成功是对他们优秀成绩和简历的奖赏。而失败者，不应该归咎于任何人，只能怪他们自己懒或笨。
这种看法的基础就是精英主义的理想：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脱颖而出的人就应该获得奖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这样的理想还很远。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能提升自己的阶级，把别人踩在脚下。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依然贫穷，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孩子。
大家应该还记得美国最近这几次贿赂入学案，几乎所有人都一致地认为这些富人和明星的行为令人不齿，但是，那些凭借着合法渠道把自己优势传递给孩子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SAT补习班、昂贵的课外活动比如旅行、实习、学习乐器、芭蕾、马术，请大学顾问来打磨简历甚至指导孩子的生活，或者通过捐款和遗留入学（Legacy preference，指通过父母的校友关系入学），这些都是合法的。这些行为和那些贿赂入学案本质上有多大区别呢？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有钱的父母，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去一个好学校呢？直接给信托基金不好吗？其实，这些父母不仅仅想给孩子钱，还想通过高考这个选拔机器让孩子上好大学，给孩子精英的头衔、荣誉、名声、认可和社会地位。
在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来自前1%富的家庭的学生人数比下面60%的家庭的学生人数加起来还多。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未能达到精英主义的理想状态，而是这样的理想，本身就是有缺陷的，精英主义会腐蚀我们的社会，它会让成功者傲慢，让失败者羞耻，它让精英们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错误地认为自己是靠着努力上来的，而忘记帮助他们前行的运气与资源，而且让他们开始看不起那些运气、分数、简历比他们差的人。如果大家多留意身边的名校学生，应该不难发现这个趋势。
如果他们真的完全靠自己努力，那帮助过他们的父母老师算什么呢？家里的藏书呢？就读的学区呢？课外活动的经费呢？生下来带来的天赋呢？恰好奖励他们天赋的时代呢？美国篮球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他很有天赋，我相信他也非常努力，但如果他恰好出生在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呢？他的篮球天赋还会被奖赏吗？他的财富，不可能全部源于他比别人努力。越觉得全靠自己努力，就越难去感激和保持谦逊，也就越难共情，这往往也是很多人最欠缺的能力之一。
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全球化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美国劳动人民40年来实际工资一分钱没涨，与此同时生产力却早已翻倍，
顶层1%的富豪占了近4成的财富。
一些人总喜欢把阶级固化、阶级流动性挂在嘴边，好像只要有人能爬上去，阶级分化就可以忍受。但这只不过是这些人的谎言，或者说一厢情愿。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越大、阶级分化程度越高，阶级流动性就越差，两者之间相关性非常强。老生常谈的美国梦指每个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成功，但可以看到图中美国的阶级流动性很低，可以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难实现美国梦的地方之一。
而美国两党政客在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时，没有尝试去 缩小它，而是在一旁说“啊，你也可以成功啊，你可以努力考个好大学，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学了多少，如果你尝试就可以成功”。这种鸡汤听起来是鼓舞别人的，你的天赋和能力可以让你一路高升，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因为偏见和歧视受阻。但这些精英忽略了这当中隐含的侮辱：如果你没上大学，如果你没找到好工作，没赚到钱，那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造成的。特朗普收到7000多万张选票的背后，就是很多劳动人民感受到了精英的对他们的轻视甚至是鄙视。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称特朗普的半数支持者为“Basket of deplorables一堆可怜虫”。不可否认，一些右翼选民确实排斥外国移民甚至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个看特朗普和法国的勒庞的口号就知道。但政府里的精英们甩锅甩的过于急切了，恰恰是这些人，在过去40年中将新自由主义这一套自由市场经济强加给了百姓，精英们赚的盆满钵满而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一点都没有改善，精英们出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尊严。奥巴马和希拉里这样的精英天天喊着机会平等这样的空话，实际上人民早就受够了这些精英和他们的谎言了，当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碰上了精英们的骄傲自满，民众的愤怒就被点燃了，最后把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改变？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公民生活的三个层面，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工作的尊严，以及成功的意义。大学文凭是否应该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成为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呢？实际上，大学所扮演的这种筛选角色，不仅损害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也损害了那些大学自己。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时任校长James Conant，他想去改变美国原来世袭的精英培养模式，换成一种选拔式的精英培养制度。
以今天的结果来看，他基本算是成功了，今天美国和英国高校再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贵族的学校了，学校融合了各个阶级和种族的人。但他有一个设想没实现，新的精英选拔制度并没有促进阶级间的流动，因为今天精英们已经想出了一整套世袭的办法，把他们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他们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精英。
