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cel rovsion
这两年大家越来越热衷谈论“阶级固化”这个概念，无论公共舆论情绪赋予这个词多少批判性，无法否认的是“阶级固化”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的是以当代中产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对于阶层上升的追求，以及让后代实现阶级再生产的期望。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聊聊当代中产阶级的阶级再生产问题。
改开初期的单位制时代
在早期研究中，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集中在两条线索，一个是稀缺性的公共品（如教育、户籍权利、医疗等）的再分配逻辑，一个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元。前者决定着纵向的资源配置，这决定着资源所有和抗风险能力的分化，后者决定着人员要素的流动性和经济空间分割。而这两条线索综合反映的一类群体行动的集合，我们往往叫做阶层共同体，共同体意味着需要有共同认可的标准的，即使内部有诸多分化，但保留有共同的利益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整体社会还保留着单位制的基础，⾏政秩序保证着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政科层权⼒的有效性，同时行业系统构成的“条条”和本地性社区构成“块块”构成了以“单位办社会”的方式构成了我们早期的社会交互网络和社会秩序的总体安排。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闯关并存的双轨制，企业中⼈事、资源和经营等⼀切活动等中间配置和外部有限市场化的双轨秩序，构成了基本日常生活空间。
依靠单位制，从稀缺性公共品的分配上看，单位提供的不仅是工资，还有连住房标准、电话安装、汽车配备、职工基本保障、医疗、食品定点供应、职工生活用具等等。而从社会基本元组织来看，企事业和指令计划共存的治理代理主体，吸纳了整个城市生活的运行法则，职工/家属大院生存空间以及编制身份构成市民阶级网络也被纳入总体计划之中。
于是，在单位制的时代，社会分层主要是“在编职工/其他身份”构成的分层体系，有限市场化构成了一系列副产品的交易但无法提供外部性的公共品分配。
解体的90年代
而在九十年代，诸多改革之后，单位制实质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化逐步在九十年代末到世纪初的黄金十年导致了巨大的人力资源要素流动。单位制不仅发生解体，原有单位制的后代尤其是七零八零后开始直面市场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
所以，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公共品分配实际上是在变卖单位制时代的积累。至少包括两个线索，1.原有市民阶级中占据行政层级较高位置的人士在第二代面临市场化语境时，将某行政资源变现，比如第一代从原体制地产商早期拿地的审批便利，以及第一代制造业老板的靠大胆和极度粗犷的上下打点积累的基本盘。
2.高竞争教育选拔带来的的分配。从90年代开始高考逐步占据着人才分流的主体地位，而此时的教育竞争建立在单位制时代较为平均的教育资源分配和全国统一招生的统筹背景下，教育回报率变得尤其可观。这种教育回报率使得能通过考验的学生群体，无论是农村还是原市民阶级，都可以通过体制性分配和市场就业进入到更高的社会分层并稳定生根，教育回报率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纵向流动性。
而这两个机制，同时兼顾了单位制的解体性转型和市场化初期的需求，而这一代人至今还是各个领域的主导群体。而此时，原有双轨制的融合导致了编制身份的混杂化，以及人情共同体的螺旋错位。处长、改制厂长、企业主、高校教授、事业单位领导、成功的个体户、有社会资源的市民阶级等等这些在单位制时代属于“跨系统”的不同群体，在这种双轨制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共同的群体行动和具备共同利益的社会网络，形成了基于结构的新身份认同和世代记忆，也秉承着人身依附体系的社交文化和保守的市民阶级家庭观。
当然，这已经是第二代的传承链条，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再生产范畴。再生产原本是指资本家生产扩大时期的再投入，而我们可以把再生产借用到分析社会阶层保持自身阶层稳定和提高整体阶层流动门槛的过程中去。
房产与市民权
新世纪的另一条分层线索，来自于房产。市场化的商品房本身脱嵌于单位制的住宅分配，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单位制时代的住宅属性。住宅是具备公共品性质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市民权，住宅和户籍一起构成起了本地公共服务的基础性门槛。而这种公共品和商品房绑定放入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体系之后，商品房开始集中体现其“一价定律”的原则，其价格同时体现为本城市公共资源积累水平、经济向心力和资本回报率水平。
