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畅/李健华
编辑：余佩颖/周哲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1990年初，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启程回京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回答说：“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1]。”总设计师当即回答道：“好，我来讲！”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2]。”
总设计师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再作出正式决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一周后，邓小平再度谈起上海：“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那年春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亲自率队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报告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从而把浦东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但要知道，1990年以前，浦东100多万15岁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中小学里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同时达标的仅有7所；卫生机构有50多个，没有一所三甲医院——对上海人来说，浦东就是乡下。
事实上，“浦东”在90年代之前还只是黄浦江东岸的一个泛指概念，占上海整体的比重仅为8%。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浦东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概念。
李鹏后来回忆道，“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就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3]。”后来朱镕基对“新区”这个概念做了个诠释：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4]。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着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1994年的春节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视察。春节前，他在寒风细雨中视察了浦东，回北京时他嘱托送行的上海官员，“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1993年到访上海，称浦东开发计划不过表面文章，将其比喻为俄罗斯的“波特金村庄”（泛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在他看来，浦东开发带着太多不熟悉的色彩。
但弗里德曼错了。在接下来的30年里，浦东、上海和中国一起走向了繁荣，它的磅礴和恢弘，将给世界带来了持续的震撼。