美国的大学并没有起到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Raj Chetty和同事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覆盖了从1999年到2013年来自1800所美国高校共三千万美国学生的经济情况，看看大学帮助了多少穷人家庭的孩子，从收入分布的底层20%，通过读大学跃升到收入前20%，大家来猜一猜答案？研究结果是比例相当低，只有不到2%的穷孩子毕业后获得了高收入。哈佛大学是接近2%，普林斯顿是1.3%，当然，如果考虑到这些名校从一开始就基本没录取穷人家的孩子，这个数字就更低的可怜了。公立大学也没好到哪去，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阶级流动率仅为1.5%。
既然大学并没有帮助穷学生获得高收入，为精英主义辩护的人很明显错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想法自然是再努努力，多给些奖学金，让更多穷孩子上大学，通过努力实现更完美的精英主义来解决精英主义的问题，就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试图解决过度市场化带来的问题的时候，给出的方案永远是需要进一步市场化一样。
但关键是，这个理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先把这些没成功的穷孩子放在一边，看看精英主义对家境好的孩子们的负面影响。几十年前，美国贫富差距没这么大的时候，没这么多人想上名校，上大学也挑选离家近的，大学排名也没像今天这么重要。但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大家越来越担心阶级下跌，名校的吸引力愈发强大。家长们也开始恐惧，精英父母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优势传给孩子，更多的介入孩子的生活，管理他们的时间、盯着他们的成绩、指导他们的活动、打磨他们的简历，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在搞充满压力的军备竞赛，到了大学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培养模式，经常很难去平静地去探索大学生活，去思考自己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要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三倍，藤校中大概有30%的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我估计哈佛校长Conant当年也没有料到他所推崇的这种排名淘汰式的教育会带来这样残酷的竞争。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绝不应该是实现更完美的精英主义，让大家进行军备竞赛，搞内卷。我们必须去思考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去修复后浪们扭曲的心灵，更是去修复被精英主义和竞争排名破坏的社会。
所以，精英主义的暴政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让没有成功的人有一种挫败感和被排挤感，另一方面是让成功的人时时刻刻充满焦虑和追求完美，用精英主义的傲慢去掩盖他们脆弱的自尊。精英主义给不了人们自由和自主，更带不来人和人之间的团结。欺压失败者的同时，精英主义也在压迫着精英自己，精英主义已经成为了新的暴君。
那些拥有完美简历的人，非常容易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其他欧洲国家也类似。因此，设计这样一个把大学文凭作为“好”工作和幸福生活敲门砖的经济体，是相当愚蠢的，它贬低了大部分人对社会做的贡献，忽视了职业院校的重要性。鼓励人民去读大学是好事，为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好，但是这不是解决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方法。
要实现和谐与团结，仅靠大家一起购买商品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保障尊严和基本收入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让我们自豪地说 “我帮助建设了这个国家，参与了伟大的公共事业”。可惜这种公民情感，在当今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少见。我们经常假设赚钱多寡，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马丁路德金解释了这为什么是错误的，在他被刺杀之前，他回想起田纳西州孟菲斯清洁工人所发起的罢工事件，他说：“归根结底，捡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他们不工作，疾病就会蔓延”。
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糊口，更是为了为公众利益做贡献，我们需要尊重那些真正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这次的疫情让这个道理更加清楚，我们其中一些人可以在家里开Zoom会议，远程工作，但我们其实非常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劳动者：送货员、维修工人、超市员工、仓库工人、货车司机、护士助理、快递员、育儿员，他们可能没有大学文凭，也不是薪资最高或是最光荣的工作者，但现在，我们将他们视为不可或缺的人。
我们需要一起讨论，讨论如何使他们的薪水和所获得的认同能够与其工作的重要性保持一致。我们也需要去质疑精英主义的傲慢，是否贬低了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我的成功是否源于我的好运气，让我出生在一个优渥的知识分子家庭？因为自身的成长环境，让我很难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困境。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促使我们变得谦逊。这种谦逊的精神，培养学生需要，培养公民的美德，更需要。疫情这个契机让我们可以从分裂彼此的自私的成功观走回正轨，引领我们超越独裁的精英体制，走向一个少一些怨恨，更加慷慨的公共生活。
上半集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能对这个话题有一些疑问，比如特朗普究竟是靠什么上台的，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缓和矛盾吗？精英是如何暴政的？怀疑精英主义是否会激化反智主义？平权法案有用吗？顶尖大学应该怎样录取学生？精英主义奖励了勤劳奋斗，为什么还反对？以及，我们能做什么，要怎样改变。在下半集中我将一一解答。
这期节目很多观点都来源于Sandel教授的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目前应该还没中译本，英文好的朋友可以找原作来读。如果大家觉得有所收获，还请三连转发给朋友，为了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讨论这个话题，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