尤其是学区房制度后，教育作为共和国最强的纵向分配机制，被放入市场化配置后，房产持有和市民权的同构更为明显。
而市场化配置之后，教育回报率带来的雇佣劳动下的人力资本增殖预期和房产为主要标的构成的资本回报率预期开始渐行渐远，这既加深了一线城市和所谓新一线城市公共资源的集中和经济岗位创造的集中，也极大抬高了市民权赎买的进入门槛。
当代中产的行为逻辑
这里我们引入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和英国社会学家帕金强调过的社会分层再生产中的几个概念:
1.强制。强制这个概念在达伦多夫适用于阶层群体分析的，即群体的群体行动不一定是自发行动的总和，很多时候是基于潜在共同利益的规范性强制行为。
2.群体/准群体: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当代阶级意识被资本主体切割和分化的语境下，大量阶层的共同行动不完全按照阶级意识作为行动根据，而是一个潜在利益集团的准群体在共同体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对于自身阶层利益辩护时候的共同行为。
3.集体排他，帕金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强调阶层的社会排他行为是为了塑造它的合法性，阶层通过强调自己诸如“三代积累凭什么比不过你十年苦读”的狗屁话语来强调自身合法性。本质上，它是一个社会集团采用合法手段牺牲下层集团的利益。
相比于单位制的总体安排社会，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既有阶级不可能保障自己的后代不发生向下流动的现象，也不可能阻止暴发户进入本阶级，于是排他行为出现了，一种是基于进入门槛抬高的集体排他，另一种是基于阶级身份歧视或者价值共同体歧视的个体排他。
这三个概念核心是想解释一个吊诡的晚期资本主义特有阶层——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个中产阶级和恩格斯探讨的基于稀缺性技术技能的中间阶级不一样，他们的主要分层驱动大部分并不是基于技术本身，而是进入时间较早，无意识赶上了教育回报率最高和房产增殖最高的时代，早期低成本完成置产，转型租金食利阶级或多元投资者。
而我们这里说的中产阶级和19世纪中期欧洲出现的中产阶级又不一样，鲁滨逊漂流记描绘的中产阶级画像，那时间不仅仅中产阶级不仅在本地有产业，家里几个儿子，有在本地议会当议员参与立法，有当律师，自家还有钱合伙运营一条三桅货船和港口货栈，还能投资美洲种植园产业。
相比而言，当代中产集中由房产护城河稳固地位老市民阶级、世纪初进入都市的租金食利阶级、靠房产巩固资产的低端制造业老板、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技术阶级等组成，这些人比起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实在是脆弱到不行，随时处于社会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阶级下滑中。甚至三四线城市、县城里参与实质性社会资源分配的政治家族们可能更像19世纪的中产一些。
当代中产阶层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概念，1.强制，这个阶层社会结构复杂但是基于共同利益强制性在某些共同利益倾向上保持极度类似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甚至可能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跟从。
2.群体/准群体，作为潜在利益共同体，在共同利益受损的时候会摒弃内部分化产生群体性行动，比如置业高端小区的业主群体发现被认为划了几幢楼给人才公寓或廉租房，内部分化的业主群体可以产生极度一致的激进行为，要求把人才公寓圈养起来，设置围墙等等。
类似的，还有中产为主的某些初高中学校由于对口扶贫让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或贫困地区人员子女就读，可以引起激进性反弹和对相关部分的舆论讹诈。这些都是类似的例子，中产阶级对于共同利益中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和公共品的配置有着极度敏感的利益底线，而这些本身也是保障他们阶层再生产的最主要质料。
3.集体排他。出于对于再生产失能和阶级下滑的恐惧。群体上来说，同阶层会很乐于通过制造共同话语来辩护自身阶层的合法性，包括上文提到的“三代积累为什么要输给你十年苦读”，类似的还有“xx人xx城”，“房价是筛选人才的机制”等集体排他。个人排他则基于“地域偏见”，“消费品味”和基于印象流的出身统计歧视。
中产阶级再生产的无力
而这一历史制造的阶层的这三种集体行动驱力，产生的核心原因在于，此刻整个阶层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再生产机制的缺失。
正如上文，整个阶层伴随着这种世代记忆建构，这个新阶层被历史推到前台，却陷入下滑恐惧之中，上文整个导致这个时代社会分层的驱动力里面他们能够找到的只有教育再生产。伴随着教育市场化对原有低价高质的公里教育投入的稀释，教育资源在中产阶级群体中出现了结构性的供应不足。
教育军备竞赛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教育再生产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教育公共品的市场配置导致入门门槛提高，第二是对子女的培养本身是对于人主体性的培养，这本身不是单纯高压投入就一定获得产出的活动。
公立和混合制的义务教育机构伴随产业化开始放弃以往公立教育师长制下呕心沥血的教育责任，相当部分开始模仿美国公立教育搞三四点钟下课，开始引入大量所谓素质教育的家庭活动和作业，家长委员会成为供给这种教育产业模式的外围，并成为入学后教育军备竞赛的衍生战场。对于教育稀缺性的焦虑和教育再生产不确定性的恐惧，造成了教育投入的再生产狂热。
专业群体对教育或技术资格（qualifications）的占有，使得依附于新兴资本的专业群体也成了当代中产阶级的又一来源。
在专业群体的层次上，集体行动的策略是保护其群体利益。我们很容易发现职业群体集体行动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职业群体对于位置比其低的下层职业群体的集体行动战略是教育背景分割，以实质性的毕业院校极其校友圈为主。第二，对待同阶层的战略是职业协会与劳动分工功能位置之间的竞争。第三，集体行动对待上层的战略是，从依附性资本那里获得稀缺性职业性保护，如垄断保护或者社会人身依附。
但这个群体除了刚才提到的教育再生产焦虑以外，还有结构性的行业周期变迁和稀缺性丢失。在资本青睐和热钱涌入的行业蓝海期，专业群体供给的稀缺性导致了较高的议价能力，资本带来的行业整体性收益给予资本家更多利润空间去赎买专业人群，达成对于人才池的垄断。
但是，专业能力稀缺性是不可持续的，当整个行业转入成熟期，技术生产机制开始体系化和标准化，项目管理模式开始模块化。专业群体承担的只是一个行业细分的某一条业务线的某一模块的某一小项，甚至全能性的专业知识开始异化成标准化技术管理的一部分。
而且资本青睐行业转入成熟期后，对于人力成本会变得敏感，通过合法性手段和所谓市场化机制，开始对冗余的庞大人力开支伴随业务精简，进行整体性裁员或者下调劳动保障和劳动尊严条件。典型的比如这两年互联网寒冬下的996和裁员潮。
这些都使得不真正掌握资本的新阶级陷入无穷焦虑之中。
然后我们再说说中产的另一来源，私营工商业主，这里主要探讨三类，以民间借贷金融杠杆维持基本产能的小制造业主，以传统渠道稀缺性为主的传统渠道商，以及依附于体制的外围外包商。
当下，小制造业主要么通过多元经营或者房产投资转型上岸，细分领域靠一两项技术升级成果苦苦支撑，要么在期货倒闭状态，已经完全错过了产业升级的窗口期，并成为高杠杆低效产能，慢慢被地方信用体系抛弃。
传统渠道商被电商平台将渠道溢价压缩到的极致，而线上线下双轨制零售，实体店铺面临着商业地产租金的周期性震荡，租金高企，也不敢重资产置业；电商平台的商户管理模式开始干涉入场运营的质效，包含对低销量进行统一打折，压货款和流水等干涉模式，传统渠道商无论转型不转型，都处在生存自主权无法收归自身的状态，最大的保险性上岸还是靠房产。
体制外围依赖于长期的人身依附和打点，随着高层级监察和外部审计，以及关系成本的提高，对能够接外包项目的外围群体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而大部分外围商的盈利模式是合作伙伴的转包模式，除非经营者有强势社会关系来变现，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寡头化挤出和信息化建设和大数据项目外包商的挤压，也几乎丧失了再生产的机会。
最后，我们说说传统市民阶级。一二线城市的传统市民阶级拥有房产增殖带来的纸面资产和无压力的高现金流，已慢慢转型为租金食利阶级的模式。而他们的阶级再生产方向，往往取决于家族第三代的事业取向和婚姻配置，然而三代们能够挤入的雇佣劳动结构和负担不起“市民权”的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家族的资产只能供给其一代人的理想消费，无房产压力，更宽松的消费生活，但几乎无法靠下一代自己完成再生产，甚至由于自身往往非经历过高强度内卷的教育竞争，而在教育军备竞赛中也处于未必有利位置，就算从事消费产业甚至于网红产业也只是把自身出生自带的资源作为前台呈现，换取猎奇性的注意力收益。
其次，对于整个中产阶级来说，婚姻配置对于风险的抵御作用被高流动性和高不确定性的社会进一步削弱，而婚姻资产配置的收益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原有市民阶级的同圈层婚配被后工业的人力要素流动和个体主义价值认同冲击到几乎溃散，男权异性恋婚姻无论跨地域跨阶级还是同圈层婚姻都慢慢超出了父母一辈基于家族资产配置和再生产的逻辑掌控，在婚配行为中，低位者吃绝户和寻求上升机会，高位者要保证自身资产和个体安全，形成了种种奇怪博弈和奇妙迷惑行为大赏。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到过一种名为“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的社会危机概念，是指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期望失衡以及社会实现手段的贫乏构成的现实性矛盾，和这种阶层冲突图景里面各群体的常态化摩擦带来的社会风险。前不久，我国刚刚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显然，在“阶级固化"越来越被热议的当下，为了实现我们的远景目标，如何整合和协调这种结构紧张，以及运用再分配手段保障社会总体再生产的可持续性，恐怕是必须探寻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